英語說不好，so what?

美國華裔第二代移民，十之八九不諳中文。聽得懂能說幾句“母”語，已是大幸，至於能寫能讀，幾近椽木求魚。美國許多華裔父母對子女教育管教之嚴，幾達威嚇利誘之境，令老外咋舌。不過這只限於學校教育，至於母語教育，因為英語至上白人至高心理作祟，華裔家長多是任由孩子“自然發展”。

美國華裔推崇英語看輕母語，有人以為是國情使然，在英語國家，難免如此。但我認為這觀點忽略文化的深層價值觀，追根究底，其實是一種殖民心理。蓋這種英語至上的心理，不限生長於英語國家的華裔，甚至連中國亦如此。中國大學生中文普遍滑落不算新聞，但情況原來更糟，最近上海復旦大學舉行漢語大賽，中國隊竟輸給外國隊，引起學界嘩然。評論者認為，當英語地位在中國被抬高至無以復加的程度，上大學、讀研究所、評定稱職、錄用人才等，大事小事考英語，學生自然將精力投入外語，母語怎麼可能不拙劣？

這種過份推崇英語的心理，在中國大陸如此，我國大馬何嘗不是也差不多？說它過份，因為崇拜之情已非理性。且讓我舉例一二，便不難明白。比如說大馬華裔年輕人的一些活動，大家明明都會說華語，但偏偏就愛以英語交談，不過最大的問題不在於用英語交談，而是使用英語的心理。有讀者讀我文章，電郵我自我簡介時，自謙中文不好，因為“中學受英文教育”。這年頭大馬除國際學校，中學哪來英文教育，後來追問，果不其然，明明是國中生，何必說是受“英語教育”。更甚的是，不少不諳華語的華裔，一點都不為自己聽不懂不會說母語感羞恥，反而看不起那些英語說不好的華人，以為英語說不好的人很kampung。身為大馬華裔，馬來文不行，華文不好，英文不太通，三者之中，如果真要不好意思，到底應為哪一語文欠佳而多感一點虧欠？我發現，國內有些華裔年輕人說自己不懂華語或華語不好時，不但沒有一絲羞愧與難堪，反而還有點自豪飄飄然，以為如此能間接“證明”自己英語行；那種表情，實在病態。

英語至上的心理，在華人世界不算新鮮。由於第三世界國在國際權力級、資源分配、政治地位系統處於低級、隸屬或邊緣的群體，對“中心”有一種過份崇拜的心理，以為那就是“標準”，輕視自己文化與母語，以為是落後象徵。這正是殖民帝國一直以來想方設法建構的心理，以利統治。如今明目張膽的殖民主義不見了，但許多第三世界的老百姓卻未擺脫西方殖民國家在文化意識和知識形式的殖民狀態。後殖民主義就是要批判這種沒有帝國之名的帝國主義。

若要突破這種病態的殖民心理，我們必須開展極具挑釁性的文化。美國人對名字的書寫是姓氏在後，名字在前；我在大學教書時，就堅持我的英文名字就如中文名般，姓在前名在後。這已成了我教授社會學第一堂課的開場白，我讓我的同事與學生知道這是我的文化，世界不都是如美國“想像”般的，或以西方為絕對唯一的標準。這是樁小事，但對我而言，這是一種對內化殖民意識的自我根除，是一種後殖民文化抵抗之政治與意識活動，向西方人表示“我也可以教育你”。這不是一種敵對位置的倒轉，而是一種新的權力關係之交融，意味對一個知識領域掌握復原和重新賦予活力的權威，強調一種關係的平等，倡明“我們可以彼此學習”。

對於英語說得好的人，我們可以羡慕，但不必自卑。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自由女神下．歐陽文風．31／07／2005

天上飛的地上走的

長途飛行

長途飛行是一種修行。十幾個小時，穿越不同時區的噴射機之旅，已經成為現代人必修的功課。尤其在節日的長假期，飛機上擠滿了旅行團和要回家團聚的遊子，每個人都要擠在那個窄窄的位置上，呼吸那些充滿壓迫感的空氣，也在呼吸這種愛恨交織的必要之惡。

也許唯一的救贖是閱讀和睡覺。帶了幾本最新的雜誌，看了一會兒就睡著了。但在飛機上睡覺，永遠不會睡得很熟，在萬呎高空上，夢境好像要被地心吸力牽引，恍恍惚惚之間又會被驚醒，因為附近總會有一個嬰孩的哭聲，讓你覺得這些純真的聲音是如此可怖。

我只有站起來，躲到洗手間去洗一個冷水臉，然後開始在飛機上走動一下，從後面走到前面，再從前面走到後面，這也許是避免經濟艙症候群的招數，避免四肢在被困住的空間內僵硬起來。我向空中服務員要白開水來喝，不斷用水來沖走那些煩厭與焦慮的感覺。

飛機上開始放電影了。我站在機尾的角落，看一齣好萊塢大片，不戴耳機、沒有聲音、只看字幕，居然也看得津津有味。但不久嬰兒的哭聲又再響起，就好像電影的背景音樂，但我在這一刻已沒有了焦慮，反而覺得這是一種試煉，因為長途飛行就是一種修行，要在一個高空的囚籠中修成正果。

洛城開車

看天皇巨星湯告魯斯改演反派，在《同行殺機》（Collateral）中，演一個在洛杉磯晚上連幹6人的殺手，他雇用一名計程車司機，跑遍了整個城市。電影罕有地拍出洛杉磯的另一種美感，有一種沉鬱的美，也有一種城市荒原的魅力。

我在洛杉磯只住了大半年，匆匆的來，匆匆的去，一切都因為新聞。1980年間《美洲中國時報》在美國創刊，編輯總部開始時設在洛杉磯，我當時在柏克萊加州大學工作，被老同事及老東家徵召歸隊，從舊金山開車到洛杉磯報到上班。

這城市具有罕見的龐大資源，即使在紐約住了很多年，也還是被洛杉磯的大都會所感動，尤其這城市的感覺是以汽車的行車時間來衡量，就好像電影中的計程車司機，會計算從甲地到乙地的時間。

也許就是在洛杉磯的生活，使我愛上了汽車美國，體會汽車與人的愛恨關係，一方面開車馳騁，是個人自由的延伸，另一方面也常使人深受塞車之苦，陷在高速公路的車海中，暫時失去了自由。但在南加州的巨大腹地中，開車可以駛進很多意外的驚喜。我永遠不會忘記，第一次買一本洛杉磯地圖，竟是厚厚的一本書，原來這個大都會藏有五十多個“城市”，市中有市，環環相扣。那本翻不完的地圖，成為我在這城市荒原中尋尋覓覓的指南。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撫摸心跳．邱立本．31／07／2005

<<星洲日报>>报馆一日游

感谢拉曼学院的华文学会, 让我有机会踏入<<星洲日报>>报馆总社。

<<星洲日报>>从动荡的八零年代末期一路走过,经历了停刊和复刊的考验，至今已在大马设立了五间印刷厂，并创下全马销售四十万份的漂亮成绩。

新闻部工作态度严肃而紧奏；文教部却是来得轻松些。而我则喜欢前者的忙碌，但也向往后者的悠闲。

科技资讯的发达为报馆的作业带来许多好处。从写稿、审稿到编辑的程序，都是由一个电脑系统来处理，因此省下不少时间和麻烦。

原来副刊是比新闻版提前印刷。所以当我们看见明日的星洲广场和周刊时，感到莫名的兴奋，仿佛拥有预知明日事的能力。

听了文教部的职员分享身为一名记者的趣味和心酸的经验，知道我也和他们一样，是为理想与华人文化而奋斗，我祈祷，但愿我们心中的这把野火永不熄灭。

在此，我向全体华文媒体工作者致敬，谢谢你们，让我这一代和下一代可以继续阅读与接触华文，并引以为傲。

藏在心中的小鎮

MM，
我畢業了。

我正坐在陽台上，近傍晚的陽光穿過樹林，把長長的樹影灑地面上。剛下過一陣雨，到處還是濕的。我點起一根煙，給自己倒了一杯紅酒，看天空很藍。煙，緩緩繚繞，消失，我開始想那過去的日子。

是不是所有畢業的人都會感到一種慢溫溫的留戀和不捨？我要離開了，離開這個我生活了一輩子的小鎮——我的「家」。我開始想，我的「家」，又是什麼呢？最重要的不是父母（MM別生氣啊），是我的朋友。怎麼能忘記那些星期天的下午，總是蹉跎逗留到最後一刻，假裝不記得還有功課要做。在黑暗的大雪夜裡，我們擠進小鎮的咖啡館喝熱呼呼的茶。在夏日明亮的午後，我們溜到小鎮公園的草坪去踢足球，躺在池塘邊聊天到天黑，有時候水鴨會嘩一聲飛過我們的頭。

一個只有兩萬人口的小鎮克倫堡，聽起來好像會讓你無聊死，尤其對我們年輕人，可是，我覺得它是「家」，我感覺一種特別的眷戀。人們可能會以為，這麼小的小鎮，文化一定很單調，裡頭的居民大概都是最典型、最沒個性、最保守的土德國人。其實正好相反，克倫堡國際得很。就拿我那三個最好的朋友來說吧，你或許還記得他們？

克倫堡的「混血黨」
穆尼爾，是德國和突尼西亞的混血，生在沙烏地阿拉伯，然後在杜拜、突尼西亞長大。佛瑞弟，跟我「穿一條褲子」的哥兒們，是德國和巴西的混血，會講葡萄牙語、西班牙語、法語和英語，除了德語之外。大衛——一看這名字你就知道他是猶太人。大衛的母親是德國人，父親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也會說意第緒語。然後是我自己，是德國和台灣的混血。我們四個死黨走上街時，簡直就是個「混血黨」。但是你要知道，我們在克倫堡一點也不特別，我們這樣的背景幾乎是克倫堡小鎮的「典型」。死黨外一圈的好朋友裡面，我用手指可以數出來：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土耳其人、西班牙人、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韓國人……，當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確實有時候會引發爭執，但是大部份的時候，「混血兒」和「混血兒」還處得特別好，特別有默契。

譬如說，我們隨便到一個空的足球場，準備踢球。不管認不認識，人數一夠，就開始組隊比賽。幾乎每一次，會自然而然分成兩隊：德國隊和國際隊。凡是有國際背景的就自動歸到國際隊去了。這和種族主義沒任何關係，大家只是覺得這樣比較好玩。我自己從來沒有因為我的中國血統（還是應該說「台灣血統」？我搞不清楚，MM）而受到過任何歧視。而且，我們常常開種族差異的玩笑。

遺憾，不捨
昨天我和佛瑞弟，還有佛瑞弟的金髮女朋友一起看足球賽。剛好是巴西對阿根廷——兩個不共戴天的世仇。佛瑞弟當然很激動地在為他的巴西隊加油，我就故意給阿根廷加油。足球賽一定會引發政治和文化的衝突的，很快我們就變成真正在爭吵，巴西人還是阿根廷人比較傲慢、愚笨、醜陋等等。吵到一半，佛瑞弟的女朋友好奇地問，「如果你們兩個人都是純粹德國人的話，會怎麼樣？」

我們愣了一下，然後兩個人幾乎同時說，「那我們會悶死，跳樓算了。」多國文化，就像湯裡的香料，使生活多了滋味。

我馬上要去香港了，那是一個多麼不一樣的世界。我發愁的是，我怎麼跟我的克倫堡朋友們說再見？你怎麼跟十年來都是你生活核心的好友說再見，而心裡又知道，人生岔路多，這種再見很可能是永遠的？甚至那些你沒有深交，但是很喜歡的人，你還沒有機會去告訴他們你對他們的好感，以後，他們將從你的人生完全地消失。我感覺一種遺憾。你或許會說，安德烈，人生就是這樣，一條線往前走，沒什麼好遺憾的。我知道，但是，我還是覺得遺憾，不捨。

所以我坐在這陽台上，細細回想我們共有的美好時光，把回憶擁在心裡，往前走，但是知道我來自哪裡。

安德烈


安，我也聽一個尼加拉瓜人這樣講阿根廷人：在酒館裡，一個尼加拉瓜人問另一個尼加拉瓜人，「ＥＧＯ是什麼？」被問的人答道，「就是在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的一個小阿根廷人。」旁邊一個阿根廷人聽到了，站起來粗聲質問，「你說『小』阿根廷人，什麼意思？」

你不用道歉，我明白我不是你最重要的一部份。那個階段，早就過去了。父母親，對於一個二十歲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棟舊房子：你住在它裡面，它為你遮風擋雨，給你溫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房子，你不會和房子去說話，去溝通，去體貼它、討好它。搬家具時碰破了一個牆角，你也不會去說「對不起」。父母啊，只是你完全視若無睹的住慣了的舊房子吧。

我猜想要等足足二十年以後，你才會回過頭來，開始注視這沒有聲音的老屋，發現它已殘敗衰弱，逐漸逐漸地走向人生的「無」、宇宙的「滅」；那時候，你才會回過頭來深深注視。

你畢業了。好幾個鏡頭重疊在我眼前：你從幼稚園畢業，因為不了解「畢業」的意思，第二天無論如何仍舊要去幼稚園。到了那裡一看，全是新面孔——朋友全不見了。

你呆呆地站在門口，不敢進去，又不願離去，就站在那門口，小小的臉，困惑、失落。「他們，」你說，「他們，都到哪裡去了？」 然後是上小學第一天。老師牽起你的手，混在一堆花花綠綠、嘰嘰喳喳的小學生裡，你走進教室。我看著你的背影消失在門後；你的背著書包的背影。

一次次的離開
在那個電光石火的一刻裡我就已經知道：和你的緣分，在這一生中，將是一次又一次地看著你離開，對著你的背影默默揮手。以後，這樣的鏡頭不斷重複：你上中學，看著你衝進隊伍，不再羞怯；你到美國遊學，在機場看著你的背影在人群中穿插，等著你回頭一瞥，你卻頭也不回地昂然進了關口，真的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畢業，就是離開。是的，你正在離開你的朋友們，你正在離開小鎮，離開你長大的房子和池塘，你同時也正在離開你的父母，而且，也是某一種永遠的離開。

當然，你一定要「離開」，才能開展你自己。　

所謂父母，就是那不斷對著背影既欣喜又悲傷、想追回擁抱又不敢聲張的人。

你有一個「家」，而這個「家」是克倫堡小鎮，安德烈，這不是偶然的。這要從你的母親開始說起。如果你用英文Google一下你母親的履歷，你會發現這麼一行描述：「生為難民的女兒，她於一九五二年出生在台灣。」難民，在英文是「庇護民」（r e f u g e e），在德文是「逃民」（Fluchling）。所謂「逃難」，中文強調那個「難」字，德文強調那個「逃」字。為了逃離一種立即的「難」，「逃民」其實進入一種長期的、緩慢的「難」——拋棄了鄉土、分散了家族、失去了財產、脫離了身分和地位的安全託付、被剝奪了語言和文化的自信自尊。「逃」，在「難」與「難」之間。你的母親，就是二十世紀的Diaspora的女兒。

所以她終其一生，是沒有一個小鎮可以稱為「家」的。她從一個小鎮到另一個小鎮，每到一個小鎮，她都得接受人們奇異的眼光；好不容易交到了朋友，熟悉了小鎮的氣味，卻又是該離開的時候了。她是永遠的「插班生」，永遠的new k i d o n t h eblock。陌生人，很快可以變成朋友，問題是，朋友，更快地變成陌生人，因為你不斷地離開。「逃民」被時代的一把劍切斷了她和土地、和傳統、和宗族友群的連結韌帶，她漂浮，她懸在半空中。因此，她也許對這個世界看得特別透徹，因為她不在友群裡，視線不被擋住，但是她處在一種靈魂的孤獨中。

別做靈魂的漂泊者
她給你一個家，深深扎在土地上，穩穩包在一個小鎮裡，是因為她希望你在泥土上長大；希望你在走向全球之前，先有自己的村子；希望你，在將來放浪天涯的漂泊路途上，永遠有一個不變的小鎮等著接納你，永遠有老友什麼都不問地擁你入懷抱。她不要你和她一樣，做一個靈魂的漂泊者——那也許是文學的美好境界，卻是生活的苦楚。沒有人希望她的孩子受苦，即使他可能因為苦楚而成為比較深刻的藝術家。

我感覺到你信裡所流露的惆悵和不捨。

　 難道，你已經知道，「畢業」藏著極深的隱喻？難道，你已經知道，你不僅只在離開你的小鎮，你的朋友，你同時在離開人生裡幾乎是唯一的一段純潔無憂的生活，離開一個懵懂少年的自己，而且是永遠地離開？那些晨昏相處、相濡以沫的好朋友們，安德烈，從此各奔四方，歲月的塵沙，滾滾撲面，再重逢時，也已不再是原來的少年了。

我又想起你站在幼稚園門口徘徊的那一幕。

你從哪裡來？
是的，我記得克倫堡的街坊國際人多、混血兒多。所以我很高興你一點也不特出。也因為小鎮種族和文化多元，所以我這「外籍媽媽」在任何場合堅持和你們說中文，一點兒也不引人側目，而且德國人羨慕你們在雙語或甚至於三語的環境裡成長。也因此，你知道嗎，安德烈。在台灣，每八個出生的嬰兒裡有一個是「外籍媽媽」生的，但是很多台灣人並不尊重這些「外籍媽媽」的文化和　語言——越南語、馬來語、菲律賓語……，在許多人心目中，這些都是次等的文化和語言，以強勢文化的姿態要求這些「外籍媽媽」 們「融入」台灣，變成台灣人。我想，如果德國人以強勢文化的高姿態要求我不要和我的孩子說中文，要求我「融入」，變成德國人——你覺得我會怎麼反應呢？

心中的小鎮不會變
學會尊重異文化真需要很長的時間。你剛好成長在德國一個比較好的時期，五十年前的德國人，我相信，不是現在這樣的寬容的。納粹時期不說，五○年代對土耳其人的態度也是很糟的。可是國際化真的可以學習，或許對於台灣人，也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而已。但是，那時間很長，而現在在那兒養兒育女的「外籍媽媽」日子可不好過，他們的孩子也被剝奪一個多元的、為母語驕傲的環境教育。　

我最近也碰到一些「奇怪」的人，「奇怪」在於，身分複雜到你無法介紹他。我們還是習慣地說，他是日本人，他是法國人，他是印度人等等，但是對伊里亞你怎麼辦。我們都是柏林國際文學獎的評審，十個評審分別來自十個語文區，我負責華文區域。伊里亞坐在我旁邊，我問他，「你來自哪裡？」標準的見面的問候吧，但是他沈吟了半天，然後說，「我拿的是德國護照。」「喔，」我知道，麻煩了。他自己也不知該怎麼回答「你來自哪裡」這個古老而原始的問題。

伊里亞出生在保加利亞，所以說斯拉夫語系的保加利亞語。六歲時，父母帶著他逃亡到德國，為他取得了德國護照，作為保護。然後他們遷居非洲肯亞，他在肯亞上英文學校，所以他會英語和流利的非洲Swahili。高中畢業之後他回慕尼黑上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於是德文變成他寫作的語言。之後他到孟買去住了六年，又到阿拉伯去生活了幾年，信仰了回教……。　

「你來自哪裡？」　

這個問題，在大流動的二十一世紀，真的愈來愈不好回答呢。然後我在香港遇到了「柔和」。「柔和」是一個印度名字，長得也像個印度人，有著很柔和的眼睛。他若是走在某一個城市某一條街上，人們可能直覺地以為他來自印度或巴基斯坦。但是，不，他是香港「原住民」，已經有好幾代的家族出生在香港，比滿街的香港中國人要香港得多。　

他講英語，拿英國護照，但他是香港人，可是由於血統，他又不被承認是「中國」人；看起來像印度人，但是他和印度關係不深……「你來自哪裡？」你要他怎麼回答呢？　所以我在想，全球化的趨勢這樣急遽地走下去，我們是不是逐漸地要拋棄「每一個人一定屬於一個國家」的老觀念？愈來愈多的人，可能只有文化和語言，沒有國家；很可能他所持護照的國家，不是他心靈所屬的家園，而他所願意效忠的國家，卻拒絕給他國籍；或者，愈來愈多的人，根本就沒有了所謂「效忠」的概念？　

可是不管國家這種單位發生了什麼根本的變化，有了或沒了，興盛了或滅亡了，變大了或變小了，安德烈，小鎮不會變。泥土和記憶不會變。 　

我很歡喜你心中有一個小鎮，在你駛向大海遠走高飛之前。　


MM

作者：龍應台

Demo 22

I am sick
I got cold
and the germs take over my voice
they won't let me speak
and I try very hard
to speak up
during my first presentation in TARC
and my tutor told me just shut up and sit down
I guess I can pass
at least I done my assignment......

When I walked home
I doubted if I am able to be a journalist?
but this problem can't bother my mind
there are much to do instead of being a journalist
there are much to do instead of being a journalist

I like to be a western chef instead of being a journalist
I can prepare my favourite salad dishes within 5 minutes
instead of rewrite my article again and again before printing deadline
I can wake up after 12pm on my off-day
instead of suffer from insomia for assignment
I can appreciate culinary art and slow food
instead of having fast food in Mcdonald in 20 minutes rest time
there are much to do instead of being a journalist
there are much to do instead of being a journalist

有勇有謀才是新世紀智慧

身邊有很多在外地唸書的朋友不論男女都喜歡當夜歸人。有一個自小習武的男生因趕作業的關係至三更四點獨自一個步行回宿舍，聽到他安全無事感到萬分慶幸；另有兩位女生夜半十二點心事煩燥突然提議步行到不遠處的麻麻檔 (mamak stall,a kind of food stall that can be easily found in Malaysia) 喝茶，語氣聽來，萬分自豪。

要保自身安全，首要的原則是不要太早也不要太晚出門或回家。早上晨跑回到家門也會被居心不良者強擄，更何況身處外地的讀書人？現在社會除了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人的變態指數也狂飆，男和女所面對的風險一樣高，畢竟歹徒的品味無從斟察，誰也處境堪虞，並不是胸前有個勇字就可以當掉一切危機潛在，生命無價，應珍之惜之。

新世紀智慧，並不是港產劣質電影所鼓吹的，只要想做就做，不必管後果，才是所謂的有型，in，cool。這種風氣讓我們以為夜半踽踽獨行，不畏天地與壞人就勇氣可嘉，真是大錯特錯，殊不知有許多有心人總在天未亮時匿藏這里那里，伺機待發，一旦看見獨行的獵物，還不喜出望外？稍不小心，還會被殺滅口。

人畢竟是群居的動物，誰能夠擺脫互相依偎相輔相生的宿命？既然3歲到80歲都有成為被獵的機會，身為國家未來領袖的青少年又怎可以白白被犧牲了？

有勇有謀才是新世紀智慧，飽滿知識的腦袋是否擁有足夠的智慧判斷事物的利弊？願與大家共勉之。

星洲日報．新新人類　文：劉玉玲

陳寅恪

1890年出生。

1902年隨兄衡恪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

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上海吳淞復旦公學。

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

1918年又得到江西官費的資助，再渡出國遊學，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籃曼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轉往德國柏林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

1930年任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哲學三係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組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職。

1939年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他是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語漢學教授。抗戰勝利後，陳寅恪再次應聘去牛津大學任教，並順便到倫敦治療眼睛，經英醫診治開刀，不僅無效，目疾反而加劇，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

1949年返回祖國，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10年動亂，他遭受殘酷折磨，他珍藏多年的書籍文稿，都被破壞。

1969年10月7日與世長辭。

星洲日報‧新策劃　文：龍應台

朱光潛

朱光潛是安徽桐城人，歷任四川大學文學院院長，北京大學西語系主任、文學院代院長，中華全國美學學會會長、名譽會長，是中國當代美學研究領域的開拓者。

主要著作有：《悲劇心理學》、《談美》、《文藝心理學》、《詩論》、《西方美學史》、《談美書簡》等。其中《西方美學史》是中國第一部全面系統闡述西方美學思想發展的專著。

1986年3月6日，這位著名美學家、教育家、文藝理論家、同時也是中科院院士的朱光潛逝世，享年89歲。

星洲日報‧新策劃　文：龍應台

蕭伯納 George Bernard Shaw

愛爾蘭戲劇家。生于愛爾蘭首都都柏林，因經濟拮據未能繼續深造，15歲便當了繕寫員，後又任會計。

蕭伯納的世界觀比較復雜，他接受過柏格森、叔本華和尼采的哲學思想，又攻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1884年他參加了“費邊社”，主張用漸進、點滴的改良來改變資本主義制度，反對暴力革命。在藝術上，他接受易卜生影響，主張寫社會問題，反對“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

蕭伯納的文學始于小說創作，但突出的成就是戲劇。1885至1949年近64個創作春秋中，他共完成了51個劇本。前期主要有《不愉快戲劇集》，包括《鰥夫的房產》（1892）、《蕩子》（1893）和《華倫夫人的職業》（1894）等；《愉快的戲劇集》由《武器與人》（1894）、《康蒂妲》（1894）、《風雲人物》（1895）和《難以預料》（1896）組成。第三個戲劇集名為《為清教徒寫的戲劇》，其中有《魔鬼的門徒》（1897）、《凱撒和克莉奧佩屈拉》（1898）和《布拉斯龐德上尉的轉變》（1897）。

星洲日報‧新策劃　文：龍應台

張愛玲

9歲熟讀《紅樓夢》，投稿；13歲發表小說《不幸的她》，也給她一生下了放恣而悲涼的注腳；18歲放棄家財，逃出父親的軟禁；23歲作家生涯巔峰，瘋狂愛上有婦之夫胡蘭成；24歲與胡蘭成秘密結婚；27歲捨棄一生中刻骨銘心的情愛；32歲離滬赴港，開始飄泊；36歲嫁給大近30歲的德裔美國劇作家賴雅；53歲在洛山機，遺世幽居；75歲在中秋節被發現已經死亡。

星洲日報‧新策劃　文：龍應台

大學是人文精神的泉源

來港大之後，做了種種發現，但是最大的發現還在於──人們一般不知道港大曾經包容過、孕育過這麼重要的文化遺產。孫中山算是港大畢業生，大家都知道，而且津津樂道，但是我不免有些“小人之心”，猜測孫中山在港大之所以廣為人知，還是一個政治的尺度在衡量價值。大政治家，人們記得；大文學家，大歷史家，大思想家，沒人知道。沒人知道，是不是因為，人們太不在乎人文的價值？

香港大學以它歷史的悠久和財力的豐沛，一直在為香港培育兩種人：優秀的政府官員，優秀的專業菁英，譬如律師和醫師。在香港的價值觀和語境裡，我也注意到，社會關注的核心一直是香港的經濟發展，求經濟發展，做決策的政府官員和影響決策的專業菁英顯然是極為重要的支柱。

可是，就以政治、律師和醫師這三種行業來說，哪一行是可以不以對“人”的深刻認識作為基礎的呢？對“人”不夠瞭解，政治就不可能為我們帶來真正的幸福。對“人”不夠瞭解，法律將只是文字的繩索，不可能為我們帶來真正的正義。對“人”不夠瞭解，醫學的種種研究和發明，脫離人的終極關懷，可能變成技術的競賽、腦力的遊戲，不可能為我們帶來真正的平安。我們所訓練的學生，將來要領導這個社會走向未來的菁英，對“人”，有多少深刻的體會和認識呢？

人文斷層

所謂人文素養，其中包括美學、文學、史學、哲學──剛好是我今天所談到的朱光潛、張愛玲、陳寅恪所代表的，其實都是研究“人”的專門學問。你可以說人文是所有學科的基礎科學。而如果我們所訓練出來的學生，將來的政府官員、律師、醫生，什麼技術都是一流的，但是獨缺人文素養，獨缺對“人”的最深沈的認識，你會不會很不安呢？

當你瞭解了港大曾經有過朱光潛、張愛玲、陳寅恪、許地山這樣的文化遺產，你就發現，是的，在人文精神上，港大似乎有一個斷層。李卓芬副校長提醒我，這種斷層，和50年代開始，殖民政府因為反共懼共而有心推動的“去中國化”是很有關係的。現在香港跟中國人文思想的“斷層”，不只是香港大學的問題，是整個香港的問題。

他的診斷多麼精確。日本殖民台灣時，也是努力培養農業和醫學的專業技術人才同時壓抑台灣人對思想學科的追求。“去中國化”恐怕還是表面，“去思想化”才更是殖民主義的核心。而今天如果我們意識到問題之所在，加深人文精神的培養，豈不更要成為教育的首要目標呢？

今天的演講，看見校長和幾位副校長都全程在場，看見校友們對港大的前途如此關切，我分外覺得感動。當外面的世界對香港人的刻板印象是“功利”、“勢利”的時候，我自己的發現卻是：香港有特別多滿懷理想主義的有心人，總在尋找為社會奉獻的機會和方式。

重新焊接．整裝待發

因此今天我有兩個具體的建議，一個是比較小的。那就是，希望港大花一筆小小的經費，對港大的歷史做一次徹底的研究調查，讓港大的人文史可以浮現：許地山的辦公室門口，陳寅恪的研究室前，被拆掉的張愛玲曾經住過的宿舍遺址，朱光潛曾經流連忘返的校園山徑、孫中山和蕭伯納曾經演講的陸佑堂……每一個蘊含人文意義的點，都可以豎一個小小的牌子，透過歷史告訴我們一代又一代不斷“提著皮箱”到達校園的十九歲的青年：大學，是一個人文精神的泉源。所有的科學、技術、經濟或商業管理的發明，都必須以“人”為它的根本關照。離開了人文，一個大學，不是大學，只是技術補習班而已。

另一個建議是比較大的，那就是，希望港大在人文上做最重大的、最嚴肅的投資，把原來就有的，從朱光潛、張愛玲、陳寅恪、許地山，甚至於蕭伯納，所一脈相傳的人文傳統，一個斷掉了的人文傳統，重新焊接，重新出發。港大在百年前成立之初的宗旨，就是為中國培育人才。今天我們不必把它狹隘地理解為為中國培育人才，但是為中華文化培育人才，我想是一個當仁不讓的義務。香港或許此刻文化的土讓過於澆薄，但是以香港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條件，它比上海和台北都更有潛力面對整個華文世界，搭出一個人文思想的平台，成為文化的聚光之處。

那麼給予時日，或許將來的港大，會栽培出新一代的張愛玲、朱光潛、陳寅恪。不是偶而南來或者不小心“卡”在香港的文學家、史學家、美學家，而是香港自己土壤裡長出來的才氣煥發的人。這，是我所想像的香港大學的責任。

星洲日報‧新策劃　文：龍應台

人文，人之所以為人

張愛玲、朱光潛、陳寅恪及蕭伯納等名字，看起來似乎遙遠，但其實貼近胸膛，因為人文是人以所以為人的本質和內涵，也是普世性關懷。龍應台希望通過這4名和港大頗有淵源的文人，激發港大的人文成長。昨日已經刊登龍應台演講詞的上半部，今天則是下半部，期與諸君共勉之。

“宣傳共產”的蕭伯納

這時候，或許有人會說，龍應台，你太苛求了。香港是個英國殖民地，對中國文化本來就不熟悉。但是我還有另一個發現。我發現在1933年，當北京和上海各界都在準備盛大歡迎77歲的“和平老翁”訪華之前，蕭伯納先來到了香港，在港大禮堂做了一次演講。

一般坊間的紀錄說，蕭伯納不願意正式演講，只是與學生閒聊，閒聊中，蕭氏說，在大學裡，學生首先要學會“忘記”──“我們聽到、學到的東西，許多是不正確的，要引我們入歧途的。在學校必須學，不學畢不了業，但要會忘記，要將學到的東西忘記。”

可是，我又發現，1933年2月底4日，路透電的消息說，蕭伯納在香港大學演說了，而且報導的標題是“對香港大學生演說──蕭伯納宣傳共產”，中國各報都刊登了消息。

這時，我才將蕭伯納港大之行和魯迅的文章連了起來。魯迅因為蕭氏的港大演說而讚頌蕭伯納“偉大”：“但只就14日香港路透電所傳，在香港大學對學生說的‘如汝在20歲時不為赤色革命家，則在50歲時將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20歲時成一赤色革命家，則汝可得在40歲時不致落伍之機會”的話，就知道他的偉大。蕭伯納是1925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的文學作品、政治思想和對社會的介入，以及他所處的時代思潮，是英語世界裡相當重要的一部份；我們今天1萬4千個港大學生，又瞭解多少呢？

星洲日報‧新策劃　文：龍應台

不吃“敵人麵粉”的陳寅恪

許地山，知道的人可能稍微多些，台灣人早期也讀過《落花生》的小品。胡適之向港大推薦聘請許地山作中文系系主任，在1935到1941的6年間，許地山不但改革了港大中文系的課程內容，對整個香港的人文教育也花了很大的力氣，四處演講，宣揚國文程度和人文教育的重要。

但是，我以前不知的是，許地山如何把陳寅恪帶進了港大的歷史。

陳寅恪的學成過程出奇地多元豐富，幾乎像歐洲概念裡的“文藝復興人”。1902年他就讀日本弘文學院；同年入讀該校的中國學生還有魯迅。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柏林大學、蘇黎世大學、巴黎高等政治學校讀書。1914年因為歐戰爆發而回國；1918年，再度出國深造，先在哈佛大學學梵文，後又轉往柏林大學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學習中亞古文字和蒙古語。在整個學習期間，他培養了閱讀蒙、藏、滿、日、英、法、德、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餘種語文的能力。

1925年陳寅恪回國，成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共事。1940年，陳寅恪為了應英國牛津大學之聘，離開昆明赴香港，準備轉英國，但是歐戰情勢加劇，他因此“卡”在香港。這個時候，許地山就成了留住人才的中間人。

不食日糧、不收日圓

陳寅恪留下，成為港大教授。香港在1941年底淪陷，陳寅恪在飢餓困頓的情況下閉門治學。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就在這段艱苦時期內完成，序末署的是「辛巳元旦陳寅恪書於九龍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號寓廬」。一代大家的學術巨作，在風雨飄搖的斗室中思索，在港大的校園裡寫成。

梁啟超在推薦陳寅恪為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時曾經說：“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比不上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毛澤東訪問蘇聯，史達林曾問起陳寅恪的狀況，表示關心；史達林的《中國革命問題》中引用了陳寅恪。日本人佔領香港以後，據說曾經對陳寅恪做過兩件事：一是送麵粉給他。當時生活物質極端困窘，“大概有日本學者寫信給軍部，要他們不可麻煩陳教授，軍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憲兵隊照顧陳家，送去好多袋麵粉，但憲兵往屋裡搬，陳先生陳師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敵人的麵粉”。第二是據說“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萬圓付寅恪辦東方文化學院，寅恪力拒之，獲免。”

今天1萬4千個港大學生中，有多少人聽說過陳寅恪，或者讀過他的著作？

星洲日報‧新策劃　文：龍應台

散步的朱光潛

儀禮堂後面，有一條山徑，洋紫荊豔麗無比，百年樟樹浮動著清香，九重葛爛漫攀爬。沿著山徑往上到山頂，可以眺望南海上的山光水色。然後，偶然之間，我讀到朱光潛回憶自己的港大生涯：

“我們一有空閒，便沿梅舍後小徑經過莫理遜舍向山上走……香港老是天朗氣清，在山頂上一望，蔚藍的晴空籠罩蔚藍的海水，無數遠遠近近的小島嶼上矗立青蔥的樹木，紅色白色的房屋，在眼底鋪成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圖案……香港大學生活最使我留戀的就是這一點。

朱光潛，是中國當代美學研究領域的開拓者，寫了《悲劇心理學》、《談美》、《文藝心理學》、《詩論》、《西方美學史》、《談美書簡》等等，其中《西方美學史》是中國第一部全面系統闡述西方美學思想發展的專著。在三十年代的北京，從歐洲留學歸來的朱光潛還在家裡主持一個文藝沙龍，每月集會一次，朗誦中外詩歌和散文，探討辯論詩歌理論與創作的各種問題。

沙龍的主要成員有周作人、朱自清、鄭振鐸、馮至、沈從文、冰心、淩淑華、卞之琳、林徽因、蕭乾等人。沙龍所討論和爭辯的問題，又會從小小的客廳裡輻射出去，成為文藝界注目的問題，或者影響到文學和詩歌創作的發展與流變。這是一個中國自由文人的沙龍，摻揉了歐美的風格和眼界，對30年代文學，特別是“京派文學”的形成和風貌，都有了催化的作用。

朱光潛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時說，是港大的4年（1918到1922），“奠定了我這一生教育活動和學術活動的方向。”

今天1萬4千個港大學生裡，有多少人知道朱光潛是誰？

星洲日報‧新策劃　文：龍應台

大學，如果沒有人文──對港大畢業生議會的演講

人文本無國土界線。但這些飄流在空氣里、薀藏在封塵書本的字里行間、或潛伏在世界各大學校園馬角落里的人文因子，會否停落在大學生的心里？當龍應台問，今天1萬4千個港大學生裡，有多少人熟悉張愛玲、朱光潛、陳寅恪、蕭伯納的作品時，我們不盡也要問：馬來西亞的華裔大學生，有多少個熟悉他們的作品？

我的研究室在儀 禮堂，緊鄰著梅堂，是兩座1914年的古典紅磚建築，立在山腰上，望著中國南海的方向。老房子和老人家一樣，每一個房間、每一條縐紋裡，都有故事。我很快就發現，儀禮堂和梅堂原來是學生宿舍，高中剛畢業、才19歲的張愛玲，拖著一口笨重的大皮箱，來到港大校園，就住在這樣的宿舍裡。可是她住過的那一座，早被拆了。

“冷血”的張愛玲

於是我回頭去讀《燼餘錄》，大概在1944年，張愛玲離開香港兩年後，她追憶在港大的烽火歲月。別的作家寫戰爭，可能是憤慨而激昂的、痛苦而濃烈的，張愛玲卻寫得疏淡空曠，好像從一個凹凸哈哈鏡裡去看一個最神聖的東西，荒謬的感覺被放大到極致：

“我們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裏，只聽見機關槍‘忒啦啦拍拍’像荷葉上的雨。因為怕流彈，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戶跟前迎著亮洗菜，所以我們的菜湯裏滿是蠕蠕的蟲……”

她寫香港淪陷後的《歡喜》：

“我記得香港陷落後我們怎樣滿街的找尋霜淇淋和嘴唇膏。我們撞進每一家吃食店去問可有霜淇淋。只有一家答應說明天下午或許有，於是我們第二天步行十來哩路去踐約，吃到一盤昂貴的霜淇淋，裏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她尖銳無比地比較上海和香港：“香港重新發現了‘吃’的喜悅……在戰後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著個衣冠濟楚的洋行職員模樣的人，在小風爐上炸一種鐵硬的小黃餅。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為，新的投機事業發展得極慢。許久許久，街上的吃食仍舊為小黃餅所壟斷。”

“我們立在攤頭上吃滾油煎的蘿蔔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著窮人的青紫的屍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樣的罷？可是至少不是那麼尖銳肯定。香港沒有上海有涵養。”

抽離的冷酷

她對自己的自私和冷酷，有一種抽離，彷彿將屍體解剖學提升到藝術層次去欣賞：

“有一個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蝕爛症。痛苦到了極點，面部表情反倒近於狂喜……眼睛半睜半閉，嘴拉開了仿佛癢絲絲抓撈不著地微笑著。整夜他叫喚：‘姑娘啊！姑娘啊！’悠長地，顫抖地，有腔有調。我不理。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我恨這個人，因為他在那裏受磨難，終於一房間的病人都醒過來了。他們看不過去，齊聲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來，陰沈地站在他床前，問道：‘要什麼？’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給他點東西，不拘什麼都行。我告訴他廚房裏沒有開水，又走開了。他歎口氣，靜了一會，又叫起來，叫不動了，還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她寫黑洞般幽深昏暗的人性，寫人生的荒涼：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裏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人都是孤獨的。”

《燼餘錄》像是一個歷盡滄桑的百歲老人所寫，但是當時的張愛玲只有24歲。讀《燼餘錄》，我發現，使張愛玲的文學不朽的所有的特質，在這篇回憶港大生涯的短文裡，全部都埋伏了。從1939到1942年間，穿梭在儀禮堂、梅堂、陸佑堂的山徑之間一個身形瘦弱的港大女生，可能在同學的眼中看起來“怪怪的”，卻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大河裡一個高高衝起的浪頭，影響一整代作家，形成“張學”現象。

今天1萬4千個港大學生裡，有多少人熟悉張愛玲的作品？

星洲日報‧新策劃　文：龍應台

我們不會被擊倒!

英國媒體週五嚴厲譴責週四在倫敦發生的連環爆炸案，並稱是倫敦和平時期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爆炸襲擊。《太陽報》稱，週四上午繁忙時間發生的爆炸襲擊為“56分鐘地獄般悲慘遭遇”，但強調：“我們絕對不會被擊倒”。《太陽報》的文章說：“憑著紐約、華盛頓、峇厘島、內羅畢、馬德里及現在的倫敦的名義，我們應該進行報復並將罪犯繩之以法。”《每日快報》特別撥出35頁的篇幅，大幅度報導是次的爆炸襲擊。報導說：“我們英國人是永遠不會被打倒的。”

7月閱讀月，天天悅讀天

7月，是國家圖書館定下的全民閱讀月，讓我們一起來閱讀。

今天，你不妨也拿起一本書，至少，讀一頁吧！

想像有一天，鞦韆把你蕩到藍天上。想像有一天，你可以沿著秋天的落葉，騎腳車慢慢到達樹的頂端。想像有一天，你將藍色的汽球一顆顆的鬆綁，放上那佈滿烏雲的天空，創造一幅明信片中絕美的畫面……

想像有一天……書本，帶我們從不一樣的角度看世界，同時給我們無窮想像！

Tire of being ambitious

Community Socialogy's activities making busy all the time,but end up doing nothing...frustrating,today I can't pass up the exhibition report and did not go to the activity because accidently fell in sleep...sign...i just feel like wanna get away from all those ridiculous stuff,and just find a job,maybe a waiter in KL,and live a life of my own...ok,now,god told me that every problem has a solution,but i have no idea,i just wanna live a simple live with someone i love in the future,ignoring the calling to serve the community,after pass up the report tomorrow,i will out sourcing all my duties to my group members,coz I have a lot of tests and assignments to deal with,if I not focus on my academy,i will lose a again juz like what had has happen when i am doing my stpm,i take an example of singapore government's attitude:they work so hard to develope their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district to benefit citizen in the last decade,but now focus on cultural and art stuff since they already in a stable economy position.
that is what i going to do now,100% concentrate on academy,leave all the activity until I make sure I am a journalist,yeah,I am not the kind of person that can manage several tasks in same time,and I have no leadership coz i found that i only want my group member to finish their task without given any concern on their difficulties,moreover,i cannot make a dicision,always influnce by others,last but not least,I want to admit,I will quit the CS's j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