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October 10, 2005
Wednesday, September 21, 2005
香港魅力
香港，雖是一個小小的城市，卻享有「東方之珠」美譽。有人說這裏是購物天堂，有人說這裏是美食之都、東西文化交匯之處。到底香港有什麼獨特誘人的地方？且讓我們逐一探究。
黃淑玲 撰
最時尚地段的傳統食檔
你有你西裝筆挺吃西式大餐，我有我自得其樂在街坊食檔喝凍檸檬水！
中環是金融中心，摩天大樓林立，車水馬龍，到處都是燈光燦爛的購物中心，但街道與街道間仍保留了不少別具特色的傳統食檔。
最多議論聲音的公園
這必定是星期天的維多利亞公園了。每逢週日香港電台都會在此舉行一個名為《城市論壇》的現場直播電視節目，不但邀請來自不同背景的嘉賓就當日的主題發表議論，台下觀眾更可舉手提問或發表意見。每次定必有一班老人家早早到場，且有備而來，不留情面月旦時人時事。
最多蜻蜓出沒的地方
沙羅洞位於香港新界的東北部，遍佈草地、荒廢的稻田、林地及淡水，因而成為蜻蜓理想的聚居地。這裏曾經發現有七十二個品種的蜻蜓，約占全港蜻蜓品種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七。沙羅洞也是全球首次發現兩種偽蜻科蜻蜓（Macromidia）的地點，更為全球六種稀有蜻蜓，提供了唯一的繁殖生態環境。
最迷人的海岸生態
說到潛水，相信不少人會想到東南亞的美麗小島，其實香港的海下灣也是個極佳的選擇！海下灣位於西貢半島北岸，海域面積約占二百六十公頃。香港的八十八個石珊瑚品種中，這裏就涵蓋六十四個；此外，也可以看到美麗的軟珊瑚、珊瑚魚、棘皮動物（如海膽）和軟體動物（如裸腮）等。漁農自然護理署每逢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都會在海下灣海岸公園提供免費的生態導遊服務，方便大家欣賞這個極具生態價值的景點。
最健康長壽
香港是全球人均壽命最長的城市之一，據香港政府統計處二○○四年的數字顯示，男性平均壽命約為七十八歲，女性則約為八十四歲。
最大的青銅坐佛像
「天壇大佛」位於大嶼山寶蓮寺旁，是全球最大的戶外青銅佛祖坐像。佛像座落於昂平高原海拔五百二十公尺的木魚峰上，身高二十六公尺，重二百二十公噸，內有三層天壇，非常壯觀。大佛下的博物館供奉釋迦牟尼的舍利子，供大眾參觀。意猶未盡的話，還可於寶蓮寺內享用齋菜。
最大的仿唐木構建築
志蓮淨苑位於荷里活廣場附近，是一座極富中國傳統特色的佛教寺院，充分表現出香港是一個中西文化匯聚的地方。志蓮淨苑占地逾三萬平方公尺，一九九二年開始重建，歷時逾十載才完成，建築費用超過港幣七億元。令人讚歎的是，建築設計仿中國古代唐朝風格，一根鐵釘也沒使用，全部以木製榫釘、托架等傳統建築方式來整建。除了多座殿堂，志蓮淨苑內的花園及迴廊亦非常優美，值得細心欣賞。
最多男人逛的街
深水鴨寮街當年因蓋滿鴨寮而得名，但近二十多年來，已成為一個專門銷售無線電、收音機、擴音器等零件和器材的「跳蚤市場」，吸引不少男士前去「尋寶」。
最佳剪裁西服
穿西服一定要選歐美名牌？不少國際級明星與政界名人來到香港，都會專程蒞臨這家位於尖沙咀彌敦道的Sam's Tailor裁縫店量身訂製西服，一般兩天便可取貨，等不及嗎？那麼再快一點：八小時便可以了。
最多鳥聲的地方
一九六○年代，不少人一大清早便帶鳥籠上「茶樓」，一面吃廣東點心，一面交流養鳥心得。一九八○年代，旺角康樂街有多達八十多間專門出售雀鳥的商店，形成了一條「雀仔街」。一九九七年「雀仔街」因市區重建而要清拆，政府於是在旺角園圃街興建了占地約三千平方公尺的「園圃街雀鳥花園」；設有七十個雀鳥店舖，售賣各類雀鳥、飼料及雀籠。
最多棚屋的水鄉
大澳位於大嶼山西面，是一個傳統漁村。除了美得難以言喻的日落景色外，具有二百多年歷史的棚屋，亦是吸引遊人的特色之一。早在二百多年前，當地漁民已開始在大澳河涌兩岸搭建一間間的棚屋，然而二○○○年大火燒毀部分棚屋；現今所見的棚屋，有些是居民後來重新搭建而成。
最長系列的電影
這就是家喻戶曉的《黃飛鴻》。自一九四九至一九九五年，《黃飛鴻》系列電影已拍了一百零三部，並列入金氏（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中最長系列的電影。
最大眾化的飯堂
港式茶餐廳伴隨香港人成長。沒辦法，即使你對那滿是牙籤的紙皮石地板沒興趣，相信也忘不了那美味的菠蘿油（菠蘿包中間夾一片牛油）、西多士和幼滑無比的絲襪奶茶 * 吧！
*茶餐廳以類似絲襪的紗網隔濾去茶渣子，奶茶香濃幼滑，故稱「絲襪奶茶」。
最具「鑊氣」的街頭美食
大牌檔，就是街頭臨時熟食檔，以「鑊氣」（指燃燒的烈度而言）十足而馳名。看師傅在猛烈的爐火下「拋鑊」，瞬間便端出一盤盤熱騰騰的菜。三五知己，喝啤酒，品嘗小菜，實在別具風味。
最多水族用品的街
這必然是位於旺角通菜街北段的「金魚街」。在此不但可見各類觀賞魚和水族用品，近年還新增了各式各樣的寵物店，販售兔類、鼠類，甚至是爬蟲類，如蜥蜴、蛇、蛙、蠍子等。
最復古的歐陸式建築物
美利樓於一八四六年由英軍興建，原本座落於金鐘花園道（即中國銀行大廈現址），是香港少數僅存的古歐陸式建築物之一。
美利樓樓高三層，以磚、花崗石和木材建成；建築風格糅合了東西方特色，既有仿希臘復古式圓柱，又有中式瓦面斜頂。美利樓於一九八三年拆卸，如今在赤柱重建的美利樓，乃以舊建築材料建成，瀰漫懷舊氣息。
最卓越的鐵路系統
在這方便舒適的交通工具中，你可見到最渴睡的上班族。
香港地下鐵路被譽為全球最卓越的鐵路系統之一，服務可靠、優越。現時，地下鐵路每日平均載客量超過二百四十萬人次，當中不乏興致勃勃的觀光旅客，而拖疲憊身軀的上班族和學生可也不少。
最高的大廈
繁華城市，自然少不了高聳入雲的大廈。在全球最高的十五幢摩天大樓中，香港便占了四幢，包括位列第六的國際金融中心二期、第十的中環廣場、第十一的中國銀行大廈，以及第十五的中環中心。
當夜幕低垂，這些設計獨特的商業大廈亮起耀眼燈飾，與維多利亞海港的迷人璀璨夜景互相輝映，形塑了香港獨特的夜景，標誌這個國際大都會的特殊魅力，成就了「東方之珠」的美譽。
最佳國際機場
如何才能成為優越的國際機場？機場人員態度有禮？機場環境舒適？效率卓越？還是往來機場交通方便？香港國際機場在這些方面全部都得到國際旅客的讚許，難怪屢被選為最佳國際機場。
香港國際機場的殊榮包括：在由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及國際機場協會聯合舉辦的調查中，獲選為「全球最傑出機場」；二○○一至二○○五年連續五年獲英國獨立航空調查機構 Skytrax 選為「全球最佳機場」，在參加的一百五十個機場中脫穎而出，足見其國際地位。
電腦網絡最方便
據二○○四年的統計顯示，百分之七十一的香港居民家中有個人電腦，同時連接網際網路（又稱互聯網）的，則有近百分之六十五。
(更多香港魅力精采的介紹照片，請參閱2005年9月號讀者文摘中文版第28-39頁)
source: www.rdasia.com
黃淑玲 撰
最時尚地段的傳統食檔
你有你西裝筆挺吃西式大餐，我有我自得其樂在街坊食檔喝凍檸檬水！
中環是金融中心，摩天大樓林立，車水馬龍，到處都是燈光燦爛的購物中心，但街道與街道間仍保留了不少別具特色的傳統食檔。
最多議論聲音的公園
這必定是星期天的維多利亞公園了。每逢週日香港電台都會在此舉行一個名為《城市論壇》的現場直播電視節目，不但邀請來自不同背景的嘉賓就當日的主題發表議論，台下觀眾更可舉手提問或發表意見。每次定必有一班老人家早早到場，且有備而來，不留情面月旦時人時事。
最多蜻蜓出沒的地方
沙羅洞位於香港新界的東北部，遍佈草地、荒廢的稻田、林地及淡水，因而成為蜻蜓理想的聚居地。這裏曾經發現有七十二個品種的蜻蜓，約占全港蜻蜓品種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七。沙羅洞也是全球首次發現兩種偽蜻科蜻蜓（Macromidia）的地點，更為全球六種稀有蜻蜓，提供了唯一的繁殖生態環境。
最迷人的海岸生態
說到潛水，相信不少人會想到東南亞的美麗小島，其實香港的海下灣也是個極佳的選擇！海下灣位於西貢半島北岸，海域面積約占二百六十公頃。香港的八十八個石珊瑚品種中，這裏就涵蓋六十四個；此外，也可以看到美麗的軟珊瑚、珊瑚魚、棘皮動物（如海膽）和軟體動物（如裸腮）等。漁農自然護理署每逢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都會在海下灣海岸公園提供免費的生態導遊服務，方便大家欣賞這個極具生態價值的景點。
最健康長壽
香港是全球人均壽命最長的城市之一，據香港政府統計處二○○四年的數字顯示，男性平均壽命約為七十八歲，女性則約為八十四歲。
最大的青銅坐佛像
「天壇大佛」位於大嶼山寶蓮寺旁，是全球最大的戶外青銅佛祖坐像。佛像座落於昂平高原海拔五百二十公尺的木魚峰上，身高二十六公尺，重二百二十公噸，內有三層天壇，非常壯觀。大佛下的博物館供奉釋迦牟尼的舍利子，供大眾參觀。意猶未盡的話，還可於寶蓮寺內享用齋菜。
最大的仿唐木構建築
志蓮淨苑位於荷里活廣場附近，是一座極富中國傳統特色的佛教寺院，充分表現出香港是一個中西文化匯聚的地方。志蓮淨苑占地逾三萬平方公尺，一九九二年開始重建，歷時逾十載才完成，建築費用超過港幣七億元。令人讚歎的是，建築設計仿中國古代唐朝風格，一根鐵釘也沒使用，全部以木製榫釘、托架等傳統建築方式來整建。除了多座殿堂，志蓮淨苑內的花園及迴廊亦非常優美，值得細心欣賞。
最多男人逛的街
深水鴨寮街當年因蓋滿鴨寮而得名，但近二十多年來，已成為一個專門銷售無線電、收音機、擴音器等零件和器材的「跳蚤市場」，吸引不少男士前去「尋寶」。
最佳剪裁西服
穿西服一定要選歐美名牌？不少國際級明星與政界名人來到香港，都會專程蒞臨這家位於尖沙咀彌敦道的Sam's Tailor裁縫店量身訂製西服，一般兩天便可取貨，等不及嗎？那麼再快一點：八小時便可以了。
最多鳥聲的地方
一九六○年代，不少人一大清早便帶鳥籠上「茶樓」，一面吃廣東點心，一面交流養鳥心得。一九八○年代，旺角康樂街有多達八十多間專門出售雀鳥的商店，形成了一條「雀仔街」。一九九七年「雀仔街」因市區重建而要清拆，政府於是在旺角園圃街興建了占地約三千平方公尺的「園圃街雀鳥花園」；設有七十個雀鳥店舖，售賣各類雀鳥、飼料及雀籠。
最多棚屋的水鄉
大澳位於大嶼山西面，是一個傳統漁村。除了美得難以言喻的日落景色外，具有二百多年歷史的棚屋，亦是吸引遊人的特色之一。早在二百多年前，當地漁民已開始在大澳河涌兩岸搭建一間間的棚屋，然而二○○○年大火燒毀部分棚屋；現今所見的棚屋，有些是居民後來重新搭建而成。
最長系列的電影
這就是家喻戶曉的《黃飛鴻》。自一九四九至一九九五年，《黃飛鴻》系列電影已拍了一百零三部，並列入金氏（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中最長系列的電影。
最大眾化的飯堂
港式茶餐廳伴隨香港人成長。沒辦法，即使你對那滿是牙籤的紙皮石地板沒興趣，相信也忘不了那美味的菠蘿油（菠蘿包中間夾一片牛油）、西多士和幼滑無比的絲襪奶茶 * 吧！
*茶餐廳以類似絲襪的紗網隔濾去茶渣子，奶茶香濃幼滑，故稱「絲襪奶茶」。
最具「鑊氣」的街頭美食
大牌檔，就是街頭臨時熟食檔，以「鑊氣」（指燃燒的烈度而言）十足而馳名。看師傅在猛烈的爐火下「拋鑊」，瞬間便端出一盤盤熱騰騰的菜。三五知己，喝啤酒，品嘗小菜，實在別具風味。
最多水族用品的街
這必然是位於旺角通菜街北段的「金魚街」。在此不但可見各類觀賞魚和水族用品，近年還新增了各式各樣的寵物店，販售兔類、鼠類，甚至是爬蟲類，如蜥蜴、蛇、蛙、蠍子等。
最復古的歐陸式建築物
美利樓於一八四六年由英軍興建，原本座落於金鐘花園道（即中國銀行大廈現址），是香港少數僅存的古歐陸式建築物之一。
美利樓樓高三層，以磚、花崗石和木材建成；建築風格糅合了東西方特色，既有仿希臘復古式圓柱，又有中式瓦面斜頂。美利樓於一九八三年拆卸，如今在赤柱重建的美利樓，乃以舊建築材料建成，瀰漫懷舊氣息。
最卓越的鐵路系統
在這方便舒適的交通工具中，你可見到最渴睡的上班族。
香港地下鐵路被譽為全球最卓越的鐵路系統之一，服務可靠、優越。現時，地下鐵路每日平均載客量超過二百四十萬人次，當中不乏興致勃勃的觀光旅客，而拖疲憊身軀的上班族和學生可也不少。
最高的大廈
繁華城市，自然少不了高聳入雲的大廈。在全球最高的十五幢摩天大樓中，香港便占了四幢，包括位列第六的國際金融中心二期、第十的中環廣場、第十一的中國銀行大廈，以及第十五的中環中心。
當夜幕低垂，這些設計獨特的商業大廈亮起耀眼燈飾，與維多利亞海港的迷人璀璨夜景互相輝映，形塑了香港獨特的夜景，標誌這個國際大都會的特殊魅力，成就了「東方之珠」的美譽。
最佳國際機場
如何才能成為優越的國際機場？機場人員態度有禮？機場環境舒適？效率卓越？還是往來機場交通方便？香港國際機場在這些方面全部都得到國際旅客的讚許，難怪屢被選為最佳國際機場。
香港國際機場的殊榮包括：在由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及國際機場協會聯合舉辦的調查中，獲選為「全球最傑出機場」；二○○一至二○○五年連續五年獲英國獨立航空調查機構 Skytrax 選為「全球最佳機場」，在參加的一百五十個機場中脫穎而出，足見其國際地位。
電腦網絡最方便
據二○○四年的統計顯示，百分之七十一的香港居民家中有個人電腦，同時連接網際網路（又稱互聯網）的，則有近百分之六十五。
(更多香港魅力精采的介紹照片，請參閱2005年9月號讀者文摘中文版第28-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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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September 20, 2005
Book Review
善用資源信息家國致富奧秘
生活中，若善用資源與信息，可誕生社會三分之二的財富，而生產中獲得的僅佔三分之一。
中國經濟力澎湃的當下，不少人對經濟學規律仍一頭霧水。在他們的認知裡，有影響力的是政治、是道德、是哲理，而經濟學知識和原理儘管對社會與個人命運更具千絲萬縷、甚至根本性的聯繫，但人們仍視其為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經濟學家茅于軾及時推出這部《生活中的經濟學》隨筆，以淺顯語言向民眾分析講解生活中的經濟現象、經濟學原理，可謂功莫大焉。
書中說，在任何一個社會裡，只要每個成員能致力於提高各種資源的利用率，自然會很快變得富有﹔這也是致富的「奧秘」。倘若仔細考察每個富足的現代社會也可發現﹕通過信息交換，令原有的資源得到充份利用，社會三分之二的財富因此而誕生﹔真正直接從生產中獲得的，原來僅佔總財富的三分之一。
提高資源的利用率，最關鍵的是注重質量。上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大量廉價的日本貨湧入中國，但顧客購買後僅使用一兩次，就發現因質量有問題而報廢，發出「啊呀，壞了」的驚呼，日本貨因而揹負「啊呀貨」之惡名。可是，戰後崛起的東瀛在產品質量方面痛改前非，終於令日本貨成為「優質品」的代名詞，每年賺取數萬億美元的利潤，令歐美同業羡慕不已。
不過，美國也做得不差。各國遊客到訪美國，「第一震撼」的觀感，就是超市商品的豐富，而且大都是產地直銷。美國超市的盈利很大程度得益於批發、運輸和倉庫系統的完善。然而，所有運輸公司都十足小家子氣，絕不允許車輛「放空趟」即單程空載，除非萬不得已。可見美國在優化資源配置、物盡其用方面何等費心思。為搭乘早班飛機而清晨上路的遊客，常能目睹美國高速公路上車流不斷的宏大場面，這是最直觀的「物流」。
在美國，汽車通行全國，除車輛牌照和駕駛執照之外，不需其他任何證件。憲法還禁止各州對進出口貨物課稅。因為美國政府深信暢通各地的運輸網，不僅令超市享受便利，也讓各行各業得益無窮。
但在一些不發達國家，汽車、火車和飛機等運輸設備本已不足夠，加上缺少精明的經營與合理的制度，經常「放空趟」，還視為正常。不過，中國大陸的航空公司近年已有所反思，花力氣推銷打折扣的機票，經營者終於明白「放空趟」無異於大把大把燒錢。
書中還提到，同工不同酬的不公平，尤其是富國和窮國之間工資水平的巨大落差，其背後起作用的，正是經濟學規律﹕勞動報酬取決於整體社會的經濟效益。窮國窮就在經濟活動的低效益上，窮在生產潛力得不到充份的發揮上。
再往細處上看，在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歷史年代，安排支出懂得輕重緩急、勤儉持家的人，總比工資寅吃卯糧、消費隨心所欲的人更容易走上富裕之道。
可是，渴望富裕的人們，總是傾心於諸如「國強民富」、「藏富於民」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輕言承諾﹔又深信唯領先的科技、完美的設備和龐大的投資才能帶來豐厚盈利與財富﹔對經濟學規律卻不求甚解，甚至連起碼常識也不具備。於是，每當經濟形勢顯得曖昧、成功變得遙遠之際，這些人就怨聲載道，變得灰心絕望。（楊克）■
作者﹕茅于軾
出版﹕暨南大學出版社(廣州市黃埔大道西601號)
頁數﹕351
定價﹕人民幣26元
source: http://www.yzzk.com/
生活中，若善用資源與信息，可誕生社會三分之二的財富，而生產中獲得的僅佔三分之一。
中國經濟力澎湃的當下，不少人對經濟學規律仍一頭霧水。在他們的認知裡，有影響力的是政治、是道德、是哲理，而經濟學知識和原理儘管對社會與個人命運更具千絲萬縷、甚至根本性的聯繫，但人們仍視其為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經濟學家茅于軾及時推出這部《生活中的經濟學》隨筆，以淺顯語言向民眾分析講解生活中的經濟現象、經濟學原理，可謂功莫大焉。
書中說，在任何一個社會裡，只要每個成員能致力於提高各種資源的利用率，自然會很快變得富有﹔這也是致富的「奧秘」。倘若仔細考察每個富足的現代社會也可發現﹕通過信息交換，令原有的資源得到充份利用，社會三分之二的財富因此而誕生﹔真正直接從生產中獲得的，原來僅佔總財富的三分之一。
提高資源的利用率，最關鍵的是注重質量。上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大量廉價的日本貨湧入中國，但顧客購買後僅使用一兩次，就發現因質量有問題而報廢，發出「啊呀，壞了」的驚呼，日本貨因而揹負「啊呀貨」之惡名。可是，戰後崛起的東瀛在產品質量方面痛改前非，終於令日本貨成為「優質品」的代名詞，每年賺取數萬億美元的利潤，令歐美同業羡慕不已。
不過，美國也做得不差。各國遊客到訪美國，「第一震撼」的觀感，就是超市商品的豐富，而且大都是產地直銷。美國超市的盈利很大程度得益於批發、運輸和倉庫系統的完善。然而，所有運輸公司都十足小家子氣，絕不允許車輛「放空趟」即單程空載，除非萬不得已。可見美國在優化資源配置、物盡其用方面何等費心思。為搭乘早班飛機而清晨上路的遊客，常能目睹美國高速公路上車流不斷的宏大場面，這是最直觀的「物流」。
在美國，汽車通行全國，除車輛牌照和駕駛執照之外，不需其他任何證件。憲法還禁止各州對進出口貨物課稅。因為美國政府深信暢通各地的運輸網，不僅令超市享受便利，也讓各行各業得益無窮。
但在一些不發達國家，汽車、火車和飛機等運輸設備本已不足夠，加上缺少精明的經營與合理的制度，經常「放空趟」，還視為正常。不過，中國大陸的航空公司近年已有所反思，花力氣推銷打折扣的機票，經營者終於明白「放空趟」無異於大把大把燒錢。
書中還提到，同工不同酬的不公平，尤其是富國和窮國之間工資水平的巨大落差，其背後起作用的，正是經濟學規律﹕勞動報酬取決於整體社會的經濟效益。窮國窮就在經濟活動的低效益上，窮在生產潛力得不到充份的發揮上。
再往細處上看，在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歷史年代，安排支出懂得輕重緩急、勤儉持家的人，總比工資寅吃卯糧、消費隨心所欲的人更容易走上富裕之道。
可是，渴望富裕的人們，總是傾心於諸如「國強民富」、「藏富於民」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輕言承諾﹔又深信唯領先的科技、完美的設備和龐大的投資才能帶來豐厚盈利與財富﹔對經濟學規律卻不求甚解，甚至連起碼常識也不具備。於是，每當經濟形勢顯得曖昧、成功變得遙遠之際，這些人就怨聲載道，變得灰心絕望。（楊克）■
作者﹕茅于軾
出版﹕暨南大學出版社(廣州市黃埔大道西601號)
頁數﹕351
定價﹕人民幣26元
source: http://www.yzzk.com/
Thursday, September 15, 2005
寻找生命驿站
璁假结束了。璁假期间，大家都在计画远游，离开这城市，到陌生的地方，就像流行曲的歌词说，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寻找生命的最新驿站。
生命的驿站就从旅行社开始。香港人打听从香港到西藏拉萨的最新途径，怎样“潇洒走一回”，去一些平常不会去的地方，去探索藏传佛教的秘密，去藏族人家喝一杯西藏的独特风情。
我的朋友小周说他向往西藏已久，但自忖肺活量不够，恐怕无法克服高原缺氧的痛苦。他早就听我说过，两年前我们一名记者朋友去拉萨采访，到了才半天，就难以呼吸，最后被紧急送上飞机，急飞成都救治。结果一下飞机，就霍然而愈，好像什麽事情都没发生过。
“你最好先去成都，”我笑著对他说，“慢慢习惯那种感觉，不要一下子就进入缺氧的状态”。小周说他真的爱上了西藏，每天就在家里翻西藏的画册，上有关西藏的网站，研究西藏的历史和人文世界，他最后说，也许他会学陈履安的儿子娶一名西藏女子为妻。
我说这很浪漫，因为你的肺无法适应西藏，但你的心却属於西藏女人。小周却有点哲学的说∶“得不到的钻石是最大的钻石，我永远去不了的地方，会是我最向往的世界。”
重返经典
璁假要看些什麽书？一些年轻人跑来问我，要我推荐一些最新的书。我说新书当然很多，到大小书店去“淘”，因缘际会，总会找到一些与你有缘的书，但在书海中其实有一些经典，永远在默默地等待著你，就像永志不渝的情人，在生命旅程中绝不能擦身而过。
中国章回小说的四大经典，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就是这些最易被忽略的“老情人”，它们值得细看，精读，绝对不是小学、中学时在教科书里选段的读，又或者是看电视连续剧，打电脑游戏时匆匆的邂逅。
读这些小说，要有一种敬虔的心情，精细的欣赏。就像和老情人约会，荡气回肠，永难忘怀。
阅读古典章回小说的意外效应，是掌握中国文字的精髓，看那些用词遣句的风格，尤其这一代华人念太多英文或其他外语，吃洋不化，常常写出不道地的中文。而重返经典的国度，看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等人怎样驾驭方块字，汲取其精华，就是璁假里的最大收获。
浅水湾之恋
香港的海滩是夏天的救赎。绵延海岸线的美丽沙滩，穿越了阶级的限制，让老百姓可以在软绵绵的白沙上，享受阳光，蓝天和海水的洗礼。
这也是香港最社会主义的洗礼。开著劳斯莱斯、平治、BMW车子的富豪，和坐双层巴士从湾仔过来的打工仔，平排地躺在浅水湾的海滩上。在阳光、蓝天和海水面前，没有谁比谁更平等，当他们的皮肤都晒成了古铜色之后，他们都可以一块享用政府提供的免费淋浴设备，使用同样的更衣室，让夏天在他们的身心留下相同的烙印。
到了晚上，当夜色深沉，月光在白色沙滩上所折射的光影，也照著静悄悄地在海边散步的情侣。他们也许来自上流社会的渣甸山，也可能来自基层劳工聚居的慈云山；但他们都在月色下说一样的“我爱你”，沈迷在一样的浅水湾风情中。
当然浅水湾的旁边都是豪宅，有一般人难以进入的乡村俱乐部和私人会所，但在这块香港最漂亮的海滩上，每一个人都可以重温张爱玲《倾城之恋》的场景，不管他和她是来自渣甸山或慈云山，但只要他们都知道谁是范柳原和白流苏。
星洲广场·作者∶星洲日报／抚摸心跳．邱立本
生命的驿站就从旅行社开始。香港人打听从香港到西藏拉萨的最新途径，怎样“潇洒走一回”，去一些平常不会去的地方，去探索藏传佛教的秘密，去藏族人家喝一杯西藏的独特风情。
我的朋友小周说他向往西藏已久，但自忖肺活量不够，恐怕无法克服高原缺氧的痛苦。他早就听我说过，两年前我们一名记者朋友去拉萨采访，到了才半天，就难以呼吸，最后被紧急送上飞机，急飞成都救治。结果一下飞机，就霍然而愈，好像什麽事情都没发生过。
“你最好先去成都，”我笑著对他说，“慢慢习惯那种感觉，不要一下子就进入缺氧的状态”。小周说他真的爱上了西藏，每天就在家里翻西藏的画册，上有关西藏的网站，研究西藏的历史和人文世界，他最后说，也许他会学陈履安的儿子娶一名西藏女子为妻。
我说这很浪漫，因为你的肺无法适应西藏，但你的心却属於西藏女人。小周却有点哲学的说∶“得不到的钻石是最大的钻石，我永远去不了的地方，会是我最向往的世界。”
重返经典
璁假要看些什麽书？一些年轻人跑来问我，要我推荐一些最新的书。我说新书当然很多，到大小书店去“淘”，因缘际会，总会找到一些与你有缘的书，但在书海中其实有一些经典，永远在默默地等待著你，就像永志不渝的情人，在生命旅程中绝不能擦身而过。
中国章回小说的四大经典，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就是这些最易被忽略的“老情人”，它们值得细看，精读，绝对不是小学、中学时在教科书里选段的读，又或者是看电视连续剧，打电脑游戏时匆匆的邂逅。
读这些小说，要有一种敬虔的心情，精细的欣赏。就像和老情人约会，荡气回肠，永难忘怀。
阅读古典章回小说的意外效应，是掌握中国文字的精髓，看那些用词遣句的风格，尤其这一代华人念太多英文或其他外语，吃洋不化，常常写出不道地的中文。而重返经典的国度，看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等人怎样驾驭方块字，汲取其精华，就是璁假里的最大收获。
浅水湾之恋
香港的海滩是夏天的救赎。绵延海岸线的美丽沙滩，穿越了阶级的限制，让老百姓可以在软绵绵的白沙上，享受阳光，蓝天和海水的洗礼。
这也是香港最社会主义的洗礼。开著劳斯莱斯、平治、BMW车子的富豪，和坐双层巴士从湾仔过来的打工仔，平排地躺在浅水湾的海滩上。在阳光、蓝天和海水面前，没有谁比谁更平等，当他们的皮肤都晒成了古铜色之后，他们都可以一块享用政府提供的免费淋浴设备，使用同样的更衣室，让夏天在他们的身心留下相同的烙印。
到了晚上，当夜色深沉，月光在白色沙滩上所折射的光影，也照著静悄悄地在海边散步的情侣。他们也许来自上流社会的渣甸山，也可能来自基层劳工聚居的慈云山；但他们都在月色下说一样的“我爱你”，沈迷在一样的浅水湾风情中。
当然浅水湾的旁边都是豪宅，有一般人难以进入的乡村俱乐部和私人会所，但在这块香港最漂亮的海滩上，每一个人都可以重温张爱玲《倾城之恋》的场景，不管他和她是来自渣甸山或慈云山，但只要他们都知道谁是范柳原和白流苏。
星洲广场·作者∶星洲日报／抚摸心跳．邱立本
爱心燃料
名人爱迪生曾经说过：“基督教是一个圣洁、谦卑、绝对不自私、服务、牺牲、和救人心灵的记录。基督教叫人知道爱神爱人就是快乐。”
我们要把握机会与人分享神的爱，一句充满爱心的话，会叫一个心里刚硬的人软化；或遇到挫折而沮丧的人得到安慰。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要把握机会与人分享神的爱，一句充满爱心的话，会叫一个心里刚硬的人软化；或遇到挫折而沮丧的人得到安慰。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拥抱
那是极美妙的拥抱。
当你发现爱著一个人的时候，那怀抱真是温暖而宽广的，他们的爱情在拥抱中变得坚不可摧。他们那般热烈拥抱，拥抱是温暖的全部。
在今日充满骤变的时代里，有一些东西永远不会被遗忘，总有一份不可替代的渴念会使心灵饱满和滋润。
一本书，一部电影，一双深情的眼睛，一个亲昵的笑容，一次温暖的拥抱，都能使人的精神得到浇灌。
用体温来诉说爱和鼓励，就像远古时代的人，他们相拥著彼此取暖，表达爱、理解、信任和鼓励。
今日我们每天都在回味，和一个深爱的人拥抱的一瞬，那是世界上最宁静的甜蜜。
当你发现爱著一个人的时候，那怀抱真是温暖而宽广的，他们的爱情在拥抱中变得坚不可摧。他们那般热烈拥抱，拥抱是温暖的全部。
在今日充满骤变的时代里，有一些东西永远不会被遗忘，总有一份不可替代的渴念会使心灵饱满和滋润。
一本书，一部电影，一双深情的眼睛，一个亲昵的笑容，一次温暖的拥抱，都能使人的精神得到浇灌。
用体温来诉说爱和鼓励，就像远古时代的人，他们相拥著彼此取暖，表达爱、理解、信任和鼓励。
今日我们每天都在回味，和一个深爱的人拥抱的一瞬，那是世界上最宁静的甜蜜。
I'm back
I'm arrive home, harbour city, i step out from airport express, passing by angel statue, and think about a song: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fly away from here
from this dark cold hotel room
and the endlessness that you fear
you are pulled from the wreckage
of your silent reverie you're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may you find some comfort here
you're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may you find some comfort here"
Portrait of Angel at Harbour City:
http://www.sinchew-i.com/photo.phtml?sec=scnewsdb&y=2005&id=200509130200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fly away from here
from this dark cold hotel room
and the endlessness that you fear
you are pulled from the wreckage
of your silent reverie you're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may you find some comfort here
you're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may you find some comfort here"
Portrait of Angel at Harbour City:
http://www.sinchew-i.com/photo.phtml?sec=scnewsdb&y=2005&id=200509130200
Sunday, September 11, 2005
THOUGHT ABOUT 911 TRAGEDY
Dear God, I thank to You for still leaving in this world, enjoying the variety beauties in these world, feeling and sharing all the love around me, thank you, may peace and love long lasting forever, Amen.
Cheer up! for NYC!
Cheer up! for NYC!
Saturday, September 03, 2005
不会“闹事”的一代——给大学生
今年5月27日的《纽约客》杂志有这样一篇文章：
我的母亲生在柏林，侥幸逃过犹太人的大屠杀。今年母亲节，我请她去看场电影。这部影片非常卖座，故事好像与非洲的黑人有关。排队买票的行列很长。有一个年轻白人在行列间来往发散传单，劝大家不要买票，因为这部片子是南非制作的。排队的人大概都想的和我一样：“看不看由我自己决定，不用你来告诉我。”所以没人理他。
入场之后，灯黑了电影正要开始，前座的两个年轻女孩突然站起来面对观众，大声地演讲，解释这部影片如何地蔑视南非黑人的惨境，希望大家抵制。观众中嘘声四起，有人不耐烦地大叫：“这里是美国；你要抗议到外面去！”也有生气的声音喊着：“我们付了五块钱电影票，让我们自己决定爱看不看！”偶尔有个微弱的声音说：“听听她们说什么也好！”但是群众的喊声愈来愈大：“出去！出去！出去！”
坐在我身边的母亲显得很难过，她转身对我说：“这两个年轻女孩竟然愿意花十块钱买票进入一个人人喊打的地方来——或许她们真有点道理也说不定。”
在大家的鼓掌声中，戏院的工作人员很粗暴地把那两个女生架走了。灯又黑下来，但是没几分钟，一个年轻人，带着浓厚的英国腔，站起来说：“这是一部充满种族歧视的影片——”愤怒的观众打断了他的话，有人在叫警察，但这个青年毫无惧色，继续大声说：“你们不让我把话说完，我是不会走的！”群众喊着：“滚蛋！滚蛋！”好不客易，来了两个警察，笑容满面地把那家伙给请了出去。
观众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一个廿来岁、一脸胡子的小伙子在后排突然站了起来，说：“不不，我跟他们不是一道的；我跟你们一样买了票纯粹来看戏的。我只是想到，或许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千万人一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个坚定的道德立场，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刚刚这几个人这样对被迫害的犹太人执着的话，我的祖父也许可以活到今天，不至于死在德国的煤气房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非常熟悉沙哑的声音突然响起：“他说的一点不错；你可别想叫我闭嘴！”我发觉我六十四岁的老母亲站了起来，面对着整个戏院；她全身在颤抖。
这一则不起眼的小故事可以招引出许多值得争议的问题来。譬如说，这几个为道德感所驱使的年轻人有没有权利阻止别人看这部“种族歧视”的电影？如果我也在戏院里，我会是愤怒的群众之一，叫他们“滚蛋”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权利主宰我的思想——这个电影究竟如何要由我自己看过了再作决定。其次，如果这一撮以“道德感”为理由的小团体能打断我的电影，那么，一个宗教团体、政治党派、商业集团等等，都可以肆意地来强迫推销它的理想，那个人还有什么自由自主可言？
南非的是非善恶也是个棘手的问题。它的种族隔离政策现在是千夫所指，万人唾弃。南非的白人简直是廿世纪的污点。事情的另外一面却是：南非若由黑人自决自主，恐怕歧视与屠杀会比现况更为剧烈——看看乌干达！看看整个非洲大陆！
但是《纽约客》这篇短文令我沉思许久的，却是这几个年轻抗议分子的行为。他们不算少数；哥伦比亚大学在南非有金钱的投资，哥大的学生也曾经热烈地示威过，反对学校当局“善恶不分”的和稀泥作风。而在戏院里“捣乱”的这些年轻人，事实上是一次一次地花五块钱买票——对学生而言，五块钱不是个小数目；进到戏院去让群众嘘骂，然后一次一次地被踢出来。这些人中，当然难免会有少数是为了幼稚的英雄主义或纯粹嬉闹，但大部分的，是为了一个道德立场，择善固执的理想。在一个人决定到戏院去“闹事”之前，他必须先具有三个条件。第一，他关心这个世界；因为关心，所以才会去注意南非黑人的困境。第二，他能作价值判断。对南非种族问题的报导纷纭不一，他得自己决定站在黑白那一边。第三，他有充分的道德勇气，充分到促使他付诸行动的地步。于是，他走到戏院去买票；五块钱，他很可以拿去溜冰或吃掉。
我们的年轻人呢？或者，缩小一点范围，我们的大学生呢？有多少人具备这三个品质？ 就我有限的观察，非常、非常的少。以对社会的关心而言，我们的学生在大学的四面围墙里自给自足地活着，不常把头伸出来。几个月前，当十四位省议员集体辞职时，我曾经对几百位学生作过测验，要他们写下议员辞职的原因，结果正如预料，有少数给了支离破碎而模糊的答案，显然是浏览报纸后的残余印象。百分之八十却很率直地回答：“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当然是因为缺乏兴趣，不关心。坊间杂志选出来的大学校园“美女”，被人问到社会问题时，娇滴滴地说：“好可怕哟！”吐吐舌头。这样“可爱”又“纯洁”的大学女生为数不少，而且讨人喜欢。我们的学生不仅只对台湾本身的社会、政治问题印象模糊，对台湾以外的国际情况就更陌生了。伊索匹亚的饥荒、乌干达的政变、南美的游击战、天主教廷对堕胎与离婚的立场、菲律宾的军队暴行等等，都不存在，都没有意义。
没有关心，自然没有做价值判断的需要。根本不知道南非有严重的种族问题。当然就不必去思索谁是谁非，因为无从思索起。没有关心，也就无所谓道德勇气和道德行动。非洲的幼儿可以死光，南美的军队可以强暴妇女，因为事不关己。海山的煤矿可以一崩再崩，桃园的古迹可以拆了又拆，内湖的垃圾山可以侥了再烧，事不关己。大学四年之中，只有两件值得关心的事：一是把朋友交好，以后有结婚的对象，一是把功课读好，将来有满意的出路。对社会的关心，对是非的判断能力，择善固执的勇气，都不在大学的围墙以内。
换句话说，我们的年轻人天真、单纯、听话；他们绝对不会到戏院里去“闹事”。
为什么大学生的关心面那样狭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环境不鼓励，甚至于试图阻碍，他对书本以外的兴趣。大概很少有父母没说过这句话：“你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大学以前这样说，为了应付联考。进了大学之后这样说，为了应付留考、托福、高考、研究所人考等。“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这个金玉良言是应现代科举制度而产生的。读书的目的在求技能，用来敲开一层一层考试的门。研读哲学、历史、文学、经济等等，都不是为了增加人生的智慧与了解，而是为了取得谋生的技术。因为这种技术与人生无关，所以可以“什么都不要管”。
可是这个金玉良言实在是经不起考验的。在“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的前提下，书，根本就不可能读得好。譬如读经济，一个学生可以用课本里的各种定义与学理来解释“通货膨胀”，可是要他分析为什么公务员的薪水要加百分之八他却目瞪口呆，我们能说他书读好了吗？譬如读文学，他可以熟读欧威尔的《一九八四》，洋洋洒洒地写篇论文讨论制度与个人的关系，但是要他对江南案件提出看法，他却一片空白，我们能说他把书读通了吗？
这个大千世界可以说是各个学科的实验室。学生在黑字白纸之间所学到的理论与例证，都还是抽象模糊的，只有在把知识带到人生的实验室里去观照验证之后，知识才能落实。要我们的学生封闭在大学的围墙里“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等于是把学问与人生割离，也等于要学游泳的人在岸上靠图解学游泳，却不沾水，或学解剖的人在暗室里看幻灯片学解剖，却不动刀子。
我们的学生不会“闹事”，因为“闹事”的人要先有自己的主张——不是报纸社论，不是老师的看法，同学的意见，而是自己的主张。对我们单纯、天真的学生而言，独立作价值判断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为什么？ 高三那年，开始上三民主义。有个沉闷的下午，我在课本中看到一句话：“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人的主义。”
就这么一句斩钉截铁的结论。我以为自己漏掉了编者解释引证的部分，把课本前前后后翻过，却找不到任何阐释。十七岁的我坐在书前，感觉到深深的挫折：要达到这样一个结论，课本编者应该一步一步来，先解释中国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民族，然后说明其他主义如何的不适用于中国社会，最后才能逻辑地演绎出“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人的主义”这个结论。可是编者显然觉得这些辩证的过程毫无必要。 第二天，在课堂上我请求老师解释“为什么”。
老师很惊讶地望了我一眼，好脾气地一笑，回答：“课本这么写，你背起来就是。联考不会问你为什么。” 在我早期的求知过程中，这个小小的经验是个很大的挫折。基本上，课本编者与授课老师并不认为学生有自己作判断、下结论的能力，所以才会有这种“你别问为什么，记住我的答案就行”的态度。他们因此所剥夺于我的，是我求知的权利与独立判断的能力。
现在的教育方式和过去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的教育者仍旧习惯于供给“结论”，仍旧不习惯供给学生“方法”，让他们自己去找结论。最能够反映这种现象的莫过于作文题目了。多少年来，任何考试中，学生面对的总是什么“学问为济世之本”、“忠勇为爱国之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满招损、谦受益”之类的金玉良言。所谓金玉良言说穿了，也就是死了的人交代下来的“结论”。出这种约定俗成的题目可以塑造学生的思想，使他更紧密地成为传统的一分子，有它教育的意义。但是这种思想传递根本上就不容许独创，不容许学生下自己的结论。如果教育者真正的兴趣不在于学生对传统的妥协与认同，而在于他独立判断的能力，那么同样的题目就应该以疑问的方式出现：“一分耕耘确能导致一分收获吗？”‘你是否同意学问为济世之本？”或者以挑战的方式：“试辩论‘忠勇为爱国之本’一说。”
只有这样不“既定结论”的思想训练才能真正刺激学生睁着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身边纷扰复杂的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去理出头绪来。当我们的教育者习惯性地把作好的结论抛下，学生也就懒惰地把结论照章收下；他不需要辛辛苦苦地去思索、摸索。
在我们的环境里，一个能关心、能判断的学生，却也不太可能有任何道德行动。一般教育者对学生行动采取压抑与抵制的态度，目的在求校园的稳定。
有一个专科学生被同学指控偷窃，教官在原告的带领之下也确实在该生书包中找到赃物，但是在没有听过被告辩解之前，就令这名学生退学。几个大胆的同学出来主持正义，要求学校给被告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
事情结果如何不论，学校当局对这些挺身而出的学生却有个斩钉截铁的态度：“去读你的书，不要多管闲事。谁闹事，谁就记过。”
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公民伦理课一再地教导学生要见义勇为，要当仁不让，要择善固执，学生一旦实践了这些美丽的道德理想，我们却恐慌地去压制他？学生对学校措施有所不满而投书、开会、抗议的时候，不正是最好的公民教育机会，帮助学生学习如何去理性地、公平而民主地解决问题，为什么我们反而以记过处分作为镇压的手段？为了表面的安静稳定而扼杀年轻人的正义感，代价是否太高了一点？
敢于表达意见、敢于行动的学生在一次两次的申诫记过之后，当然也学会了保护自己；他发觉，这个社会根本不希望他有道德勇气或正义感。
我们的大学生是不会“闹事”的一群。在考试、舞会、郊游的世界中，没有什么值得“闹事”的题材。在是非善恶都已经由父母师长孔子孟子下了结论的世界中，没有什么难题值得重新省思、费心判断。在明哲保身、少做少错的环境中，更没有什么“闹事”的余地。我们的大学生天真、单纯、安分、听话。
可是，如果“闹事”也可以解释为“以行动来改变现状”的话，我们这不会闹事的一代就值得令人忧虑了。四年一过，他就成为社会中坚——一个不懂得关心社会，不会判别是非，不敢行动的社会中坚！公车应不应涨价？不清楚。路边水管爆破了，不是我的事。公营机构亏了多少纳税人的钱？不知道。核电厂会不会贻害万年？不知道。上司舞弊应不应告发？不知道。台湾往哪里去？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一个满足现状的民族不可能进步，但是要对现状不满，一个人必须先有所关心，用心观察，观察之后作判断，判断之后付诸行动。关心可以是感性的，只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的一份爱，但是空有感情无济于事，它必须有冷静的理性的支持——判断与行动需要坚强的理性。
台湾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已经有许多人在关心、判断之后开始了行动。最好的例子是消费者基金会的推动者，他们已经“闹”了不少事。台湾需要闹的事情还很多很多。以妇女问题来说，我们现有的妇女组织还停留在献花、慰问、穿漂亮的衣服开慈善晚会与孤儿拥抱的阶段。在同样的社会版里，我们读到七岁的男孩被母亲活活烫死、十岁的女孩被卖到妓女户、十三岁的女儿被养父强暴而怀孕、三十岁的妻子被丈夫打断肋骨——我们天真可爱的校园美女觉得将来没事可关心、可“闹”吗？ 又是一个学期的开始，让我们想想从哪里做起吧！
作者：龍應台
原载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中国时报·人间》
source: http://www.booksea.com/xd/gt/zpj/l/longyingtai/yehuo/
我的母亲生在柏林，侥幸逃过犹太人的大屠杀。今年母亲节，我请她去看场电影。这部影片非常卖座，故事好像与非洲的黑人有关。排队买票的行列很长。有一个年轻白人在行列间来往发散传单，劝大家不要买票，因为这部片子是南非制作的。排队的人大概都想的和我一样：“看不看由我自己决定，不用你来告诉我。”所以没人理他。
入场之后，灯黑了电影正要开始，前座的两个年轻女孩突然站起来面对观众，大声地演讲，解释这部影片如何地蔑视南非黑人的惨境，希望大家抵制。观众中嘘声四起，有人不耐烦地大叫：“这里是美国；你要抗议到外面去！”也有生气的声音喊着：“我们付了五块钱电影票，让我们自己决定爱看不看！”偶尔有个微弱的声音说：“听听她们说什么也好！”但是群众的喊声愈来愈大：“出去！出去！出去！”
坐在我身边的母亲显得很难过，她转身对我说：“这两个年轻女孩竟然愿意花十块钱买票进入一个人人喊打的地方来——或许她们真有点道理也说不定。”
在大家的鼓掌声中，戏院的工作人员很粗暴地把那两个女生架走了。灯又黑下来，但是没几分钟，一个年轻人，带着浓厚的英国腔，站起来说：“这是一部充满种族歧视的影片——”愤怒的观众打断了他的话，有人在叫警察，但这个青年毫无惧色，继续大声说：“你们不让我把话说完，我是不会走的！”群众喊着：“滚蛋！滚蛋！”好不客易，来了两个警察，笑容满面地把那家伙给请了出去。
观众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一个廿来岁、一脸胡子的小伙子在后排突然站了起来，说：“不不，我跟他们不是一道的；我跟你们一样买了票纯粹来看戏的。我只是想到，或许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千万人一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个坚定的道德立场，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刚刚这几个人这样对被迫害的犹太人执着的话，我的祖父也许可以活到今天，不至于死在德国的煤气房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非常熟悉沙哑的声音突然响起：“他说的一点不错；你可别想叫我闭嘴！”我发觉我六十四岁的老母亲站了起来，面对着整个戏院；她全身在颤抖。
这一则不起眼的小故事可以招引出许多值得争议的问题来。譬如说，这几个为道德感所驱使的年轻人有没有权利阻止别人看这部“种族歧视”的电影？如果我也在戏院里，我会是愤怒的群众之一，叫他们“滚蛋”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权利主宰我的思想——这个电影究竟如何要由我自己看过了再作决定。其次，如果这一撮以“道德感”为理由的小团体能打断我的电影，那么，一个宗教团体、政治党派、商业集团等等，都可以肆意地来强迫推销它的理想，那个人还有什么自由自主可言？
南非的是非善恶也是个棘手的问题。它的种族隔离政策现在是千夫所指，万人唾弃。南非的白人简直是廿世纪的污点。事情的另外一面却是：南非若由黑人自决自主，恐怕歧视与屠杀会比现况更为剧烈——看看乌干达！看看整个非洲大陆！
但是《纽约客》这篇短文令我沉思许久的，却是这几个年轻抗议分子的行为。他们不算少数；哥伦比亚大学在南非有金钱的投资，哥大的学生也曾经热烈地示威过，反对学校当局“善恶不分”的和稀泥作风。而在戏院里“捣乱”的这些年轻人，事实上是一次一次地花五块钱买票——对学生而言，五块钱不是个小数目；进到戏院去让群众嘘骂，然后一次一次地被踢出来。这些人中，当然难免会有少数是为了幼稚的英雄主义或纯粹嬉闹，但大部分的，是为了一个道德立场，择善固执的理想。在一个人决定到戏院去“闹事”之前，他必须先具有三个条件。第一，他关心这个世界；因为关心，所以才会去注意南非黑人的困境。第二，他能作价值判断。对南非种族问题的报导纷纭不一，他得自己决定站在黑白那一边。第三，他有充分的道德勇气，充分到促使他付诸行动的地步。于是，他走到戏院去买票；五块钱，他很可以拿去溜冰或吃掉。
我们的年轻人呢？或者，缩小一点范围，我们的大学生呢？有多少人具备这三个品质？ 就我有限的观察，非常、非常的少。以对社会的关心而言，我们的学生在大学的四面围墙里自给自足地活着，不常把头伸出来。几个月前，当十四位省议员集体辞职时，我曾经对几百位学生作过测验，要他们写下议员辞职的原因，结果正如预料，有少数给了支离破碎而模糊的答案，显然是浏览报纸后的残余印象。百分之八十却很率直地回答：“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当然是因为缺乏兴趣，不关心。坊间杂志选出来的大学校园“美女”，被人问到社会问题时，娇滴滴地说：“好可怕哟！”吐吐舌头。这样“可爱”又“纯洁”的大学女生为数不少，而且讨人喜欢。我们的学生不仅只对台湾本身的社会、政治问题印象模糊，对台湾以外的国际情况就更陌生了。伊索匹亚的饥荒、乌干达的政变、南美的游击战、天主教廷对堕胎与离婚的立场、菲律宾的军队暴行等等，都不存在，都没有意义。
没有关心，自然没有做价值判断的需要。根本不知道南非有严重的种族问题。当然就不必去思索谁是谁非，因为无从思索起。没有关心，也就无所谓道德勇气和道德行动。非洲的幼儿可以死光，南美的军队可以强暴妇女，因为事不关己。海山的煤矿可以一崩再崩，桃园的古迹可以拆了又拆，内湖的垃圾山可以侥了再烧，事不关己。大学四年之中，只有两件值得关心的事：一是把朋友交好，以后有结婚的对象，一是把功课读好，将来有满意的出路。对社会的关心，对是非的判断能力，择善固执的勇气，都不在大学的围墙以内。
换句话说，我们的年轻人天真、单纯、听话；他们绝对不会到戏院里去“闹事”。
为什么大学生的关心面那样狭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环境不鼓励，甚至于试图阻碍，他对书本以外的兴趣。大概很少有父母没说过这句话：“你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大学以前这样说，为了应付联考。进了大学之后这样说，为了应付留考、托福、高考、研究所人考等。“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这个金玉良言是应现代科举制度而产生的。读书的目的在求技能，用来敲开一层一层考试的门。研读哲学、历史、文学、经济等等，都不是为了增加人生的智慧与了解，而是为了取得谋生的技术。因为这种技术与人生无关，所以可以“什么都不要管”。
可是这个金玉良言实在是经不起考验的。在“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的前提下，书，根本就不可能读得好。譬如读经济，一个学生可以用课本里的各种定义与学理来解释“通货膨胀”，可是要他分析为什么公务员的薪水要加百分之八他却目瞪口呆，我们能说他书读好了吗？譬如读文学，他可以熟读欧威尔的《一九八四》，洋洋洒洒地写篇论文讨论制度与个人的关系，但是要他对江南案件提出看法，他却一片空白，我们能说他把书读通了吗？
这个大千世界可以说是各个学科的实验室。学生在黑字白纸之间所学到的理论与例证，都还是抽象模糊的，只有在把知识带到人生的实验室里去观照验证之后，知识才能落实。要我们的学生封闭在大学的围墙里“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等于是把学问与人生割离，也等于要学游泳的人在岸上靠图解学游泳，却不沾水，或学解剖的人在暗室里看幻灯片学解剖，却不动刀子。
我们的学生不会“闹事”，因为“闹事”的人要先有自己的主张——不是报纸社论，不是老师的看法，同学的意见，而是自己的主张。对我们单纯、天真的学生而言，独立作价值判断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为什么？ 高三那年，开始上三民主义。有个沉闷的下午，我在课本中看到一句话：“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人的主义。”
就这么一句斩钉截铁的结论。我以为自己漏掉了编者解释引证的部分，把课本前前后后翻过，却找不到任何阐释。十七岁的我坐在书前，感觉到深深的挫折：要达到这样一个结论，课本编者应该一步一步来，先解释中国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民族，然后说明其他主义如何的不适用于中国社会，最后才能逻辑地演绎出“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人的主义”这个结论。可是编者显然觉得这些辩证的过程毫无必要。 第二天，在课堂上我请求老师解释“为什么”。
老师很惊讶地望了我一眼，好脾气地一笑，回答：“课本这么写，你背起来就是。联考不会问你为什么。” 在我早期的求知过程中，这个小小的经验是个很大的挫折。基本上，课本编者与授课老师并不认为学生有自己作判断、下结论的能力，所以才会有这种“你别问为什么，记住我的答案就行”的态度。他们因此所剥夺于我的，是我求知的权利与独立判断的能力。
现在的教育方式和过去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的教育者仍旧习惯于供给“结论”，仍旧不习惯供给学生“方法”，让他们自己去找结论。最能够反映这种现象的莫过于作文题目了。多少年来，任何考试中，学生面对的总是什么“学问为济世之本”、“忠勇为爱国之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满招损、谦受益”之类的金玉良言。所谓金玉良言说穿了，也就是死了的人交代下来的“结论”。出这种约定俗成的题目可以塑造学生的思想，使他更紧密地成为传统的一分子，有它教育的意义。但是这种思想传递根本上就不容许独创，不容许学生下自己的结论。如果教育者真正的兴趣不在于学生对传统的妥协与认同，而在于他独立判断的能力，那么同样的题目就应该以疑问的方式出现：“一分耕耘确能导致一分收获吗？”‘你是否同意学问为济世之本？”或者以挑战的方式：“试辩论‘忠勇为爱国之本’一说。”
只有这样不“既定结论”的思想训练才能真正刺激学生睁着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身边纷扰复杂的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去理出头绪来。当我们的教育者习惯性地把作好的结论抛下，学生也就懒惰地把结论照章收下；他不需要辛辛苦苦地去思索、摸索。
在我们的环境里，一个能关心、能判断的学生，却也不太可能有任何道德行动。一般教育者对学生行动采取压抑与抵制的态度，目的在求校园的稳定。
有一个专科学生被同学指控偷窃，教官在原告的带领之下也确实在该生书包中找到赃物，但是在没有听过被告辩解之前，就令这名学生退学。几个大胆的同学出来主持正义，要求学校给被告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
事情结果如何不论，学校当局对这些挺身而出的学生却有个斩钉截铁的态度：“去读你的书，不要多管闲事。谁闹事，谁就记过。”
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公民伦理课一再地教导学生要见义勇为，要当仁不让，要择善固执，学生一旦实践了这些美丽的道德理想，我们却恐慌地去压制他？学生对学校措施有所不满而投书、开会、抗议的时候，不正是最好的公民教育机会，帮助学生学习如何去理性地、公平而民主地解决问题，为什么我们反而以记过处分作为镇压的手段？为了表面的安静稳定而扼杀年轻人的正义感，代价是否太高了一点？
敢于表达意见、敢于行动的学生在一次两次的申诫记过之后，当然也学会了保护自己；他发觉，这个社会根本不希望他有道德勇气或正义感。
我们的大学生是不会“闹事”的一群。在考试、舞会、郊游的世界中，没有什么值得“闹事”的题材。在是非善恶都已经由父母师长孔子孟子下了结论的世界中，没有什么难题值得重新省思、费心判断。在明哲保身、少做少错的环境中，更没有什么“闹事”的余地。我们的大学生天真、单纯、安分、听话。
可是，如果“闹事”也可以解释为“以行动来改变现状”的话，我们这不会闹事的一代就值得令人忧虑了。四年一过，他就成为社会中坚——一个不懂得关心社会，不会判别是非，不敢行动的社会中坚！公车应不应涨价？不清楚。路边水管爆破了，不是我的事。公营机构亏了多少纳税人的钱？不知道。核电厂会不会贻害万年？不知道。上司舞弊应不应告发？不知道。台湾往哪里去？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一个满足现状的民族不可能进步，但是要对现状不满，一个人必须先有所关心，用心观察，观察之后作判断，判断之后付诸行动。关心可以是感性的，只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的一份爱，但是空有感情无济于事，它必须有冷静的理性的支持——判断与行动需要坚强的理性。
台湾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已经有许多人在关心、判断之后开始了行动。最好的例子是消费者基金会的推动者，他们已经“闹”了不少事。台湾需要闹的事情还很多很多。以妇女问题来说，我们现有的妇女组织还停留在献花、慰问、穿漂亮的衣服开慈善晚会与孤儿拥抱的阶段。在同样的社会版里，我们读到七岁的男孩被母亲活活烫死、十岁的女孩被卖到妓女户、十三岁的女儿被养父强暴而怀孕、三十岁的妻子被丈夫打断肋骨——我们天真可爱的校园美女觉得将来没事可关心、可“闹”吗？ 又是一个学期的开始，让我们想想从哪里做起吧！
作者：龍應台
原载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中国时报·人间》
source: http://www.booksea.com/xd/gt/zpj/l/longyingtai/yehuo/
Tuesday, August 30, 2005
原来儿子是┅
甲乙丙丁四个退休的家伙在打高尔夫球。甲将他的球打进树林里，於是他进入树林里找球。
乙问丙∶你儿子近来如何？
丙答∶我儿子得到一家名牌汽车的经销权，而且今年生意好得不得了。他还送了一部车子给他的朋友。
乙又问丁∶你儿子又怎样？
丁答∶我儿子得到一艘游艇的经销权，今年生意比以往更好。而且他也送了一艘游艇给他的朋友。
丙问乙∶那你儿子近来又如何？
乙答∶你们知道我儿子是不动产经纪商，今年房地产景气不错，他甚至送了一栋房给他的朋友。
这时，甲回来了，丙又问他儿子近来可好？
甲答∶我也不很清楚，就你们知道，我儿子是个同性恋，但他最近一定是走了什麽狗屎运，因为他的同志们送了他一栋房子、一部车子及一艘游艇。
乙问丙∶你儿子近来如何？
丙答∶我儿子得到一家名牌汽车的经销权，而且今年生意好得不得了。他还送了一部车子给他的朋友。
乙又问丁∶你儿子又怎样？
丁答∶我儿子得到一艘游艇的经销权，今年生意比以往更好。而且他也送了一艘游艇给他的朋友。
丙问乙∶那你儿子近来又如何？
乙答∶你们知道我儿子是不动产经纪商，今年房地产景气不错，他甚至送了一栋房给他的朋友。
这时，甲回来了，丙又问他儿子近来可好？
甲答∶我也不很清楚，就你们知道，我儿子是个同性恋，但他最近一定是走了什麽狗屎运，因为他的同志们送了他一栋房子、一部车子及一艘游艇。
苍蝇吃午餐
一天，苍蝇爸爸带著孩子们去吃午饭，一路上飞著飞著终於看到一坨大便，於是就停下来享用。
这时候一个苍蝇孩子忽然问爸爸∶「爸爸，为什麽我们要吃大便？」爸爸回答说∶「孩子，吃饭的时候不要讲这麽恶心的话。」
这时候一个苍蝇孩子忽然问爸爸∶「爸爸，为什麽我们要吃大便？」爸爸回答说∶「孩子，吃饭的时候不要讲这麽恶心的话。」
对不起，我不同意
台湾时报出版社的编辑，邀我为龙应台《野火集》20周年纪念版写篇文章。2005年夏秋交际，龙应台再卷旋风∶7月，20周年纪念版推出、她上了《亚洲周刊》独占11页加封面人物、到香港书展演讲；8月到上海书展演讲。
为《野火集》写纪念文章，五味杂陈。1984年我毕业返马，1985年《野火集》初版面市。龙应台那把火，千里之外烧来，仍是痛入肌肤。我从不认为她针砭的是“台湾社会”，反而故意曲解成华人社会。是。我是这样读《野火集》的。
纪念版的书腰文案是∶“狂飙的时代印记／你我的共同记忆∶‘野火’20年，了解台湾的过去和未来，不可不读／20篇华文重量级知识份子解读野火／为台湾寻找新的反对能量”。显然，这样写是把阅读的经纬线设在台湾。
对不起，我不同意。
《野火集》不只属於台湾，也属於华人世界。龙应台笔下的台湾社会和政府问题，也是全球华人面对和熟悉的问题。否则，“海外”华文读者为何要读她的书？龙应台所表现的，是“海外”华人知识份子共同的身姿∶勇於批判，也永不妥协。所以，与其说纪念版希望“为台湾寻找新的反对能量”，不如扩大共鸣，说是“为华人世界寻找新的反对能量”。（“海外”加引号，也因为我不同意。）
我想我没误读。同在纪念版上撰文的柯思仁，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是我台大中文系的学弟。他的标题是∶〈期待新加坡的龙应台？〉
这只说明台湾出版社并不了解“海外”华文读者或华人社会。但我想说的，其实是告诉想成为真正的知识份子的朋友，买本《野火集》来读。
星洲日报／副刊．文∶傅承得
为《野火集》写纪念文章，五味杂陈。1984年我毕业返马，1985年《野火集》初版面市。龙应台那把火，千里之外烧来，仍是痛入肌肤。我从不认为她针砭的是“台湾社会”，反而故意曲解成华人社会。是。我是这样读《野火集》的。
纪念版的书腰文案是∶“狂飙的时代印记／你我的共同记忆∶‘野火’20年，了解台湾的过去和未来，不可不读／20篇华文重量级知识份子解读野火／为台湾寻找新的反对能量”。显然，这样写是把阅读的经纬线设在台湾。
对不起，我不同意。
《野火集》不只属於台湾，也属於华人世界。龙应台笔下的台湾社会和政府问题，也是全球华人面对和熟悉的问题。否则，“海外”华文读者为何要读她的书？龙应台所表现的，是“海外”华人知识份子共同的身姿∶勇於批判，也永不妥协。所以，与其说纪念版希望“为台湾寻找新的反对能量”，不如扩大共鸣，说是“为华人世界寻找新的反对能量”。（“海外”加引号，也因为我不同意。）
我想我没误读。同在纪念版上撰文的柯思仁，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是我台大中文系的学弟。他的标题是∶〈期待新加坡的龙应台？〉
这只说明台湾出版社并不了解“海外”华文读者或华人社会。但我想说的，其实是告诉想成为真正的知识份子的朋友，买本《野火集》来读。
星洲日报／副刊．文∶傅承得
美味大闸蟹！
大闸蟹分为（一）青壳──蟹壳呈青灰色，体形厚实。（二）黄毛──蟹脚有毛，肉感强，能够八足挺立行动自如，双螯腾空姿势挺拔，我封它为蟹类群中之武林高手。（三）白肚──肚脐甲壳洁白如玉，无斑点；“形象”乾乾净净，但不如肉质细腻如脂的（四）红膏蟹──红膏蟹还有公母之分：公蟹膏嫩滑，蟹肉香甜；母蟹膏黄饱满，但在九月时，母蟹充满蟹卵，味极肥美，是极品。
除此4类，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品种？
何谓“大闸蟹”？答案：捕蟹者在捕捉螃蟹时，以竹子编成大大的竹闸，有称竹簖；将竹簖设於港湾，夜间关闸，再置灯火於簖上，蟹见灯光，爬上闸网乖乖就范。因以闸栏竹簖捕之，故称之为大闸蟹。
吃蟹要冒点险，若清理不乾净，吃了易拉肚子。有人说蟹寒凉，又含毒素，多吃对皮肤不好，若有伤口会引发患处溃烂。但大闸蟹养殖场说他们的蟹非常乾净，因为水质无污染，所以螃蟹们没有机会吞进肮脏的食物。我听了很开心，因为它是“有机蟹”。
另外，“中药大辞典”还说：蟹含维生素A，对病后，手术后大有益处；又可主治烫伤，疥癣，清热，散血等；还有还有，它也能补充钙质；因此，对患骨质疏松症者，小儿佝偻病者，这简直是个天大的喜讯。
除此4类，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品种？
何谓“大闸蟹”？答案：捕蟹者在捕捉螃蟹时，以竹子编成大大的竹闸，有称竹簖；将竹簖设於港湾，夜间关闸，再置灯火於簖上，蟹见灯光，爬上闸网乖乖就范。因以闸栏竹簖捕之，故称之为大闸蟹。
吃蟹要冒点险，若清理不乾净，吃了易拉肚子。有人说蟹寒凉，又含毒素，多吃对皮肤不好，若有伤口会引发患处溃烂。但大闸蟹养殖场说他们的蟹非常乾净，因为水质无污染，所以螃蟹们没有机会吞进肮脏的食物。我听了很开心，因为它是“有机蟹”。
另外，“中药大辞典”还说：蟹含维生素A，对病后，手术后大有益处；又可主治烫伤，疥癣，清热，散血等；还有还有，它也能补充钙质；因此，对患骨质疏松症者，小儿佝偻病者，这简直是个天大的喜讯。
Monday, August 29, 2005
澳门特首ＶＳ香港特首
谁能当领袖谁才可以当政治人物？
一些年轻朋友问我，政治领袖需要什麽特殊的条件？我说政客也好，政治家也好，都需要是很好的演员，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戏，演出令自己也会感动的戏。
但除了演技以外，还需要有好的剧本，这就牵涉到政治人物的“大论述”是否有创意，能够言人之所未言，写人之所未写，提出新的愿景，带给群众一种新的希望，凝聚一股力量，唤发社会的新生。
当然剧本可以找很多人写，有不同的文胆智囊，但关键在於如何解读，如何与人沟通。美国总统里根被认为是草包一个，肚子没什麽墨水，但他具有很多民间的智慧，擅於与人沟通，又有幽默感，往往可以借力打力，举重若轻，赢得人心。
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型的政治家，像小罗斯福和邱吉尔，都具有很强的修辞能力，能够提炼一些振奋人心的句子，可以不断和自己的词锋谈恋爱，迸发让人难以抵挡的魅力。政治之道，就是舞台之道，要让别人感动，必须先让自己的句子感动自己。
澳门玄机
澳门最近成为国际媒体的宠儿，各方都拿它来和香港做比较。这个人口才40多万的小城，展现巨大的魅力，赢得不同世界的掌声。
掌声来自政治与经济的两个世界。澳门的经济由於赌权开放，释放城市的竞争力，使香港股市的“澳门概念股”急速上升，让投资者惊艳。但在经济成功的背后，其实是政治上的突破。
政治的突破就是冲出回归危机的魔咒。香港回归后几年，社会上仍弥漫一种“今不如昔”的心态，有些媒体一直鼓吹英国殖民统治胜过特区政府的统治，陷入一种“殖民乡愁”的漩涡中。但澳门却从来没有这种问题，因为澳门在回归前的澳葡统治，已经烂到不能再烂。何厚铧上台，摆平了黑道，让人民安居乐业，凝聚了内部的强大力量。
这是澳门的运气。何厚铧比董建华幸运，他可以黑白两道通吃。但澳门的模式不可以移植香港，不仅因为城市的规模不同，也因为民心的结构不一样。澳门的大三巴牌坊是殖民时期的地标，让澳门人追念那些飘远的历史，但在大三巴的隔壁，就有一座香火鼎盛的哪吒庙，上面写著暗藏玄机的对联∶“何者是前身漫向太虚寻故我，吾神原直道敢生多事惑斯民。”
因缘际会
曾荫权上台了。香港换了特首，也使香港的政治生态出现变化。不少亲北京的组织及政治人物，过去对曾荫权都嗤之以鼻，觉得他是英国人培养出来的“小英国人”，只是一个技术官僚，如今阴差阳错，竟取得大位，是孰可忍，孰不可忍。
但最后香港亲北京力量的“反曾”情结都慢慢化解，不单是因为北京的压力，也因为形势比人强，因为这位喜欢打“领结”，在香港被谑称为“煲呔”bow Tie的政治人物，确有他的过人之处，因为他从公务员基层出身，与今天“港人治港”的骨干——18万公务员是同出一源，因而他指挥这一个群体就如臂使指，不会出现董建华那种“政令不通”，陷於“孤家寡人”之叹。
“煲呔”另一个长处是与媒体关系奇好，过去很多“倒董”的名嘴名笔，都与曾荫权私交甚好，如今纷纷“挺曾”，使这位香港新特首可以享受与香港主流舆论的“蜜月期”，更何况现在香港经济处在上升期，楼市动力强劲。曾荫权因缘际会，预料不会出现董建华陷於四面楚歌的痛苦。
星洲广场·作者∶星洲日报／抚摸心跳．邱立本
一些年轻朋友问我，政治领袖需要什麽特殊的条件？我说政客也好，政治家也好，都需要是很好的演员，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戏，演出令自己也会感动的戏。
但除了演技以外，还需要有好的剧本，这就牵涉到政治人物的“大论述”是否有创意，能够言人之所未言，写人之所未写，提出新的愿景，带给群众一种新的希望，凝聚一股力量，唤发社会的新生。
当然剧本可以找很多人写，有不同的文胆智囊，但关键在於如何解读，如何与人沟通。美国总统里根被认为是草包一个，肚子没什麽墨水，但他具有很多民间的智慧，擅於与人沟通，又有幽默感，往往可以借力打力，举重若轻，赢得人心。
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型的政治家，像小罗斯福和邱吉尔，都具有很强的修辞能力，能够提炼一些振奋人心的句子，可以不断和自己的词锋谈恋爱，迸发让人难以抵挡的魅力。政治之道，就是舞台之道，要让别人感动，必须先让自己的句子感动自己。
澳门玄机
澳门最近成为国际媒体的宠儿，各方都拿它来和香港做比较。这个人口才40多万的小城，展现巨大的魅力，赢得不同世界的掌声。
掌声来自政治与经济的两个世界。澳门的经济由於赌权开放，释放城市的竞争力，使香港股市的“澳门概念股”急速上升，让投资者惊艳。但在经济成功的背后，其实是政治上的突破。
政治的突破就是冲出回归危机的魔咒。香港回归后几年，社会上仍弥漫一种“今不如昔”的心态，有些媒体一直鼓吹英国殖民统治胜过特区政府的统治，陷入一种“殖民乡愁”的漩涡中。但澳门却从来没有这种问题，因为澳门在回归前的澳葡统治，已经烂到不能再烂。何厚铧上台，摆平了黑道，让人民安居乐业，凝聚了内部的强大力量。
这是澳门的运气。何厚铧比董建华幸运，他可以黑白两道通吃。但澳门的模式不可以移植香港，不仅因为城市的规模不同，也因为民心的结构不一样。澳门的大三巴牌坊是殖民时期的地标，让澳门人追念那些飘远的历史，但在大三巴的隔壁，就有一座香火鼎盛的哪吒庙，上面写著暗藏玄机的对联∶“何者是前身漫向太虚寻故我，吾神原直道敢生多事惑斯民。”
因缘际会
曾荫权上台了。香港换了特首，也使香港的政治生态出现变化。不少亲北京的组织及政治人物，过去对曾荫权都嗤之以鼻，觉得他是英国人培养出来的“小英国人”，只是一个技术官僚，如今阴差阳错，竟取得大位，是孰可忍，孰不可忍。
但最后香港亲北京力量的“反曾”情结都慢慢化解，不单是因为北京的压力，也因为形势比人强，因为这位喜欢打“领结”，在香港被谑称为“煲呔”bow Tie的政治人物，确有他的过人之处，因为他从公务员基层出身，与今天“港人治港”的骨干——18万公务员是同出一源，因而他指挥这一个群体就如臂使指，不会出现董建华那种“政令不通”，陷於“孤家寡人”之叹。
“煲呔”另一个长处是与媒体关系奇好，过去很多“倒董”的名嘴名笔，都与曾荫权私交甚好，如今纷纷“挺曾”，使这位香港新特首可以享受与香港主流舆论的“蜜月期”，更何况现在香港经济处在上升期，楼市动力强劲。曾荫权因缘际会，预料不会出现董建华陷於四面楚歌的痛苦。
星洲广场·作者∶星洲日报／抚摸心跳．邱立本
学生七问
问：什麽是纯文学？纯文学是一种唯美文学吗？
答∶要求一个东西纯，这纯度得有所定义，在特定的意涵下，才能定义何谓纯文学。如果有人的血统是混血儿，你要求他纯，他充其量只能是纯的混血儿。论到纯文学，需让文学安放在应有的根本、角色，和位置，这东西不是平面或固定的，而是具有发展性的事物。
按照艺术哲学家苏珊兰格的美学角度，文学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凡有机体都会成长、都会改变。我相信纯文学需要参照现代文学一起谈。我对现代文学的定义是阶段性的定义──所谓现代文学就是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我们的时代，有我们时代的文学，现代文学就是活在现代的人的文学。
纯文学可以延伸出很多讨论空间。我们现在已进入很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或者，消费的年代。如果文学的纯度被影响的话，可能的元素除了政治，就是商业机制。譬如出书是为了可以卖，那已变成很典型的资本主义结构的机制，文学也不能幸免。当文学变成商品，它需要市场，就得顺著顾客导向。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可能就不纯，因为文学的动机不纯了。
如果回到五四阶段，周作人先生喊出的“人的文学”口号，所谓文学就是很真实、很诚恳地面对人的情感、人的生活经验书写的文字记录。当然，文学作品是透过完备的艺术形式构成，不是凡文字就是文学作品。（换句话说，王菲在《2046》里哭就是艺术表演，在狗仔队追访时哭就不算艺术。）那不纯的文学呢？我们暂时把大众文学放在里边。大众文学之为文学大众，原因大多人的品味。在商业社会的基调里，大多数人的选择，不见得都对焦文学本来的位置。这样，文学的主体性就被商业机制消掉了，文学变成客体，主体被消费的形式取代。
唯美文学是纯文学其中一种。唯美文学的典型人物是爱尔兰的王尔德，为艺术而艺术；中国文学传统里的徐志摩也可归类为唯美文学一派代表人物。唯美文学就是“把人生文学化，把文学人生化”。我们看到的徐志摩确实是“人如其文，文如其人”的一个文学家、艺术家。
二问：马华文学作品是否一定要有关于马来西亚的风土人情才算马华文学呢？还是只要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不管他的作品里有没有所谓的本土性，都算是马华文学？如果一个留台马来西亚作家的作品受了台湾文学很大的影响，导致他们的作品和台湾文学没有差异，就因为他们是马来西亚人，所以他们的作品也应该归类为马华文学？
答∶我宁可马华文学是还在发展的一种开放事物。基本上，我们可以认同，马华文学绝大部分作品是马来西亚华人所写的文学作品，在文化意义上，这些作品都是以马来西亚人的身份所发出的情感符号。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接触到的留台马来西亚作家的作品，都有马来西亚的风土人情。将来地球会不会出现一个马华文学作者，他的文学作品完全没有马来西亚风土人情，或用许文荣老师的说法，“本土性的含量”，到时我们再解答这个问题。
三问：什麽是大中国核心思想下的海外华人文学？又，什麽是马华文学“残缺的中国性”？
答∶这可以归类马华文学的中国性议题。这课题可以跟所谓断奶论一起谈。我们受“中国性”的部份滋养，是不是到一个阶段必须断奶，开始跟“中国性”说再见，然后，“再生”属于马来西亚华人本身──自生自足的──主体性的文学？马来西亚土地上的文学没有办法摆脱的命运是，我们必然是“再生”的，等于说，我们还在使用这种文字，但我们试图在文学内容上，建立和典型的中国文学有别的文学体系。
从文化中国的角度来看，马来西亚处在边陲位置，目前中心是海峡两岸，他们那边还在讨论、还在较量，所以跟我们没有直接关系。如果要在马华文学里提出“残缺的中国性”这种说法，我们或必面对一个事实──我们的祖先确实从中国来到马来西亚，我们的文化身份有其断裂性。举个例子，如果到中国，你会发现，在中国土地上，我们的身份是外国人。也就是说，如果你还强调中国性，它一定是残缺的、断裂的。
四问：如何定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学？再创作的翻译文学还是马华文学吗？
答∶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目前的定义是马来文的文学作品，这是我们国家文学架构过程里，很值得思考的面向。我们现在面对的国家文学，一个建构中的文学体系，里面出现一种两难。这种两难如何跨越？就看我们不同种族新生代之间如何互动，看产生的结果可不可能调整结构，进一步发展这个空间。如果马来西亚国家文学只是马来文书写的文学，马来西亚人人永面对一个困难，就是如何分享非马来文书写的马来西亚文学。可能的方法是通过翻译，把华文书写的作品翻译成马来文。
你可以说这是马华文学的异族兄弟姐妹。翻译的过程是增加和减少的过程。没有作品可以从一种文字跨到另一种文字，而又完整再现。它只能是以不同的文字再创作一回。当国家文学还不能以非马来文书写的时候，恐怕这就是国家文学的马华文学过渡期的居所。
五问：如何分别无国界纯文学与三位一体马华文学？
答∶文学作品本身，它不须考虑写的是无国界纯文学或所谓三位一体马华文学，它只需要很真实、很诚恳地按照生活经验、情感状况，去书写感知的一切就好。至于界定文学是纯文学或三位一体马华文学，是评论家的事。在评论界，所谓无国界纯文学、三位一体马华文学、在台湾的马华文学、或在中国的马华文学、或者是本土性文学，这种种说法都可以和所谓三位一体马华文学并存。我们需要多种声音，这是“众生喧哗”的时代，不只文学作品需要多元的声音、不同的自由度，在学者评论的学术界，也需要更多的声音。不同的声音才能让马华文学的发展更有生命力、更加蓬勃，也将激发更多可能。
六问∶现代性是不是等于批判传统？
答∶现代性不等于批判传统，但现代性一定包括批判传统的成份。我们需要知道过去才能展望未来。
七问∶马华文学如果要更上一层楼，是否要脱离本土性、现代性、及中国性？甚至脱离文字本身？
答∶马华文学要更上一层楼，需要超越本土性、现代性、中国性的框架，这是视野命题。我们都知道，马华文学既为华文的文学作品，它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甚至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作品都有关系。马华文学从中国文学脱胎而出，发展自己的生命，也就是变成新的生命体。同时，就如我们面对马来文学或印度文学，在马来西亚，国家文学包括组成国民总体的土著的文学、马来人的文学、印度人的文学，以及华人的文学，这四分法又可以统合在国家文学命题之下。当然，我们现在还未比较成熟地对国家文学达到共识的阶段。
马华文化对马华文学的定义正在讨论的阶段，马华文学确实是处於不明确阶段。但也不要因为不明确而感得混乱、不安全或忐忑。因为，不明确也显示发展的可能性，一种可以再去努力的方向、和自由。所以，这基本上是好事。
马华文学需具备可以超越本土性、现代性及中国性的视野，但它又不必脱离本土性、现代性及中国性，这是微妙而美好的共生关系。在这意义上，我们从评论的一个角度来看，马华文学要更上层楼，也最终要把它按放世界文学的视角期待。那当然就和宇宙有关系。我们知道，追求知识到最后，是去追问宇宙万物的事。如果文学是人的文学，这个人的知识成长到某个阶段，一定会继续追问宇宙万物的奥秘。
星洲广场·作者∶星洲日报／新新时代、纪录．范其煌、萧雯韵
答∶要求一个东西纯，这纯度得有所定义，在特定的意涵下，才能定义何谓纯文学。如果有人的血统是混血儿，你要求他纯，他充其量只能是纯的混血儿。论到纯文学，需让文学安放在应有的根本、角色，和位置，这东西不是平面或固定的，而是具有发展性的事物。
按照艺术哲学家苏珊兰格的美学角度，文学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凡有机体都会成长、都会改变。我相信纯文学需要参照现代文学一起谈。我对现代文学的定义是阶段性的定义──所谓现代文学就是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我们的时代，有我们时代的文学，现代文学就是活在现代的人的文学。
纯文学可以延伸出很多讨论空间。我们现在已进入很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或者，消费的年代。如果文学的纯度被影响的话，可能的元素除了政治，就是商业机制。譬如出书是为了可以卖，那已变成很典型的资本主义结构的机制，文学也不能幸免。当文学变成商品，它需要市场，就得顺著顾客导向。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可能就不纯，因为文学的动机不纯了。
如果回到五四阶段，周作人先生喊出的“人的文学”口号，所谓文学就是很真实、很诚恳地面对人的情感、人的生活经验书写的文字记录。当然，文学作品是透过完备的艺术形式构成，不是凡文字就是文学作品。（换句话说，王菲在《2046》里哭就是艺术表演，在狗仔队追访时哭就不算艺术。）那不纯的文学呢？我们暂时把大众文学放在里边。大众文学之为文学大众，原因大多人的品味。在商业社会的基调里，大多数人的选择，不见得都对焦文学本来的位置。这样，文学的主体性就被商业机制消掉了，文学变成客体，主体被消费的形式取代。
唯美文学是纯文学其中一种。唯美文学的典型人物是爱尔兰的王尔德，为艺术而艺术；中国文学传统里的徐志摩也可归类为唯美文学一派代表人物。唯美文学就是“把人生文学化，把文学人生化”。我们看到的徐志摩确实是“人如其文，文如其人”的一个文学家、艺术家。
二问：马华文学作品是否一定要有关于马来西亚的风土人情才算马华文学呢？还是只要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不管他的作品里有没有所谓的本土性，都算是马华文学？如果一个留台马来西亚作家的作品受了台湾文学很大的影响，导致他们的作品和台湾文学没有差异，就因为他们是马来西亚人，所以他们的作品也应该归类为马华文学？
答∶我宁可马华文学是还在发展的一种开放事物。基本上，我们可以认同，马华文学绝大部分作品是马来西亚华人所写的文学作品，在文化意义上，这些作品都是以马来西亚人的身份所发出的情感符号。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接触到的留台马来西亚作家的作品，都有马来西亚的风土人情。将来地球会不会出现一个马华文学作者，他的文学作品完全没有马来西亚风土人情，或用许文荣老师的说法，“本土性的含量”，到时我们再解答这个问题。
三问：什麽是大中国核心思想下的海外华人文学？又，什麽是马华文学“残缺的中国性”？
答∶这可以归类马华文学的中国性议题。这课题可以跟所谓断奶论一起谈。我们受“中国性”的部份滋养，是不是到一个阶段必须断奶，开始跟“中国性”说再见，然后，“再生”属于马来西亚华人本身──自生自足的──主体性的文学？马来西亚土地上的文学没有办法摆脱的命运是，我们必然是“再生”的，等于说，我们还在使用这种文字，但我们试图在文学内容上，建立和典型的中国文学有别的文学体系。
从文化中国的角度来看，马来西亚处在边陲位置，目前中心是海峡两岸，他们那边还在讨论、还在较量，所以跟我们没有直接关系。如果要在马华文学里提出“残缺的中国性”这种说法，我们或必面对一个事实──我们的祖先确实从中国来到马来西亚，我们的文化身份有其断裂性。举个例子，如果到中国，你会发现，在中国土地上，我们的身份是外国人。也就是说，如果你还强调中国性，它一定是残缺的、断裂的。
四问：如何定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学？再创作的翻译文学还是马华文学吗？
答∶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目前的定义是马来文的文学作品，这是我们国家文学架构过程里，很值得思考的面向。我们现在面对的国家文学，一个建构中的文学体系，里面出现一种两难。这种两难如何跨越？就看我们不同种族新生代之间如何互动，看产生的结果可不可能调整结构，进一步发展这个空间。如果马来西亚国家文学只是马来文书写的文学，马来西亚人人永面对一个困难，就是如何分享非马来文书写的马来西亚文学。可能的方法是通过翻译，把华文书写的作品翻译成马来文。
你可以说这是马华文学的异族兄弟姐妹。翻译的过程是增加和减少的过程。没有作品可以从一种文字跨到另一种文字，而又完整再现。它只能是以不同的文字再创作一回。当国家文学还不能以非马来文书写的时候，恐怕这就是国家文学的马华文学过渡期的居所。
五问：如何分别无国界纯文学与三位一体马华文学？
答∶文学作品本身，它不须考虑写的是无国界纯文学或所谓三位一体马华文学，它只需要很真实、很诚恳地按照生活经验、情感状况，去书写感知的一切就好。至于界定文学是纯文学或三位一体马华文学，是评论家的事。在评论界，所谓无国界纯文学、三位一体马华文学、在台湾的马华文学、或在中国的马华文学、或者是本土性文学，这种种说法都可以和所谓三位一体马华文学并存。我们需要多种声音，这是“众生喧哗”的时代，不只文学作品需要多元的声音、不同的自由度，在学者评论的学术界，也需要更多的声音。不同的声音才能让马华文学的发展更有生命力、更加蓬勃，也将激发更多可能。
六问∶现代性是不是等于批判传统？
答∶现代性不等于批判传统，但现代性一定包括批判传统的成份。我们需要知道过去才能展望未来。
七问∶马华文学如果要更上一层楼，是否要脱离本土性、现代性、及中国性？甚至脱离文字本身？
答∶马华文学要更上一层楼，需要超越本土性、现代性、中国性的框架，这是视野命题。我们都知道，马华文学既为华文的文学作品，它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甚至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作品都有关系。马华文学从中国文学脱胎而出，发展自己的生命，也就是变成新的生命体。同时，就如我们面对马来文学或印度文学，在马来西亚，国家文学包括组成国民总体的土著的文学、马来人的文学、印度人的文学，以及华人的文学，这四分法又可以统合在国家文学命题之下。当然，我们现在还未比较成熟地对国家文学达到共识的阶段。
马华文化对马华文学的定义正在讨论的阶段，马华文学确实是处於不明确阶段。但也不要因为不明确而感得混乱、不安全或忐忑。因为，不明确也显示发展的可能性，一种可以再去努力的方向、和自由。所以，这基本上是好事。
马华文学需具备可以超越本土性、现代性及中国性的视野，但它又不必脱离本土性、现代性及中国性，这是微妙而美好的共生关系。在这意义上，我们从评论的一个角度来看，马华文学要更上层楼，也最终要把它按放世界文学的视角期待。那当然就和宇宙有关系。我们知道，追求知识到最后，是去追问宇宙万物的事。如果文学是人的文学，这个人的知识成长到某个阶段，一定会继续追问宇宙万物的奥秘。
星洲广场·作者∶星洲日报／新新时代、纪录．范其煌、萧雯韵
伊戰66記者喪生超越戰
（巴格達訊）自美國2003年對伊拉克開戰以來，在伊喪生的記者人數已經超過了越戰記錄。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表示，自1955年到1975年的20年間，共有63名記者在越南遇難，但是卻有66名記者及其助手在伊拉克遇難。
無國界記者組織將伊拉克列為對記者最危險的地區之一，除了66名遇難的新聞從業員外，還有22名新聞從業員曾在當地遭綁架。
source: www.sinchew-i.com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表示，自1955年到1975年的20年間，共有63名記者在越南遇難，但是卻有66名記者及其助手在伊拉克遇難。
無國界記者組織將伊拉克列為對記者最危險的地區之一，除了66名遇難的新聞從業員外，還有22名新聞從業員曾在當地遭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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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IQ题
“5+5+5=550。该如何移动其中一个数字或符号，就能使这算术题合理化？”这是朋友去应徵市场策划员，在面试时被测试的问题。
不难发现，现今的面试形式与格式百花齐放，其中以考应变能力的IQ题最为普遍。这些IQ题并不需要很专业的理论或学识，有时候答案甚至很“无厘头”。
有一位当人事部执行员的朋友提及，在面试应聘者过程中是免不了IQ题阶段的。“我们要求的不是正确答案，而是想藉此试探面试者是否愿意思索一番后再给予答案。对於那些思索都不愿意即放弃的人，我们又怎麽能期待聘请了他们之后，他们将来会对公司有所贡献？”
现今，是一个已经迈向新趋势的时代，除了一般知识、经验、技术的掌握以外，在面试时，我们更被期待能针对一些事情以及政策发表意见和看法，以及建议解方案。因此，我们必须多思考和多尝试，以便在面试中能从被动改为主动。
很多人似乎都在埋怨自己既有的工作岗位死板，导致奋斗心也削减了。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若你愿意在原有的工作多加思考并加以变化以增加效率，也许就能获得上层的注意，这对个人的职场生涯有很大影响。更重要的是，在思考过程中，能激发对你对原有工作的奋斗心。
因此，在面试若被对方以IQ题测试时，不妨给予自己一个空间或机会寻找答案，不要被问题吓到而放弃思考的机会。在职场中，我们要保持最佳状态，当然亦包括思路清晰的状况。
动一动脑筋，更能显示自己另一方面的才华，同时发挥工作效率的本钱。
怎麽样？你现在已找到了那个算术题的答案了吗？其实很简单，只要把其中一个“+”符号划上一撇就行了──“545＋5＝550”。
星洲日报／副刊／职场传真机·文∶黄达强
不难发现，现今的面试形式与格式百花齐放，其中以考应变能力的IQ题最为普遍。这些IQ题并不需要很专业的理论或学识，有时候答案甚至很“无厘头”。
有一位当人事部执行员的朋友提及，在面试应聘者过程中是免不了IQ题阶段的。“我们要求的不是正确答案，而是想藉此试探面试者是否愿意思索一番后再给予答案。对於那些思索都不愿意即放弃的人，我们又怎麽能期待聘请了他们之后，他们将来会对公司有所贡献？”
现今，是一个已经迈向新趋势的时代，除了一般知识、经验、技术的掌握以外，在面试时，我们更被期待能针对一些事情以及政策发表意见和看法，以及建议解方案。因此，我们必须多思考和多尝试，以便在面试中能从被动改为主动。
很多人似乎都在埋怨自己既有的工作岗位死板，导致奋斗心也削减了。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若你愿意在原有的工作多加思考并加以变化以增加效率，也许就能获得上层的注意，这对个人的职场生涯有很大影响。更重要的是，在思考过程中，能激发对你对原有工作的奋斗心。
因此，在面试若被对方以IQ题测试时，不妨给予自己一个空间或机会寻找答案，不要被问题吓到而放弃思考的机会。在职场中，我们要保持最佳状态，当然亦包括思路清晰的状况。
动一动脑筋，更能显示自己另一方面的才华，同时发挥工作效率的本钱。
怎麽样？你现在已找到了那个算术题的答案了吗？其实很简单，只要把其中一个“+”符号划上一撇就行了──“545＋5＝550”。
星洲日报／副刊／职场传真机·文∶黄达强
冰岛·石油·争夺战
打开世界地图，倘若不加注意，或许就轻易忽略了位於世界边缘的北欧小国冰岛。这个蕞尔小国，其中大部份土地被冰覆盖著，适於耕种的土地仅占全国国土0.07%。数百年下来，冰岛人被迫与酷寒的环境作战，以争取生存的机会。
冰岛严重缺乏天然资源，但却因为大量的火山活动，而有丰富的地热能（Geothermal energy）；又因为拥有湍急的河流及瀑布，而能够以水力发电。因此，冰岛人学会了利用现有的自然条件，开创出新的生活环境。地热能及水力成为冰岛首要的能源，支撑国家发展、经济活动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据估计，未来数十年，冰岛极有可能成为世界上首个无需石油的国家。
同一时间，在地球上许多地方，由於经济发展迅速，工业活动增加，因此对石油的要求量也相应增加。然而，由於没有发现新油田，而导致石油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根据数字显示，全球90%的油田已经开采，现有石油储存量也将在未来40年内耗尽。石油短缺已是个无可避免的问题，各大国之间因此掀起了“石油争夺战”。
中国及印度这两个“新兴强权”，为了应付各自蓬勃的经济发展，已经掀起了一场“石油竞争赛”。此外，美国及日本，由於长期以来都是主要的工业强国，因此必须确保石油供应源源不绝，双方在争夺石油方面，也互不相让。各大国已将眼光瞄准那些石油量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准备在探勘和开采石油田的活动中，争取主导权。
自从人类发现石油，并利用石油来做为最主要的能源后，石油已间接成为能够引发国际纷争的导火线。国际关系研究中，甚至出现了“石油政治”的学说。在这种情况下，国与国之间，未来是否会因为石油而爆发武力战争，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一片“石油荒”的情况中，我特别钦羡遥远的北欧小国冰岛。面对酷寒艰钜的环境与挑战，仍然勇於寻求生机，运用自我能力克服现实中的困难，展现了生命的坚韧与智慧。
星洲日报／国际／每日时评·文∶苏俊辉
一起去巴黎
Saturday, August 27, 2005
人的情感磁场
人的情绪质量就是生活的质量，有好情绪，就有高质量的生活。
对人有感激之心的人，就会感到生活美好，感到爱和幸福，假如对生活有太多的抱怨，就会对生活感受种种冷漠和艰难。
每个人都是一个磁场，你善待别人，就是传递温暖，关爱，美好，你帮助别人挖掘快乐和幸福的泉源，也就为自己挖掘滋润的泉井。
去感恩吧！去发现和体会那些让你感动的事物！当你有那样的发现时，你的生活就会变得充满温情，快乐和惬意的生活。
星洲日报／副刊·文∶许加毅
对人有感激之心的人，就会感到生活美好，感到爱和幸福，假如对生活有太多的抱怨，就会对生活感受种种冷漠和艰难。
每个人都是一个磁场，你善待别人，就是传递温暖，关爱，美好，你帮助别人挖掘快乐和幸福的泉源，也就为自己挖掘滋润的泉井。
去感恩吧！去发现和体会那些让你感动的事物！当你有那样的发现时，你的生活就会变得充满温情，快乐和惬意的生活。
星洲日报／副刊·文∶许加毅
Friday, August 26, 2005
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 觀連宋訪大陸有感
編者按：
著名作家龍應台頃應北京中國青年報之邀，撰寫「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觀連宋訪大陸有感」一文。龍氏以其濃烈而極富感情的筆調，縱論當前兩岸的異同，從歷史的滄桑到現實生活的體驗，都有極為細膩的描述。文中並對台灣如何從單一價值的威權體系，走到今天的多元繽紛，做了深刻的剖析。對大陸的讀者而言，這應是繼連宋訪中行兩次公開演講之後，再一次的「台灣經驗震撼」。
鑑於本文的歷史意義，本報特徵得作者同意，與北京中國青年報同步，在今天完整刊出。
◎「紅燈記」在台北
二○○一年大陸的報紙出現這樣一則新聞：
去瞧瞧《紅燈記》裡的共產黨如何比鋼鐵還要硬！
幾經波折，不具國共鬥爭意識形態的文革樣板戲《紅燈記》，終於跨越台海，二月八日在國父紀念館舞台點燃紅燈。這齣稱為「樣板中的樣板」的現代京劇，有讓台灣戲迷仔細體會樣板神髓的機會。文革樣板戲《紅燈記》來台演出過程，不但通關審議一波三折，連劇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慮再三。中國京劇院原來已決定更改劇中出現「中國共產黨」的文字，當演員任都已經練好了新台詞時，院長吳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於多數台灣劇場界人士的建議，還是決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的呈現樣板戲《紅燈記》的精髓。
在這樣的報導後面隱藏著什麼樣的現實？
台灣的政治愈來愈開放，但是開放到連宣傳共產黨「偉大」的革命樣板戲都進來了，還真是令人驚詫；這是兩岸關係史上一個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親看一眼。
看戲之前，剛好遇見教育部長曾志朗。所有大陸團體來台演出，都得經過教育部長的批准。曾志朗聽說我當晚要去看「紅燈記」，很高興地說，「好看啊。不過他們對台灣不太瞭解，為了『體貼』我們，把台詞都改了，『共產黨』改成『革命黨』三個字，說是不要『刺激』我們；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產黨就共產黨嘛。什麼時代了。」
當天晚上，我邀了三個八十歲的長輩一起去看戲：在大陸當過國民黨憲兵連長的父親，浙江淳安縣綢緞莊出身的母親，還有方伯伯，他在十七歲那年跟著蔣介石從奉化溪口走出來，千山萬水相隨，做了一輩子「老總統」的貼身侍衛。
文革樣板戲意外引起共鳴掌聲
國父紀念館有三千個座位，不是特別有號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訂這個場地，因為不容易坐滿。去之前，我還想，是不是經紀人不懂台灣政治現狀？那是「去中國化」在台灣的政治角力中甚囂塵上的時候。身為台北市文化決策者的我，如果致詞時引用了司馬遷或韓非子，會被批為「統派」，意思是對台灣「不忠誠」。為國學大師錢穆和林語堂修葺故居時，我被怒罵質問，「錢林兩人都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不可以用台灣人的錢去修中國人的房子！」在這樣的氣氛裡，來這樣一齣樣板戲？會有幾個人來看？
紅色的地毯，被水晶燈照亮了。人們紛紛入場。時間一到，所有的門被關上。我回頭看，三千個位子，全部坐滿，一個空位都沒有。這是首演。
燈暗下，革命樣板戲「紅燈記」在台北正式演出。
沒有手機響，也沒人交頭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靜地看京劇演員如何在鋼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現英雄氣概和兒女情長，如何用唱腔歌頌共產黨的偉大和個人的犧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邊三個老人家，覺得很奇怪：父親特別入戲，悲慘時老淚縱橫，不斷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壞蛋鳩山被襲時，他忘情地拍手歡呼。方伯伯一臉凝重，神情黯然。母親，不鼓掌，不喝采，環抱雙手在胸前，一臉怒容，從頭到尾，一言不發。
演出結束，掌聲響起，很長的掌聲，很溫暖，很禮貌，然後人群安靜地紛紛散去。我們坐在第一排，看著人群從面前流過，七嘴八舌地評戲。一個頭特別大的老人家大聲說，「告訴你，李登輝就是鳩山！」旁邊的人哄然大笑。大頭老人家看起來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語：「他就是專門演毛澤東的名演員。」我趕快看他，果然，多年來在電視上演「萬惡的共匪」，就是他，覺得面熟，原來長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輕人走過，談論著「舞美設計」和「京劇動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國的「茶花女」或是英國的「李爾王」一樣。父親好像得到了戲劇的昇華，很高興地說，「日本鬼子太壞了！這個戲演得好！」日本才是敵人，這戲裡的英雄好漢是共產黨，他渾然不覺得有任何不妥。
母親在一旁坐著，本來就冷淡，一聽父親的熱烈「劇評」，真的生氣了，衝著他說，「我不知道台灣政府是幹什麼的，讓這種戲也來演是什麼意思。他歌頌的是共產黨你曉不曉得？共產黨殺了我們多少家人你曉不曉得？我是不會忘記的，我哥哥是被他們三反五反活埋的！」
然後她帶點埋怨地瞅著我，「不曉得你帶我來看的是這種戲？」
方伯伯看起來心事重重，在我的堅持之下，才慢慢地說，「前塵往事，盡湧心頭啊……一九七五年，老總統遺體的瞻仰儀式就在這個大廳舉行的，二十六年來，我第一次再踏進這個大廳，卻是看這『紅燈記』……他的遺體，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為革命同獻出忠心赤膽，天下事難不倒共產黨員』的地方……」他說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紅燈記」演出的同時，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來台北訪問的時候。剛剛得了諾貝爾獎，在國際的追逐戰中，他重然諾地首先來了台北，因為我在他得獎的半年前就邀請了他來台北作駐市作家。
第一個華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到來，我擔心兩種反應：一種是，用民族主義的激情來擁抱他，愛他是「中國人」；第二種是，用政治的意識形態來排斥他，罵他是「中國人」。在這兩種反應中，文學本身的價值都會被淹沒不見。
其後所發生的，出乎我的預料：人們歡迎他，為他覺得榮耀，但是從北到南的講座中，從「獨派」到「統派」的媒體裡，很少出現民族主義的激越語言，也很少劍拔弩張的政治解讀。人們只是歡喜地聆聽他的演講，熱烈地討論他的作品，同時，因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灣首發，引以為榮。
看「紅燈記」的平靜，接待高行健的自然，發生在同時，使我深深覺察到台灣的質變。
不，我們並不一直都是這樣的。
我們經過五六十年代的肅殺。倉皇渡海的國民黨是一個對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統治者，對自己沒有信心的統治者往往只能以強權治國。風吹草動，「匪諜」無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肅，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誣陷、被監禁、被槍斃、被剝奪公民人權。「戒嚴」令在一九五零年頒佈，當初決定跟著國民黨撤退到海島的許多知識菁英，作夢也沒料到，他們會在「戒嚴」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統治下期待回歸祖國的台灣人，作夢也沒想到，從殖民解脫之後得到的並不是自由和尊嚴，而是另一種形式的高壓統治。
相信絕對化只信統治者價值觀
好幾代人，就在一種統治者所精密編織的價值結構裡成長。相信「黨」的正確，因此我們不習慣政治見解的分歧。相信國家的崇高，因此我們不允許任何人對「國家」這個概念有不同的認知。相信民族的神聖，因此我們不原諒任何對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純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們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墮落。而共產黨，就是這一切我們所相信的東西的反面；它是「邪惡」的、「恐怖」的、「腐敗」的、「欺騙」的、「罪不可赦」的。
我們所有的敘述都是大敘述：長城偉大，黃河壯麗，國家崇高，民族神聖，領袖英明，知識份子要以蒼生禍福為念，匹夫要為國家興亡負責，個人要為團體犧牲奮鬥，現在要為未來委曲求全。
大敘述的真實涵意其實是，把我們所有的相信「絕對」化，而價值觀一旦「絕對」化，便不允許分歧和偏離。任何分歧和偏離，不僅只被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確還可以被原諒、被憐憫、被改正，但是對於不道德，我們是憤怒的，義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棄，甚至贊成國家以暴力處置，還覺得自己純潔正義或悲壯。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週年紀念版，因此有重讀的機會。物換星移，展讀舊卷，赫然發現，「野火」裡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為「個人」吶喊：
法制、國家、社會、學校、家庭、榮譽、傳統──每一個堂皇的名字後面都是一個極其龐大而權威性極強的規範與制度，嚴肅地要求個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會、榮譽、傳統──之所以存在，難道不是為了那個微不足道但是會流血、會哭泣、會跌倒的「人」嗎？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把責任，從國家和集體的肩膀上卸下來，放在「個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為你是大學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為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為你是個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沈默的犧牲者、受害人。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偉人銅像林立的國度裡，試圖推翻「大敘述」，建立「小敘述」：
如果有了一筆錢，學校會先考慮在校門口鑄個偉人銅像，不會為孩子造廁所。究竟是見不得人的廁所重要呢？還是光潔體面的銅像重要？你告訴我。
「野火」書出，一九八五年的台灣為之燃燒，二十一天之內經過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個不小心打開閘門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傾瀉直下，衝出高築的大壩，奔向遼闊原野。滾滾洪水一旦離開大壩的圍堵，奔向遼闊，首先分岔出萬千支流，然後喧囂奔騰變成小溪潺潺，或者靜水流深。
「野火」之後，很多人反抗過努力過，游擊隊似的「黨外」演變成正式的反對黨，而反對黨又驚天動地地蛻變為執政黨；「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過努力過，從日據時代抵制殖民的賴和、楊逵，到後來拒絕屈服強權的的雷震、殷海光、柏楊、李敖、陳映真。是在二十年後的今天，對台灣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體會：就為了打破價值的絕對化，就為了把大敘述打碎，讓小敘述出現，看起來這麼「小」的目標，我們花了好幾代人的光陰。
是因為不再相信價值的絕對，是因為無數各自分歧的小敘述取代了統一口徑的大敘述，台灣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誇張過度，可以平靜地欣賞「紅燈記」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實並沒有忘記過去的日子。
如果你問我這一個台灣人，我們用六十年的時間學到了什麼，我會說，我們學到：萬千支流，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敘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紅燈記」，也有很多人基於政治的立場，是不願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戲的人，有的只在乎戲劇的純粹美學表現，有的人，譬如我父親，被民族情感感動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親，國共內戰所撕開的傷口在六十年後都還淌著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裡烙著忠奸分明的意識，根本無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時代的黑白顛倒。
每一個人有自己版本的小敘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個人都知道一個遊戲規則：他必須容忍別人的敘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敘述被容忍。
教育部長，在公文上請演員保留原有的戲劇台詞，然後簽了字。
連戰訪問大陸，人們在桃園機場打了一架。之所以會鬧出流血衝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無所不用其極地尋找方式出名──政客們早就學到，製造衝突往往是出名的捷徑。另一方面，台灣人分歧的小敘述在這種關鍵時刻被突顯出來：民主的時間還很短，很多傷口和痛楚，還沒有癒合；很多糾纏的道理，彼此還說不清楚。
對於有些人，歷史的切身認知是，日本人對台灣的統治比國民黨的統治還要文明些。日本總督再怎麼霸道，畢竟還受母體社會日本的法治所規範，而當時的日本是一個已經經過明治維新洗禮的現代化國家，潰散到台灣的國民黨卻正處在一個歷史的低谷──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軍閥割據、五四學潮、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中國人連坐下來綁緊自己草鞋的機會都還沒有。被日本人統治了五十年的台灣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國人」，是一個頗為不堪的形象。由於歷史的隔閡又對「祖國人」的不堪沒有什麼歷史的理解，沒有理解，就沒有同情或包容。
緊接而來的高壓統治，更令所有對「祖國」的期待破滅；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釋為單純的「官逼民反」，處處發生，這些台灣人，從自己的幻滅和痛苦經驗出發，卻寧可認為，這是「中國人」對「台灣人」的壓迫。把國民黨的問題解釋為「中國人」的問題，再將中國人和共產黨對等起來，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人代表不文明，前現代，野蠻。
對於中國、日本，島內民眾各有所好，有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萬中國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銘心的集體國族記憶，仇深似海。中國再怎麼落後都是自己的國家。國共兩黨再怎麼敵對，都不能和中日間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愛中華傳統和文化，寫書法，讀詩詞，研究老莊哲學，但是拒絕與中國這個國家組織認同。
另一些人，討厭中國這個國家組織，因此也想將中華文化一併摒除，拒絕說北京話，拒絕到大陸旅遊。
有一些人，懷抱極強的民族認同，盼望中國強大，至於用什麼方式強大，以什麼代價來獲得強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國」的想像裡，台灣只是一個歷史的小小註腳。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國家看做一個有任何意義的單位。所有關於國家或民族的說詞，都是統治者拿來愚民的神話。他唯一在乎的是，哪一種國家組織──殖民也好，託管也好，佔領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給他最大的個人自由和公民權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國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長長的光譜，從「深綠」變「淺綠」，從「淺綠」逐漸轉「淺藍」，再化為「深藍」。「深綠」是那堅持台灣獨立大敘述的人，「深藍」是那擁抱中國統一大敘述的人，在今天的台灣，都是少數；佔大多數的，卻是中間那一大段不能用顏色來定義，不信任任何「絕對化」的價值觀的人。
這些台灣人，和世界上任和其他人一樣，渴望社會安定，經濟穩定，家庭幸福，個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為他曾經經驗過殖民和專制統治，所以他對於國家民族等等上綱上限的崇高大敘述往往抱持一種懷疑和竊笑，卻極在乎言論和思想的自由，極在乎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對弱勢的照顧，極在乎國家機器不侵犯他的隱私和人權。
這樣的台灣人，每天的生活內涵是什麼？
◎民主不過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譜上的哪一邊，台灣人從頭到尾就不曾覺得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受過日本統治的台灣人固然被歷史歸位為日本國民，一九四九年渡海到台灣的則是徹底的「民國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認識是：中華民國代表正統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國，是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歷史「意外」。要到一九九一年李登輝宣告「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台灣算是正式承認了大陸政權是控制大陸的「政治實體」，也就是說，第一次試圖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做一個「平等」的存在。因為自覺是民國正統，所以台灣人從來不覺得自己要「脫離」中國大陸這個政權，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曾屬於、從來就不曾效忠過那個政權。
以軍事「大國」姿態來看，「蕞爾小島」的台灣人這種認知或許是可被訕笑的，但是若宣稱希望瞭解台灣人，那麼台灣人這種深層的歷史情感和心理結構，恐怕是任何瞭解的基礎第一課吧。
台灣人已經習慣生活在一個民主體制裡。民主體制落實在茶米油鹽的生活中，是這個意思：他的政府大樓，是開放的，門口沒有衛兵檢查他的證件。他進出政府大樓，猶如進出一個購物商場。他去辦一個手續，申請一個文件，蓋幾個章，一路上通行無阻。拿了號碼就等，不會有人插隊。輪到他時，公務員不會給他臉色看或刁難他。辦好了事情，他還可以在政府大樓裡逛一下書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點心由智障的青年端來，政府規定每一個機關要聘足某一個比例的身心殘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時，可能剛好看見市長走過，他可以奔過去，當場要一個簽名。
民主體制落實在茶米油鹽生活
如果他在市政府辦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務員態度不好，四年後，他可能會把選票投給另一個市長候選人。
他要出國遊玩或進修，是一件極其簡單的事，不需要經過政府或機關單位的層層批准，他要出版一本書，沒有人要做事先的審查，寫作完成後直接進印刷廠，一個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資訊，網路和書店，圖書館和各級檔案室，隨他去找。圖書館裡的書籍和資料，不需要經過任何特殊關係，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個單位的年度預算，公開在網上，讓他查詢。預算中，大至百億元的工程，小至電腦的台數，都一覽無遺。如果他堅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請民意代表調查某一個機關某一筆錢每一毛錢的流動去向。如果發現錢的使用和預算所列不符合，官員會被處分。
他習慣看到官員在離職後三個月內搬離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書和汽車，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習慣看到官員為政策錯誤而被彈劾或鞠躬下台。他習慣讀到報紙言論版對政府的抨擊、對領導人的詰問，對違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蹤。他習慣表達對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視。如果他是個大學教師，他習慣於校長和系主任都是教授們選舉產生，而不是和「上級長官」有什麼特別關係；有特別關係的反而可能落選。他習慣於開會，所有的決策都透過教授會議討論和辯論而做出。有時候，他甚至厭煩這民主的實踐，因為參與公共事務佔據太多的時間。
台灣習慣情況再壞用選票扭轉
他不怕警察，因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權利。他敢買房子，因為私有財產受憲法規範。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經過賄賂。他發言批評，可以不擔心被整肅。他的兒女參加考試，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為他不必懷疑考試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錢，他可以捐或不捐，沒有人給他配額規定。
他按時繳稅，稅金被拿去救濟貧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對。他習慣生活在一個財富分配相對平均的社會裡；走在街上看不見赤貧的乞丐，也很少看見頂級奢華的轎車。他習慣有很多很多的民間慈善組織，在災難發生的時候，大批義工出動，大批物資聚集，在政府到來之前，已經在苦痛的現場工作。
當然，我絕對可以舉出一籮筐的例子來證明台灣人「進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領袖如何欺騙選民，他的政府官員如何顢頇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貧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灣人本來就還在現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但是這條路的地基結構是清清楚楚的：台灣人已經習慣，情況再壞，總有下一輪的選舉；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選票在他手裡。
海峽兩岸，哪裡是統一和獨立的對決？哪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相衝？哪裡是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的矛盾？對大部分的台灣人而言，其實是一個生活方式的選擇，極其具體，實實在在，一點不抽象。那麼，如果生活方式的選擇才是問題的關鍵核心所在，你跟他談「血濃於水」、「民族大義」、「國家大業」等等大敘述，是不是完全離了題？
◎不僅只是經濟而已
這個時候，再回頭去讀連戰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講，兩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異常分明。
連戰是什麼？他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國際法」和「政治學」的教授。宋楚瑜是什麼？他有「國際關係」和「圖書資訊」的兩個碩士學位，又是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博士。兩個人都有國學的基礎，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論和民主實踐，但是在台灣一貫重視教育的環境裡，這樣的學識菁英不計其數，他們不算特出。而在台灣翻天覆地、競爭激烈的民主實驗裡，連戰被視為厚道有餘，能力不足，幾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則每下愈況，被描述為極為負面的弄權「大內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機器中，已經是一個無比複雜的計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裝，利益結盟的輸贏估算，選民的結構分析，新聞議題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與否以及透露的時機推敲，效果的評估以及損害的控制……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每一個眼光，每一個出現或不出現，每一個「遺憾」或「抗議」，都經過沙盤推演。台灣的民主政治，在華人世界裡，可以說已經玩得「爐火純青」。或者說，玩得過頭，技術操作喧賓奪主，深刻的內涵反而被顛覆，使得「大說謊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頭。
這兩個在台灣玩「輸」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陸的政治環境中，品質反而折射出現。兩個人都引經據典而不費力，都學通中西而不勉強。面對鏡頭，都知道如何運用自己的語言，如何傳遞一種誠懇的眼神和態度。同時，兩篇演講都是細緻深思的作品，懂台灣政壇險惡的人，更能體會這兩篇文章之不易。
連戰在北大，就從自由主義談起。他談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則，取兼容並包之意」；他談台灣大學「爭自由、為民主、保國家」的校風；他指涉杜威的實用主義，「以漸進、逐步的、改良的方式，來面對所有的社會的、國家的問題」；他提出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岔，又問，「我們要選擇的到底是哪一條路？」他介紹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可是不忘記說，台灣的成就來自於經濟發展之後開展出來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陸的經濟成果同時，他緊接著讚美大陸基層的民主選舉制度，甚至於具體地提到中國「憲法」裡頭對於財產作為基本人權的事實。更明確地，他指出，「整個的政治改革…… 在大陸還有相當的空間來發展。」
連宋演講在對的時地說對的話
宋楚瑜的演講策略，在提出兩件事：一是釐清「台灣意識」不等於台獨，一是，台灣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於「富」，而在於「均富」。「蔣經國先生在執政台灣十六年當中，台灣每一個國民所得從四八二美金成長到五八二九美金，成長了十一倍。但最高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當中的差距一直維持在四-五倍以下的水準。」
連戰會不知道大陸官方對自由主義的態度嗎？他會不清楚目前極其嚴重的拆遷和土地剝削問題嗎？宋楚瑜會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後面所隱藏的巨大的貧富不均？顯然都明白，而且，都說出來了。這需要勇氣，需要智慧，也需要承擔。
如果兩人的大陸言行一不小心得罪了北京掌權者，所有的苦心都白費了。可是，如果只是一味地討好北京，不單會招來民進黨的趁機撻伐，也會帶來歷史的審判。連戰選擇談自由主義，宋楚瑜選擇談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灣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護、最不能動搖不能放棄的兩個核心價值。對於生活在大陸的有思想的人們而言，也恰恰是他們最願意為之奮鬥、為之努力不懈的目標。
如果只談民族感情和國家富強這樣的「大敘述」而這兩個核心「小敘述」不在連宋的演講稿中，我會覺得，這兩人愧對歷史。
幸好，他們說了。在對的時刻，在對的地方。
中國時報 A13/龍應台專文 2005/05/25
著名作家龍應台頃應北京中國青年報之邀，撰寫「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觀連宋訪大陸有感」一文。龍氏以其濃烈而極富感情的筆調，縱論當前兩岸的異同，從歷史的滄桑到現實生活的體驗，都有極為細膩的描述。文中並對台灣如何從單一價值的威權體系，走到今天的多元繽紛，做了深刻的剖析。對大陸的讀者而言，這應是繼連宋訪中行兩次公開演講之後，再一次的「台灣經驗震撼」。
鑑於本文的歷史意義，本報特徵得作者同意，與北京中國青年報同步，在今天完整刊出。
◎「紅燈記」在台北
二○○一年大陸的報紙出現這樣一則新聞：
去瞧瞧《紅燈記》裡的共產黨如何比鋼鐵還要硬！
幾經波折，不具國共鬥爭意識形態的文革樣板戲《紅燈記》，終於跨越台海，二月八日在國父紀念館舞台點燃紅燈。這齣稱為「樣板中的樣板」的現代京劇，有讓台灣戲迷仔細體會樣板神髓的機會。文革樣板戲《紅燈記》來台演出過程，不但通關審議一波三折，連劇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慮再三。中國京劇院原來已決定更改劇中出現「中國共產黨」的文字，當演員任都已經練好了新台詞時，院長吳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於多數台灣劇場界人士的建議，還是決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的呈現樣板戲《紅燈記》的精髓。
在這樣的報導後面隱藏著什麼樣的現實？
台灣的政治愈來愈開放，但是開放到連宣傳共產黨「偉大」的革命樣板戲都進來了，還真是令人驚詫；這是兩岸關係史上一個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親看一眼。
看戲之前，剛好遇見教育部長曾志朗。所有大陸團體來台演出，都得經過教育部長的批准。曾志朗聽說我當晚要去看「紅燈記」，很高興地說，「好看啊。不過他們對台灣不太瞭解，為了『體貼』我們，把台詞都改了，『共產黨』改成『革命黨』三個字，說是不要『刺激』我們；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產黨就共產黨嘛。什麼時代了。」
當天晚上，我邀了三個八十歲的長輩一起去看戲：在大陸當過國民黨憲兵連長的父親，浙江淳安縣綢緞莊出身的母親，還有方伯伯，他在十七歲那年跟著蔣介石從奉化溪口走出來，千山萬水相隨，做了一輩子「老總統」的貼身侍衛。
文革樣板戲意外引起共鳴掌聲
國父紀念館有三千個座位，不是特別有號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訂這個場地，因為不容易坐滿。去之前，我還想，是不是經紀人不懂台灣政治現狀？那是「去中國化」在台灣的政治角力中甚囂塵上的時候。身為台北市文化決策者的我，如果致詞時引用了司馬遷或韓非子，會被批為「統派」，意思是對台灣「不忠誠」。為國學大師錢穆和林語堂修葺故居時，我被怒罵質問，「錢林兩人都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不可以用台灣人的錢去修中國人的房子！」在這樣的氣氛裡，來這樣一齣樣板戲？會有幾個人來看？
紅色的地毯，被水晶燈照亮了。人們紛紛入場。時間一到，所有的門被關上。我回頭看，三千個位子，全部坐滿，一個空位都沒有。這是首演。
燈暗下，革命樣板戲「紅燈記」在台北正式演出。
沒有手機響，也沒人交頭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靜地看京劇演員如何在鋼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現英雄氣概和兒女情長，如何用唱腔歌頌共產黨的偉大和個人的犧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邊三個老人家，覺得很奇怪：父親特別入戲，悲慘時老淚縱橫，不斷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壞蛋鳩山被襲時，他忘情地拍手歡呼。方伯伯一臉凝重，神情黯然。母親，不鼓掌，不喝采，環抱雙手在胸前，一臉怒容，從頭到尾，一言不發。
演出結束，掌聲響起，很長的掌聲，很溫暖，很禮貌，然後人群安靜地紛紛散去。我們坐在第一排，看著人群從面前流過，七嘴八舌地評戲。一個頭特別大的老人家大聲說，「告訴你，李登輝就是鳩山！」旁邊的人哄然大笑。大頭老人家看起來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語：「他就是專門演毛澤東的名演員。」我趕快看他，果然，多年來在電視上演「萬惡的共匪」，就是他，覺得面熟，原來長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輕人走過，談論著「舞美設計」和「京劇動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國的「茶花女」或是英國的「李爾王」一樣。父親好像得到了戲劇的昇華，很高興地說，「日本鬼子太壞了！這個戲演得好！」日本才是敵人，這戲裡的英雄好漢是共產黨，他渾然不覺得有任何不妥。
母親在一旁坐著，本來就冷淡，一聽父親的熱烈「劇評」，真的生氣了，衝著他說，「我不知道台灣政府是幹什麼的，讓這種戲也來演是什麼意思。他歌頌的是共產黨你曉不曉得？共產黨殺了我們多少家人你曉不曉得？我是不會忘記的，我哥哥是被他們三反五反活埋的！」
然後她帶點埋怨地瞅著我，「不曉得你帶我來看的是這種戲？」
方伯伯看起來心事重重，在我的堅持之下，才慢慢地說，「前塵往事，盡湧心頭啊……一九七五年，老總統遺體的瞻仰儀式就在這個大廳舉行的，二十六年來，我第一次再踏進這個大廳，卻是看這『紅燈記』……他的遺體，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為革命同獻出忠心赤膽，天下事難不倒共產黨員』的地方……」他說不下去了。
◎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紅燈記」演出的同時，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來台北訪問的時候。剛剛得了諾貝爾獎，在國際的追逐戰中，他重然諾地首先來了台北，因為我在他得獎的半年前就邀請了他來台北作駐市作家。
第一個華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到來，我擔心兩種反應：一種是，用民族主義的激情來擁抱他，愛他是「中國人」；第二種是，用政治的意識形態來排斥他，罵他是「中國人」。在這兩種反應中，文學本身的價值都會被淹沒不見。
其後所發生的，出乎我的預料：人們歡迎他，為他覺得榮耀，但是從北到南的講座中，從「獨派」到「統派」的媒體裡，很少出現民族主義的激越語言，也很少劍拔弩張的政治解讀。人們只是歡喜地聆聽他的演講，熱烈地討論他的作品，同時，因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灣首發，引以為榮。
看「紅燈記」的平靜，接待高行健的自然，發生在同時，使我深深覺察到台灣的質變。
不，我們並不一直都是這樣的。
我們經過五六十年代的肅殺。倉皇渡海的國民黨是一個對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統治者，對自己沒有信心的統治者往往只能以強權治國。風吹草動，「匪諜」無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肅，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誣陷、被監禁、被槍斃、被剝奪公民人權。「戒嚴」令在一九五零年頒佈，當初決定跟著國民黨撤退到海島的許多知識菁英，作夢也沒料到，他們會在「戒嚴」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統治下期待回歸祖國的台灣人，作夢也沒想到，從殖民解脫之後得到的並不是自由和尊嚴，而是另一種形式的高壓統治。
相信絕對化只信統治者價值觀
好幾代人，就在一種統治者所精密編織的價值結構裡成長。相信「黨」的正確，因此我們不習慣政治見解的分歧。相信國家的崇高，因此我們不允許任何人對「國家」這個概念有不同的認知。相信民族的神聖，因此我們不原諒任何對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純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們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墮落。而共產黨，就是這一切我們所相信的東西的反面；它是「邪惡」的、「恐怖」的、「腐敗」的、「欺騙」的、「罪不可赦」的。
我們所有的敘述都是大敘述：長城偉大，黃河壯麗，國家崇高，民族神聖，領袖英明，知識份子要以蒼生禍福為念，匹夫要為國家興亡負責，個人要為團體犧牲奮鬥，現在要為未來委曲求全。
大敘述的真實涵意其實是，把我們所有的相信「絕對」化，而價值觀一旦「絕對」化，便不允許分歧和偏離。任何分歧和偏離，不僅只被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確還可以被原諒、被憐憫、被改正，但是對於不道德，我們是憤怒的，義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棄，甚至贊成國家以暴力處置，還覺得自己純潔正義或悲壯。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週年紀念版，因此有重讀的機會。物換星移，展讀舊卷，赫然發現，「野火」裡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為「個人」吶喊：
法制、國家、社會、學校、家庭、榮譽、傳統──每一個堂皇的名字後面都是一個極其龐大而權威性極強的規範與制度，嚴肅地要求個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會、榮譽、傳統──之所以存在，難道不是為了那個微不足道但是會流血、會哭泣、會跌倒的「人」嗎？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把責任，從國家和集體的肩膀上卸下來，放在「個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為你是大學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為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為你是個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沈默的犧牲者、受害人。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偉人銅像林立的國度裡，試圖推翻「大敘述」，建立「小敘述」：
如果有了一筆錢，學校會先考慮在校門口鑄個偉人銅像，不會為孩子造廁所。究竟是見不得人的廁所重要呢？還是光潔體面的銅像重要？你告訴我。
「野火」書出，一九八五年的台灣為之燃燒，二十一天之內經過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個不小心打開閘門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傾瀉直下，衝出高築的大壩，奔向遼闊原野。滾滾洪水一旦離開大壩的圍堵，奔向遼闊，首先分岔出萬千支流，然後喧囂奔騰變成小溪潺潺，或者靜水流深。
「野火」之後，很多人反抗過努力過，游擊隊似的「黨外」演變成正式的反對黨，而反對黨又驚天動地地蛻變為執政黨；「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過努力過，從日據時代抵制殖民的賴和、楊逵，到後來拒絕屈服強權的的雷震、殷海光、柏楊、李敖、陳映真。是在二十年後的今天，對台灣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體會：就為了打破價值的絕對化，就為了把大敘述打碎，讓小敘述出現，看起來這麼「小」的目標，我們花了好幾代人的光陰。
是因為不再相信價值的絕對，是因為無數各自分歧的小敘述取代了統一口徑的大敘述，台灣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誇張過度，可以平靜地欣賞「紅燈記」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實並沒有忘記過去的日子。
如果你問我這一個台灣人，我們用六十年的時間學到了什麼，我會說，我們學到：萬千支流，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敘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紅燈記」，也有很多人基於政治的立場，是不願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戲的人，有的只在乎戲劇的純粹美學表現，有的人，譬如我父親，被民族情感感動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親，國共內戰所撕開的傷口在六十年後都還淌著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裡烙著忠奸分明的意識，根本無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時代的黑白顛倒。
每一個人有自己版本的小敘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個人都知道一個遊戲規則：他必須容忍別人的敘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敘述被容忍。
教育部長，在公文上請演員保留原有的戲劇台詞，然後簽了字。
連戰訪問大陸，人們在桃園機場打了一架。之所以會鬧出流血衝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無所不用其極地尋找方式出名──政客們早就學到，製造衝突往往是出名的捷徑。另一方面，台灣人分歧的小敘述在這種關鍵時刻被突顯出來：民主的時間還很短，很多傷口和痛楚，還沒有癒合；很多糾纏的道理，彼此還說不清楚。
對於有些人，歷史的切身認知是，日本人對台灣的統治比國民黨的統治還要文明些。日本總督再怎麼霸道，畢竟還受母體社會日本的法治所規範，而當時的日本是一個已經經過明治維新洗禮的現代化國家，潰散到台灣的國民黨卻正處在一個歷史的低谷──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軍閥割據、五四學潮、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中國人連坐下來綁緊自己草鞋的機會都還沒有。被日本人統治了五十年的台灣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國人」，是一個頗為不堪的形象。由於歷史的隔閡又對「祖國人」的不堪沒有什麼歷史的理解，沒有理解，就沒有同情或包容。
緊接而來的高壓統治，更令所有對「祖國」的期待破滅；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釋為單純的「官逼民反」，處處發生，這些台灣人，從自己的幻滅和痛苦經驗出發，卻寧可認為，這是「中國人」對「台灣人」的壓迫。把國民黨的問題解釋為「中國人」的問題，再將中國人和共產黨對等起來，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人代表不文明，前現代，野蠻。
對於中國、日本，島內民眾各有所好，有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萬中國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銘心的集體國族記憶，仇深似海。中國再怎麼落後都是自己的國家。國共兩黨再怎麼敵對，都不能和中日間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愛中華傳統和文化，寫書法，讀詩詞，研究老莊哲學，但是拒絕與中國這個國家組織認同。
另一些人，討厭中國這個國家組織，因此也想將中華文化一併摒除，拒絕說北京話，拒絕到大陸旅遊。
有一些人，懷抱極強的民族認同，盼望中國強大，至於用什麼方式強大，以什麼代價來獲得強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國」的想像裡，台灣只是一個歷史的小小註腳。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國家看做一個有任何意義的單位。所有關於國家或民族的說詞，都是統治者拿來愚民的神話。他唯一在乎的是，哪一種國家組織──殖民也好，託管也好，佔領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給他最大的個人自由和公民權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國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長長的光譜，從「深綠」變「淺綠」，從「淺綠」逐漸轉「淺藍」，再化為「深藍」。「深綠」是那堅持台灣獨立大敘述的人，「深藍」是那擁抱中國統一大敘述的人，在今天的台灣，都是少數；佔大多數的，卻是中間那一大段不能用顏色來定義，不信任任何「絕對化」的價值觀的人。
這些台灣人，和世界上任和其他人一樣，渴望社會安定，經濟穩定，家庭幸福，個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為他曾經經驗過殖民和專制統治，所以他對於國家民族等等上綱上限的崇高大敘述往往抱持一種懷疑和竊笑，卻極在乎言論和思想的自由，極在乎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對弱勢的照顧，極在乎國家機器不侵犯他的隱私和人權。
這樣的台灣人，每天的生活內涵是什麼？
◎民主不過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譜上的哪一邊，台灣人從頭到尾就不曾覺得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受過日本統治的台灣人固然被歷史歸位為日本國民，一九四九年渡海到台灣的則是徹底的「民國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認識是：中華民國代表正統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國，是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歷史「意外」。要到一九九一年李登輝宣告「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台灣算是正式承認了大陸政權是控制大陸的「政治實體」，也就是說，第一次試圖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做一個「平等」的存在。因為自覺是民國正統，所以台灣人從來不覺得自己要「脫離」中國大陸這個政權，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曾屬於、從來就不曾效忠過那個政權。
以軍事「大國」姿態來看，「蕞爾小島」的台灣人這種認知或許是可被訕笑的，但是若宣稱希望瞭解台灣人，那麼台灣人這種深層的歷史情感和心理結構，恐怕是任何瞭解的基礎第一課吧。
台灣人已經習慣生活在一個民主體制裡。民主體制落實在茶米油鹽的生活中，是這個意思：他的政府大樓，是開放的，門口沒有衛兵檢查他的證件。他進出政府大樓，猶如進出一個購物商場。他去辦一個手續，申請一個文件，蓋幾個章，一路上通行無阻。拿了號碼就等，不會有人插隊。輪到他時，公務員不會給他臉色看或刁難他。辦好了事情，他還可以在政府大樓裡逛一下書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點心由智障的青年端來，政府規定每一個機關要聘足某一個比例的身心殘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時，可能剛好看見市長走過，他可以奔過去，當場要一個簽名。
民主體制落實在茶米油鹽生活
如果他在市政府辦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務員態度不好，四年後，他可能會把選票投給另一個市長候選人。
他要出國遊玩或進修，是一件極其簡單的事，不需要經過政府或機關單位的層層批准，他要出版一本書，沒有人要做事先的審查，寫作完成後直接進印刷廠，一個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資訊，網路和書店，圖書館和各級檔案室，隨他去找。圖書館裡的書籍和資料，不需要經過任何特殊關係，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個單位的年度預算，公開在網上，讓他查詢。預算中，大至百億元的工程，小至電腦的台數，都一覽無遺。如果他堅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請民意代表調查某一個機關某一筆錢每一毛錢的流動去向。如果發現錢的使用和預算所列不符合，官員會被處分。
他習慣看到官員在離職後三個月內搬離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書和汽車，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習慣看到官員為政策錯誤而被彈劾或鞠躬下台。他習慣讀到報紙言論版對政府的抨擊、對領導人的詰問，對違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蹤。他習慣表達對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視。如果他是個大學教師，他習慣於校長和系主任都是教授們選舉產生，而不是和「上級長官」有什麼特別關係；有特別關係的反而可能落選。他習慣於開會，所有的決策都透過教授會議討論和辯論而做出。有時候，他甚至厭煩這民主的實踐，因為參與公共事務佔據太多的時間。
台灣習慣情況再壞用選票扭轉
他不怕警察，因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權利。他敢買房子，因為私有財產受憲法規範。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經過賄賂。他發言批評，可以不擔心被整肅。他的兒女參加考試，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為他不必懷疑考試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錢，他可以捐或不捐，沒有人給他配額規定。
他按時繳稅，稅金被拿去救濟貧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對。他習慣生活在一個財富分配相對平均的社會裡；走在街上看不見赤貧的乞丐，也很少看見頂級奢華的轎車。他習慣有很多很多的民間慈善組織，在災難發生的時候，大批義工出動，大批物資聚集，在政府到來之前，已經在苦痛的現場工作。
當然，我絕對可以舉出一籮筐的例子來證明台灣人「進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領袖如何欺騙選民，他的政府官員如何顢頇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貧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灣人本來就還在現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但是這條路的地基結構是清清楚楚的：台灣人已經習慣，情況再壞，總有下一輪的選舉；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選票在他手裡。
海峽兩岸，哪裡是統一和獨立的對決？哪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相衝？哪裡是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的矛盾？對大部分的台灣人而言，其實是一個生活方式的選擇，極其具體，實實在在，一點不抽象。那麼，如果生活方式的選擇才是問題的關鍵核心所在，你跟他談「血濃於水」、「民族大義」、「國家大業」等等大敘述，是不是完全離了題？
◎不僅只是經濟而已
這個時候，再回頭去讀連戰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講，兩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異常分明。
連戰是什麼？他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國際法」和「政治學」的教授。宋楚瑜是什麼？他有「國際關係」和「圖書資訊」的兩個碩士學位，又是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博士。兩個人都有國學的基礎，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論和民主實踐，但是在台灣一貫重視教育的環境裡，這樣的學識菁英不計其數，他們不算特出。而在台灣翻天覆地、競爭激烈的民主實驗裡，連戰被視為厚道有餘，能力不足，幾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則每下愈況，被描述為極為負面的弄權「大內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機器中，已經是一個無比複雜的計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裝，利益結盟的輸贏估算，選民的結構分析，新聞議題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與否以及透露的時機推敲，效果的評估以及損害的控制……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每一個眼光，每一個出現或不出現，每一個「遺憾」或「抗議」，都經過沙盤推演。台灣的民主政治，在華人世界裡，可以說已經玩得「爐火純青」。或者說，玩得過頭，技術操作喧賓奪主，深刻的內涵反而被顛覆，使得「大說謊家」容易粉墨上台而理想家出不了頭。
這兩個在台灣玩「輸」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陸的政治環境中，品質反而折射出現。兩個人都引經據典而不費力，都學通中西而不勉強。面對鏡頭，都知道如何運用自己的語言，如何傳遞一種誠懇的眼神和態度。同時，兩篇演講都是細緻深思的作品，懂台灣政壇險惡的人，更能體會這兩篇文章之不易。
連戰在北大，就從自由主義談起。他談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則，取兼容並包之意」；他談台灣大學「爭自由、為民主、保國家」的校風；他指涉杜威的實用主義，「以漸進、逐步的、改良的方式，來面對所有的社會的、國家的問題」；他提出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岔，又問，「我們要選擇的到底是哪一條路？」他介紹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可是不忘記說，台灣的成就來自於經濟發展之後開展出來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陸的經濟成果同時，他緊接著讚美大陸基層的民主選舉制度，甚至於具體地提到中國「憲法」裡頭對於財產作為基本人權的事實。更明確地，他指出，「整個的政治改革…… 在大陸還有相當的空間來發展。」
連宋演講在對的時地說對的話
宋楚瑜的演講策略，在提出兩件事：一是釐清「台灣意識」不等於台獨，一是，台灣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於「富」，而在於「均富」。「蔣經國先生在執政台灣十六年當中，台灣每一個國民所得從四八二美金成長到五八二九美金，成長了十一倍。但最高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當中的差距一直維持在四-五倍以下的水準。」
連戰會不知道大陸官方對自由主義的態度嗎？他會不清楚目前極其嚴重的拆遷和土地剝削問題嗎？宋楚瑜會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後面所隱藏的巨大的貧富不均？顯然都明白，而且，都說出來了。這需要勇氣，需要智慧，也需要承擔。
如果兩人的大陸言行一不小心得罪了北京掌權者，所有的苦心都白費了。可是，如果只是一味地討好北京，不單會招來民進黨的趁機撻伐，也會帶來歷史的審判。連戰選擇談自由主義，宋楚瑜選擇談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灣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護、最不能動搖不能放棄的兩個核心價值。對於生活在大陸的有思想的人們而言，也恰恰是他們最願意為之奮鬥、為之努力不懈的目標。
如果只談民族感情和國家富強這樣的「大敘述」而這兩個核心「小敘述」不在連宋的演講稿中，我會覺得，這兩人愧對歷史。
幸好，他們說了。在對的時刻，在對的地方。
中國時報 A13/龍應台專文 2005/05/25
美国在战争的光辉形象
<美好的战争绝响>
2004年6月6日，是诺曼第登陆之役的60周年纪念。昔日劫后馀生的年轻士兵如果还能长寿已垂垂老矣。但历史的诠释，却是一点也不老，因为这是一场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战役，成为美国史的绝响。
那是腥风血雨的一天。1944年6月6日，以美英为首的盟军在法国的诺曼第滩头登陆，遇到德军的顽强抵抗，一波接一波的攻坚部队拥上滩头，建立了桥头堡，也突破了德军的防线，但盟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共有6千600多名美军、3千600多名英军及加军伤亡。这是扭转乾坤的一役，奠下盟军战胜纳粹德国的基础，使曾经不可一世的希特勒走向灭亡之路。
这也是美国在国际战场中最后一场正义之战。正与邪，天使与魔鬼，在道德上没有任何争议。但之后美国在全球各地的战争中，就变得很暧昧，韩战、越战，都曾让美国人内部分裂，尤其是越战，打了十几年，增兵逾50万，阵亡人数逾5万，终在1975年败退，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场败战。
但之后美国保守派回潮。波斯湾之战及阿富汗之战又使美国人恢复自信，忘了越战的教训。伊拉克之战，摧枯拉朽，更使美国人志得意满。然而攻占伊拉克后的死伤枕藉，以及近来虐囚事件曝光，又使美军在道德战线上全面溃败。
这就使人想起60年前那场让美国人骄傲的战役。数以万计的美国子弟兵倒下去了，但美国的光辉形象却在世界史中崛起。这是历史的绝响，也是美国人永难忘怀的一仗。
<道德制高点>
香港媒体在5月8日这星期铺天盖地的报导“二战结束60周年”，其实并不准确，因为二战在1945年5月8日只是欧洲战场偃旗息鼓，以纳粹领袖希特勒的双料自杀，毁尸灭迹而告终，但亚洲战场还是杀得血肉模糊，而两颗原子弹也还未出现，因而以亚洲人的观点来看，二战在那一刻还未结束。
不过1945年的确是关键的一年。轴心国全面覆亡。这也是历史上最后一场正义压倒不正义的战争，尤其对美国来说，以后美国参与的战争，就缺乏二战那种道德上斩钉截铁，黑白分明的特色。
韩战、越战，以及今日的伊战，都在美国历史留下暧昧的阴影。战争的动机以及参与的方式，都在国内引起巨大的争议，也分裂了美国。但只有二战，使美国人永远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可以在60周年时仍然意气风发。
星洲广场·作者∶星洲日报／抚摸心跳．邱立本
2004年6月6日，是诺曼第登陆之役的60周年纪念。昔日劫后馀生的年轻士兵如果还能长寿已垂垂老矣。但历史的诠释，却是一点也不老，因为这是一场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战役，成为美国史的绝响。
那是腥风血雨的一天。1944年6月6日，以美英为首的盟军在法国的诺曼第滩头登陆，遇到德军的顽强抵抗，一波接一波的攻坚部队拥上滩头，建立了桥头堡，也突破了德军的防线，但盟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共有6千600多名美军、3千600多名英军及加军伤亡。这是扭转乾坤的一役，奠下盟军战胜纳粹德国的基础，使曾经不可一世的希特勒走向灭亡之路。
这也是美国在国际战场中最后一场正义之战。正与邪，天使与魔鬼，在道德上没有任何争议。但之后美国在全球各地的战争中，就变得很暧昧，韩战、越战，都曾让美国人内部分裂，尤其是越战，打了十几年，增兵逾50万，阵亡人数逾5万，终在1975年败退，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场败战。
但之后美国保守派回潮。波斯湾之战及阿富汗之战又使美国人恢复自信，忘了越战的教训。伊拉克之战，摧枯拉朽，更使美国人志得意满。然而攻占伊拉克后的死伤枕藉，以及近来虐囚事件曝光，又使美军在道德战线上全面溃败。
这就使人想起60年前那场让美国人骄傲的战役。数以万计的美国子弟兵倒下去了，但美国的光辉形象却在世界史中崛起。这是历史的绝响，也是美国人永难忘怀的一仗。
<道德制高点>
香港媒体在5月8日这星期铺天盖地的报导“二战结束60周年”，其实并不准确，因为二战在1945年5月8日只是欧洲战场偃旗息鼓，以纳粹领袖希特勒的双料自杀，毁尸灭迹而告终，但亚洲战场还是杀得血肉模糊，而两颗原子弹也还未出现，因而以亚洲人的观点来看，二战在那一刻还未结束。
不过1945年的确是关键的一年。轴心国全面覆亡。这也是历史上最后一场正义压倒不正义的战争，尤其对美国来说，以后美国参与的战争，就缺乏二战那种道德上斩钉截铁，黑白分明的特色。
韩战、越战，以及今日的伊战，都在美国历史留下暧昧的阴影。战争的动机以及参与的方式，都在国内引起巨大的争议，也分裂了美国。但只有二战，使美国人永远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可以在60周年时仍然意气风发。
星洲广场·作者∶星洲日报／抚摸心跳．邱立本
经济成长，不应再受数据蛊惑
1970年代后期，在走出疯狂的文化大革命阴影后，中国再度政治正确地谈论发展，经济学家及官员皆把焦点集中在两个主要的经济指数∶GVIO及GVAO，即工业总产值及农业总产值。
由於工业发展对经济现代化很重要，很多报章报导都经常谈论工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犹如它已明确地显示中国经已走上了正确的轨道，经济正在发展中。
当然，中国过去奉行的是指令型经济。中央决策者决定生产什麽，生产多少，指令由上往下传给省及市政府，然后再由他们下传给各企业。在每一层级里，官员不但得保证必须达到指定的配额目标，还需要超额完成他们原有的生产目标，然后在下一年，人们就可以看到工业总产值风风光光增长的新闻。
惟一的问题就是，这些工厂生产的产品，往往最后都囤积在仓库里，因为都不是民众想要的产品。一般来说，中国消费者的选择很少。如果他们没在国营的商店内购买商品，那根本就不用买了。中国不太注重商品需多样化，或是迎合个人品味之类的问题。1979年之后，当中国开始输出商品，才开始较重视商品素质的问题。但那些不符合出口标准的商品，在国内出售时却大受欢迎。
一旦中国拥抱市场经济，她就再也不可能夸耀生产数字了。关键数字不再是生产数据，而是销售数据。中国长久以来依赖的工业总产值，已经来到终点。
现在，中国官员对另一项已取代工业总产值的数据盯得更紧。我们每年都会听到有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消息。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26年来已上升到一个惊人的比率。国家总计局上个月才宣布，中国今年上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5%，目前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
就像25年前中国估量工业总产值每年持续增长的重要性一样，现在是重新评估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时候了。中国官员已经注意到，为了刺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像空气及水源污染及生活质量、医疗制度，甚至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据世界银行报告，全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就占了16个。世界银行也估计，中国发展经济造成空气及水源污染的成本，占了国内生产总值高达8%。中国政府已通过一项环境立法，实行新的交通废气排放标准管制，告诫官员更有效地善用资源。尽管如此，当地官员知道他们获得的评价，最终还是受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左右，而不是因为较有效善用资源或是成功减少污染。
由於面对资源匮乏，中国必须到世界各地去寻找天然资源，因此目前已逐渐与其他国家，尤其是美日展开竞争。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今年初接受《明镜》周刊访问时，就清楚明白地形容这种情况∶“我们使用了太多的原材料保持增长率。为了生产10万美元的商品，我们就需要比日本多7倍的资源，比美国多将近6倍，也许最丢脸的还是，比印度所需的多将近3倍。”
潘岳表示∶“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地方下酸雨。我们的7大河流有一半的水是完全不能用的，同时我们有四分之一的民众没有干净的饮用水。城市里有三分之一人呼吸污染的空气。”显然， 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中国政府不应该再受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的蛊惑，相反地，应该把焦点著重在13亿人民的健康及福利上。否则，到时可能已经没人有福气享受经济奇迹的果实了。（译∶蔡思洁）
星洲广场·作者∶星洲日报／专家看中国．秦家骢
由於工业发展对经济现代化很重要，很多报章报导都经常谈论工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犹如它已明确地显示中国经已走上了正确的轨道，经济正在发展中。
当然，中国过去奉行的是指令型经济。中央决策者决定生产什麽，生产多少，指令由上往下传给省及市政府，然后再由他们下传给各企业。在每一层级里，官员不但得保证必须达到指定的配额目标，还需要超额完成他们原有的生产目标，然后在下一年，人们就可以看到工业总产值风风光光增长的新闻。
惟一的问题就是，这些工厂生产的产品，往往最后都囤积在仓库里，因为都不是民众想要的产品。一般来说，中国消费者的选择很少。如果他们没在国营的商店内购买商品，那根本就不用买了。中国不太注重商品需多样化，或是迎合个人品味之类的问题。1979年之后，当中国开始输出商品，才开始较重视商品素质的问题。但那些不符合出口标准的商品，在国内出售时却大受欢迎。
一旦中国拥抱市场经济，她就再也不可能夸耀生产数字了。关键数字不再是生产数据，而是销售数据。中国长久以来依赖的工业总产值，已经来到终点。
现在，中国官员对另一项已取代工业总产值的数据盯得更紧。我们每年都会听到有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消息。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26年来已上升到一个惊人的比率。国家总计局上个月才宣布，中国今年上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5%，目前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
就像25年前中国估量工业总产值每年持续增长的重要性一样，现在是重新评估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时候了。中国官员已经注意到，为了刺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像空气及水源污染及生活质量、医疗制度，甚至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据世界银行报告，全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就占了16个。世界银行也估计，中国发展经济造成空气及水源污染的成本，占了国内生产总值高达8%。中国政府已通过一项环境立法，实行新的交通废气排放标准管制，告诫官员更有效地善用资源。尽管如此，当地官员知道他们获得的评价，最终还是受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左右，而不是因为较有效善用资源或是成功减少污染。
由於面对资源匮乏，中国必须到世界各地去寻找天然资源，因此目前已逐渐与其他国家，尤其是美日展开竞争。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今年初接受《明镜》周刊访问时，就清楚明白地形容这种情况∶“我们使用了太多的原材料保持增长率。为了生产10万美元的商品，我们就需要比日本多7倍的资源，比美国多将近6倍，也许最丢脸的还是，比印度所需的多将近3倍。”
潘岳表示∶“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地方下酸雨。我们的7大河流有一半的水是完全不能用的，同时我们有四分之一的民众没有干净的饮用水。城市里有三分之一人呼吸污染的空气。”显然， 这是非常危险的情况。中国政府不应该再受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的蛊惑，相反地，应该把焦点著重在13亿人民的健康及福利上。否则，到时可能已经没人有福气享受经济奇迹的果实了。（译∶蔡思洁）
星洲广场·作者∶星洲日报／专家看中国．秦家骢
战争的反省
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一甲子岁月，足以让婴儿成为老人；然而，60年了，可曾让人类成长成熟，知道战争的可怕？可曾让美国、中国、日本、台湾的领导人有所憬悟，从历史错误中找到正确的方向？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虽然巨大，死伤虽然惨重，但是，仍抵不过人类的健忘，敌不过人类天性的嗜权好斗贪婪，和平仍然岌岌可危，战争仍然一触即发。
波士尼亚的内战平息之后，继之以反恐战争，接著美国在伊拉克打了一场莫名其妙的仗。美国在欧洲扮演了解救者，但是在中东犹难定位；前总统克林顿留下了美名，现任布什总统却饱受国内外抨击。二战至今，美国的领导地位和世界声望，无疑在走下坡，此非她的军力不强，而与她是否从事义战，显然息息相关。现在台海两岸情势严峻，中日关系空前紧张，朝鲜半岛更具有爆炸性，这些都随美国决策而变化，依华府领导人的意念而走向和战。就这一点而言，布什团队鹰派当道，冷战意识甚强，其先制攻击的主张令人不安；而反恐除恶不尽，却打成了一场与回教世界的宗教战争。这些，都看不到对战争的检讨和觉悟。
欧洲显然表现较佳。或许是文化深厚，更可能是200年争战吃足了苦头，德国真诚忏悔，邻国开怀接纳，使欧洲从经济的共同市场，走向了欧盟的准政治结合，使国家之间的争战看来已不可能，统合、沟通、和平成为共同的声音。这块土地的人口能免於大规模毁灭，其正数远高於负数。
亚洲却不然。日本挨了原子弹，悼亡的反应却主要是指责他人，较少从发动战争的罪恶中认真反省，因此才迭起教科书风波和参拜神社的外国抗议事件。现在更有意废除和平宪法，使军队升格并积极整军，要恢复为一个“正常国家”。中国的崛起当然刺激了扶桑的忧患意识，但是日本朝野无悔战罪的历史却已60年，慰安妇成了老嬷嬷，仍在东京法院屡诉屡败，而其政府人民却罕少设法救济赎罪的言行。须知，合广岛、长崎原爆伤亡的总数，犹不及日本皇军在南京一城的烧杀掳掠，但是“南京大屠杀”居然轻描淡写至几不存在。日本对历史的盲昧，远不及造汽车的灵巧，其集体性的自闭和排斥反省，反而使东京与邻国关系紧绷。中俄联手对抗美日同盟，若未来启争，战场在日本、中国、韩国，那时的损失又岂是原爆所能比拟？日本21世纪往何处去？现在犹捉摸不定，是自误。
至於台海两岸，中国的外部斗争情势明显严峻，抗日一百年之后仍要抗日，除了历史关系未能搞好，使战争阴影继续笼罩之外，现在更可能卯上超强美国，那是不知韬光养晦的愚蠢争霸。北京建立善意化解敌意的努力，应远远超过建军扩武的努力，无论对日或对美。而在大对抗格局下的台湾，聪明的做法是搞全方位外交、建自主够实力的国防，置身於大象打架圈外而左右逢源。若不知轻重、妄作马前卒，拿自家菜园作战场，竟迷信别人相助而忘记列强出卖的历史教训，就白糟塌这半世纪的机会，和辛勤耕耘的成果了。
星洲广场·作者∶星洲日报／金山人语．陈裕如
波士尼亚的内战平息之后，继之以反恐战争，接著美国在伊拉克打了一场莫名其妙的仗。美国在欧洲扮演了解救者，但是在中东犹难定位；前总统克林顿留下了美名，现任布什总统却饱受国内外抨击。二战至今，美国的领导地位和世界声望，无疑在走下坡，此非她的军力不强，而与她是否从事义战，显然息息相关。现在台海两岸情势严峻，中日关系空前紧张，朝鲜半岛更具有爆炸性，这些都随美国决策而变化，依华府领导人的意念而走向和战。就这一点而言，布什团队鹰派当道，冷战意识甚强，其先制攻击的主张令人不安；而反恐除恶不尽，却打成了一场与回教世界的宗教战争。这些，都看不到对战争的检讨和觉悟。
欧洲显然表现较佳。或许是文化深厚，更可能是200年争战吃足了苦头，德国真诚忏悔，邻国开怀接纳，使欧洲从经济的共同市场，走向了欧盟的准政治结合，使国家之间的争战看来已不可能，统合、沟通、和平成为共同的声音。这块土地的人口能免於大规模毁灭，其正数远高於负数。
亚洲却不然。日本挨了原子弹，悼亡的反应却主要是指责他人，较少从发动战争的罪恶中认真反省，因此才迭起教科书风波和参拜神社的外国抗议事件。现在更有意废除和平宪法，使军队升格并积极整军，要恢复为一个“正常国家”。中国的崛起当然刺激了扶桑的忧患意识，但是日本朝野无悔战罪的历史却已60年，慰安妇成了老嬷嬷，仍在东京法院屡诉屡败，而其政府人民却罕少设法救济赎罪的言行。须知，合广岛、长崎原爆伤亡的总数，犹不及日本皇军在南京一城的烧杀掳掠，但是“南京大屠杀”居然轻描淡写至几不存在。日本对历史的盲昧，远不及造汽车的灵巧，其集体性的自闭和排斥反省，反而使东京与邻国关系紧绷。中俄联手对抗美日同盟，若未来启争，战场在日本、中国、韩国，那时的损失又岂是原爆所能比拟？日本21世纪往何处去？现在犹捉摸不定，是自误。
至於台海两岸，中国的外部斗争情势明显严峻，抗日一百年之后仍要抗日，除了历史关系未能搞好，使战争阴影继续笼罩之外，现在更可能卯上超强美国，那是不知韬光养晦的愚蠢争霸。北京建立善意化解敌意的努力，应远远超过建军扩武的努力，无论对日或对美。而在大对抗格局下的台湾，聪明的做法是搞全方位外交、建自主够实力的国防，置身於大象打架圈外而左右逢源。若不知轻重、妄作马前卒，拿自家菜园作战场，竟迷信别人相助而忘记列强出卖的历史教训，就白糟塌这半世纪的机会，和辛勤耕耘的成果了。
星洲广场·作者∶星洲日报／金山人语．陈裕如
新澳门、新世纪、新动力
香港人看澳门，就像新加坡人看新山∶左看右看，就是看不起。
珠江口东岸的香江面积近一千一百方公里，人口近700万，港人普遍认为，61公里外面积27.5平方公里、人口46万的濠江是“东方蒙地卡罗”或“东方拉斯维加斯”，一个声色犬马的赌城而已。
新山是大马第二大城，狮城民众则认为那是街道脏乱、物价便宜的第三世界城市，几年前还有权势人物说新山是劫车盗匪出没、安全堪虞的危城，引发两地一场茶杯里的风波，可见距离虽近，观察研判未必一定正确。
文化内涵其实很丰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7月在南非德班开会，通过中国申报澳门历史城区为世界文化遗产，香港传媒著墨不多，可能港人多半自命优越，总是看到两岸和澳门的不足，其实这个中国最小特区除了闷声发大财，在保护古迹、发展文化方面不遗馀力，富豪财团众多的香江老大哥瞠乎其后矣。
金庸是香港《明报》创办人，金大侠的武侠小说独步文坛，金庸图书馆却在澳门；香港政府和民间，不可能不知道金庸的江湖地位吧？如今港人要看金庸手稿、图片影音、多国译本的著作，只好到澳门百年当铺改建的文化会馆去参观了。
正像英文至上的新加坡，东南亚著名学者许云樵教授在80年代要将毕生藏书卖给马来西亚的马华公会，震动长堤两岸；到了新世纪，一些新加坡文教界人士把数万藏书和经年累月保存的学术参考资料，送去新山报馆街，“书香楼”传奇於焉诞生，本该立足狮城的“东南亚华文资料中心”随之落户异乡。作家刘培芳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把这种狮城文化遗产流失视同悲情，称之为“文化流亡”；韩山元在〈文化传承还是文化断层〉中对部份新加坡年轻人没有“珍惜文物”，只是“珍惜财物”，也有难言的沉痛。问题是，吾辈书生空议谈久矣，狮城有关部门做了什麽？有没有亡羊补牢？谁来抢救岛国的文化资源？
澳门中西创新学院副院长、历史学家霍启昌教授认为，澳门是中国四百多年来唯一没有关闭过的对外窗口，中葡两国民族相处融洽，建筑群也是华洋和谐共存，上世纪70年代他就在博士论文中首创“澳门模式”以名之。正是澳门模式累积了澳门的特色文化、特色建筑，澳门才有今天，才有未来。
如果把旧葡京酒店等同澳门，如果以为到此一赌、再逛逛景点，就是游历过濠江，实在是入宝山而空手回。从葡萄牙管治到回归中国，特区政府和民间组织都爱护文物，南欧建筑、中国古刹，保存了四、五百年，此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录为全人类共有的文化资源。除了经典的澳门博物馆，海事、赛车、葡萄酒、邮政、消防，也都各设博物馆；孙中山、林则徐各有纪念馆；金庸图书馆是全国独一无二；中葡民族节日，赛马赛车赛狗以至国际体育、艺术、音乐节庆活动、都足以令游客流连忘返，澳门岂止娱乐博彩而已哉！
澳门如今升格为世界级文化名城，新加坡、香港的中西文化交会不足两百年，难望其项背。广东省旅游业开始组织各式各样的“澳门世界文化遗产之旅”，全球旅游业当然不会忽视，看来澳门的文化产业应该可以吸引到层次较高的旅客，进一步振兴濠江文化产业，使经济趋向多元化，逐步减轻政府对博彩税收的依赖。
在同质性中展现不同
赌王何鸿燊的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已在发展文化产业，以澳门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兴建三个主体公园，以吸引旅客延长逗留时间，并增强市民保护本土文化的意识。澳门的学术、文化、新闻、出版界人士正努力将澳门推向地球村。
香港《盛世》杂志今年一月号以澳门做了60页的封面专题报导，图文并茂，负责编务的副社长陈新发说，澳门未来20年的经济发展尽在其中，开放赌权后，澳门各界充满信心迈步向前，良有以也。在澳门也发现老牌的《市民日报》脱胎换骨，内容、编排、印刷都和香港主流报章相似，原来该报出版顾问陈亮瑜、总编辑谢德华都在香江从事出版与新闻工作，然后转战濠江。陈亮瑜是《盛世》杂志的行政总裁，兼顾《市民日报》，穿梭於珠江两岸；谢德华很有魄力，以新闻专业信条办报，因此《市民日报》的记者编辑要比他们在当地的同业付出更多，报章水平当然也不断提高，而我们也看到澳门终於有一份质报。
行政权独大的新加坡，排除反对声浪，决定开放不叫赌场的博彩文娱事业；行政主导的香港，商界趁道德高尚治港无能的董建华高升为名下台为实，又鼓吹在大屿山建赌场，以分濠江一杯羹；笃信佛教的泰国，富商塔辛总理当然盯著轮盘，蓄势待发；连纯朴的台湾澎湖，明明条件不够，却有政客开腔、说客鼓舌，以为抽头可以带动经济发展，何其陋也。
其实，再豪华、再温馨、再吸引人的赌场都可能有时而穷，澳门葡京酒店在提升层次，提高素质，又耗资约4亿美元兴建44层高、以莲花为主体的新葡京酒店，2008年将矗立於莲花岛，以隧道和旧葡京连接。澳门将和拉斯维加斯一样，由赌博、犯罪、黑社会、贪污、腐败、治安欠佳演变为度假、旅行、游览、会议、展览、竞赛、表演的休闲城市。
全球化之后，许多城市的“同质性”越来越高，新加坡、香港就是显著的例子。从长远来看，历史文化是新澳门在新世纪的新动力，纵使亚洲城市纷纷参与博彩娱乐业，澳门只要发展本身特色，展现“异质化”特色，便可以维持无可取代的优势，继续独领风骚。
星洲广场·作者∶星洲日报／星期笔汇．丘启枫
珠江口东岸的香江面积近一千一百方公里，人口近700万，港人普遍认为，61公里外面积27.5平方公里、人口46万的濠江是“东方蒙地卡罗”或“东方拉斯维加斯”，一个声色犬马的赌城而已。
新山是大马第二大城，狮城民众则认为那是街道脏乱、物价便宜的第三世界城市，几年前还有权势人物说新山是劫车盗匪出没、安全堪虞的危城，引发两地一场茶杯里的风波，可见距离虽近，观察研判未必一定正确。
文化内涵其实很丰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7月在南非德班开会，通过中国申报澳门历史城区为世界文化遗产，香港传媒著墨不多，可能港人多半自命优越，总是看到两岸和澳门的不足，其实这个中国最小特区除了闷声发大财，在保护古迹、发展文化方面不遗馀力，富豪财团众多的香江老大哥瞠乎其后矣。
金庸是香港《明报》创办人，金大侠的武侠小说独步文坛，金庸图书馆却在澳门；香港政府和民间，不可能不知道金庸的江湖地位吧？如今港人要看金庸手稿、图片影音、多国译本的著作，只好到澳门百年当铺改建的文化会馆去参观了。
正像英文至上的新加坡，东南亚著名学者许云樵教授在80年代要将毕生藏书卖给马来西亚的马华公会，震动长堤两岸；到了新世纪，一些新加坡文教界人士把数万藏书和经年累月保存的学术参考资料，送去新山报馆街，“书香楼”传奇於焉诞生，本该立足狮城的“东南亚华文资料中心”随之落户异乡。作家刘培芳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把这种狮城文化遗产流失视同悲情，称之为“文化流亡”；韩山元在〈文化传承还是文化断层〉中对部份新加坡年轻人没有“珍惜文物”，只是“珍惜财物”，也有难言的沉痛。问题是，吾辈书生空议谈久矣，狮城有关部门做了什麽？有没有亡羊补牢？谁来抢救岛国的文化资源？
澳门中西创新学院副院长、历史学家霍启昌教授认为，澳门是中国四百多年来唯一没有关闭过的对外窗口，中葡两国民族相处融洽，建筑群也是华洋和谐共存，上世纪70年代他就在博士论文中首创“澳门模式”以名之。正是澳门模式累积了澳门的特色文化、特色建筑，澳门才有今天，才有未来。
如果把旧葡京酒店等同澳门，如果以为到此一赌、再逛逛景点，就是游历过濠江，实在是入宝山而空手回。从葡萄牙管治到回归中国，特区政府和民间组织都爱护文物，南欧建筑、中国古刹，保存了四、五百年，此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登录为全人类共有的文化资源。除了经典的澳门博物馆，海事、赛车、葡萄酒、邮政、消防，也都各设博物馆；孙中山、林则徐各有纪念馆；金庸图书馆是全国独一无二；中葡民族节日，赛马赛车赛狗以至国际体育、艺术、音乐节庆活动、都足以令游客流连忘返，澳门岂止娱乐博彩而已哉！
澳门如今升格为世界级文化名城，新加坡、香港的中西文化交会不足两百年，难望其项背。广东省旅游业开始组织各式各样的“澳门世界文化遗产之旅”，全球旅游业当然不会忽视，看来澳门的文化产业应该可以吸引到层次较高的旅客，进一步振兴濠江文化产业，使经济趋向多元化，逐步减轻政府对博彩税收的依赖。
在同质性中展现不同
赌王何鸿燊的澳门博彩股份有限公司，已在发展文化产业，以澳门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兴建三个主体公园，以吸引旅客延长逗留时间，并增强市民保护本土文化的意识。澳门的学术、文化、新闻、出版界人士正努力将澳门推向地球村。
香港《盛世》杂志今年一月号以澳门做了60页的封面专题报导，图文并茂，负责编务的副社长陈新发说，澳门未来20年的经济发展尽在其中，开放赌权后，澳门各界充满信心迈步向前，良有以也。在澳门也发现老牌的《市民日报》脱胎换骨，内容、编排、印刷都和香港主流报章相似，原来该报出版顾问陈亮瑜、总编辑谢德华都在香江从事出版与新闻工作，然后转战濠江。陈亮瑜是《盛世》杂志的行政总裁，兼顾《市民日报》，穿梭於珠江两岸；谢德华很有魄力，以新闻专业信条办报，因此《市民日报》的记者编辑要比他们在当地的同业付出更多，报章水平当然也不断提高，而我们也看到澳门终於有一份质报。
行政权独大的新加坡，排除反对声浪，决定开放不叫赌场的博彩文娱事业；行政主导的香港，商界趁道德高尚治港无能的董建华高升为名下台为实，又鼓吹在大屿山建赌场，以分濠江一杯羹；笃信佛教的泰国，富商塔辛总理当然盯著轮盘，蓄势待发；连纯朴的台湾澎湖，明明条件不够，却有政客开腔、说客鼓舌，以为抽头可以带动经济发展，何其陋也。
其实，再豪华、再温馨、再吸引人的赌场都可能有时而穷，澳门葡京酒店在提升层次，提高素质，又耗资约4亿美元兴建44层高、以莲花为主体的新葡京酒店，2008年将矗立於莲花岛，以隧道和旧葡京连接。澳门将和拉斯维加斯一样，由赌博、犯罪、黑社会、贪污、腐败、治安欠佳演变为度假、旅行、游览、会议、展览、竞赛、表演的休闲城市。
全球化之后，许多城市的“同质性”越来越高，新加坡、香港就是显著的例子。从长远来看，历史文化是新澳门在新世纪的新动力，纵使亚洲城市纷纷参与博彩娱乐业，澳门只要发展本身特色，展现“异质化”特色，便可以维持无可取代的优势，继续独领风骚。
星洲广场·作者∶星洲日报／星期笔汇．丘启枫
Thursday, August 25, 2005
西班牙黑色炒饭──Paella
>Paella Arroz Negro是黑色海鲜西班牙炒饭，吃过这炒饭谳要漱口哦。左边是蔬菜西班牙炒饭。在西班牙，Paella被翻译成英文为Fried rice。所以，Paella就被称为西班牙炒饭。可是，这饭其实不是中午里的炒饭。它的烹煮方法是将白米和配料混合，加水后再用漫火把米煮成饭。煮出来的饭水份多，可以感觉到饭湿湿的，但是它并不油腻。有4种配料供选择∶蔬菜、海鲜、鸡肉和牛肉。
最特别的是Paella Arroz Negro。从这字里，可以想像它的颜色吧。如图所示，它是黑色的西班牙纱饭。它的配料很丰富，有虾、生蚝、鱼片和蘑菇，这些配料都非常新鲜。
一人份的炒饭是6欧元。其实，如果谓口不大，可以两个人合买一人份的炒饭。炒饭是盛在一个12寸的盒里，这炒饭可在位于巴塞隆纳的老街──La Rambla的餐馆找到。
我和朋友各打包了一人份的西班牙炒饭坐在街边享用。许多游客奇怪地看著那盆黑色的东西和我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我想，如果他们也尝过它的味道，一定不再觉得奇怪。
星洲日报／副刊／好吃的·2005/07/26
Tuesday, August 23, 2005
男人的忠告
一個男人，無論是否談戀愛了，都應該要記住以下的8句忠告。
如果你談戀愛了，那恭喜你。但談戀愛歸談戀愛，如果因談戀愛而忘了身邊還有朋友的話，就算你回頭，也會發覺你和你的朋友距離遠了，除非你不把朋友放在眼裡。所以，戀人與朋友之間，請保持平衡，如果不能的話，那麼請也別太過偏頗其中一方。
如果你還未談戀愛，也別對自己感到失望，因為你至少還有朋友。如果你還是覺得寂寞，那麼是時候把你的社交圈子擴大些了，你除了發覺不再有時間胡思亂想之外，更重要的是還能認識新朋友。
你讀了十多年的書，對“信用”這2個字總該有些領悟吧？你對朋友答應過的事，就應該要做到，如果做不到，那也請給個理由。談戀愛及守信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2件事，別讓你的朋友對你感到灰心。
如果你守信用，那麼也請你同時準時赴約。你喜歡等人嗎？如果不喜歡，那麼也別讓人等太久。朋友並不是每次都能等你半個小時甚至一個小時的。
請你在談戀愛的時候記住這句話：愛情永遠不可能是天秤，你想要在愛情裡得到幸福就要舍得傷心，除非你不食人間煙火，否則愛情永遠是那麼的令人又愛又恨。
失戀是沒有方程式的，但卻能解出一個答案：心痛。但請記住，會令你如此傷心的女人是不值得你去愛的。受到再大的打擊，也請你相信，太陽每天還是一樣會照耀大地。時間也會沖淡一切，所以請積極面對生活。
待人以誠，愛人以真。這是本地歌手在一首歌曲裡面的一句自白。請真誠地對待你的朋友、情人。朋友及情人也都是人，雖然朋友沒女友那麼敏感，但一樣能夠分辨出你的虛情假意。如果你認為你已經很努力地付出，但身邊的人還是一樣不滿意，請別灰心，只要你問心無愧就好了。
如果你緊記以上的7句忠告，那你只對了一半，另外的一半，須用你的智慧去判斷。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是動態的，如果你現在醒悟了，那還來得及，要不然你與你朋友之間的關系將永遠是靜態的，甚至呈倒退狀。
如果你談戀愛了，那恭喜你。但談戀愛歸談戀愛，如果因談戀愛而忘了身邊還有朋友的話，就算你回頭，也會發覺你和你的朋友距離遠了，除非你不把朋友放在眼裡。所以，戀人與朋友之間，請保持平衡，如果不能的話，那麼請也別太過偏頗其中一方。
如果你還未談戀愛，也別對自己感到失望，因為你至少還有朋友。如果你還是覺得寂寞，那麼是時候把你的社交圈子擴大些了，你除了發覺不再有時間胡思亂想之外，更重要的是還能認識新朋友。
你讀了十多年的書，對“信用”這2個字總該有些領悟吧？你對朋友答應過的事，就應該要做到，如果做不到，那也請給個理由。談戀愛及守信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2件事，別讓你的朋友對你感到灰心。
如果你守信用，那麼也請你同時準時赴約。你喜歡等人嗎？如果不喜歡，那麼也別讓人等太久。朋友並不是每次都能等你半個小時甚至一個小時的。
請你在談戀愛的時候記住這句話：愛情永遠不可能是天秤，你想要在愛情裡得到幸福就要舍得傷心，除非你不食人間煙火，否則愛情永遠是那麼的令人又愛又恨。
失戀是沒有方程式的，但卻能解出一個答案：心痛。但請記住，會令你如此傷心的女人是不值得你去愛的。受到再大的打擊，也請你相信，太陽每天還是一樣會照耀大地。時間也會沖淡一切，所以請積極面對生活。
待人以誠，愛人以真。這是本地歌手在一首歌曲裡面的一句自白。請真誠地對待你的朋友、情人。朋友及情人也都是人，雖然朋友沒女友那麼敏感，但一樣能夠分辨出你的虛情假意。如果你認為你已經很努力地付出，但身邊的人還是一樣不滿意，請別灰心，只要你問心無愧就好了。
如果你緊記以上的7句忠告，那你只對了一半，另外的一半，須用你的智慧去判斷。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是動態的，如果你現在醒悟了，那還來得及，要不然你與你朋友之間的關系將永遠是靜態的，甚至呈倒退狀。
Monday, August 22, 2005
Book's Review
全球性困境須全球化突破
人口爆炸、資源短缺、甚至恐怖襲擊，都無法阻止人類達成「地球是共有財富」的共識。
人們發現，如今的夏天比過去更炎熱，而冬天卻比以往暖和。普通人憑直覺也能認識到，氣候反常不利於人類的生存，但如何是好﹖
這本《二十年解決二十個全球問題》也談到令人堪憂的氣候反常。作者是世界銀行歐洲部的副總裁、哈佛大學工商管理、歐洲多間大學法學和經濟學博士。這本討論全球化的著作儘管學術性很強，但普通人也能讀得很投入，對作者的觀察和描敘產生共鳴。
的確，氣候反常是全球性難題，而大凡全球性難題都不會獨立存在，而與其他全球性難題環環相扣。最具說服力的是，氣候反常與人口爆炸相依相存。你看，全球人口一九九零年是五十億，目前是六十億，而到二零二零年將是八十億。人口由六十億增長為八十億，連一代人的時間都不到。
這多出來的二十億人口，將影響很多方面。首先，他們不會出現於地廣人稀的邊遠地區，而是早已人滿為患的都市。人口壓力帶來資源與空間的緊張是必然的，交通、住房、水源及污水淨化、垃圾焚燒一系列問題更為惡化。
食品產量在未來二十年，也必須有百分之四十的增幅，可是目前地球上可耕地面積再難以擴展，而加之化肥污染、土壤酸化與鹽化等原因，糧食生產力已達到極限，增產十分困難已是不爭的事實。
除了氣候變暖、人口爆炸之外，全球性的難題還包括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的損失、海產的過度捕撈、森林面積的減少、水資源的短缺、海洋安全及海水污染等。情形之嚴重，涉及面之廣，前所未有。
最大的難題還是「人心的動盪」。一九九七年全球性金融風暴來臨，天文數字的資產在短時間裡消失得無影無蹤，引發了一些民眾強烈不滿，至今無法止息，對話機制再難重建。各種各樣的抗議者結成互相聲援的全球大同盟，每當各國領袖舉行會晤或舉辦國際經濟論壇，抗議團體就接踵而至，在舉辦地進行大規模示威，與防暴警察由對峙變為對打，場面火爆而血腥。
其實，令各國政府最苦惱的是另一類抗議者，他們不屑於街頭抗爭，而在暗中策劃恐怖襲擊，二零零一年的紐約「九一一」、其後的馬德里和最近的倫敦大爆炸，就是這些無理性又冷血的恐怖組織所為。這些陰鬱心靈比地震海嘯要可怕千百倍，許多人感到絕望﹕這一輪輪的襲擊，簡直是慢慢逼近、難以逃脫的浩劫。
但是，無論恐怖分子如何偏執狂妄、政客如何顢頇自負，都無法消蝕一種被稱為「良知」的精神資源，以及「地球是共同擁有的財富」的人類共識，也阻止不了各國向貧窮開戰、維護和平、制止衝突和打擊恐怖主義的合作。
全球化經濟洶湧澎湃且成績斐然。這是參與國經由建立法規、相互信任、彼此協調而達到的結果。可以預見，今後各國在普及教育、防治全球性疾病、自然災害預報及善後方面的合作將進一步加強。
各國還將共同設計二十一世紀的稅制、禁毒、生物技術和國際金融架構的規定，建立全球性貿易、投資、競爭、保護知識產權、電子商務、國際勞工和移民的法規。唯有如此，歷經磨難的人類才能把前所未有的壓力，轉化為前所未有的機遇。（楊克）■
作者﹕里斯查德
譯者﹕趙恆
出版﹕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東外大街亮馬河南路14號塔園外交辦公大樓）
頁數﹕227
定價﹕人民幣24元
source:
www.yzzk.com
人口爆炸、資源短缺、甚至恐怖襲擊，都無法阻止人類達成「地球是共有財富」的共識。
人們發現，如今的夏天比過去更炎熱，而冬天卻比以往暖和。普通人憑直覺也能認識到，氣候反常不利於人類的生存，但如何是好﹖
這本《二十年解決二十個全球問題》也談到令人堪憂的氣候反常。作者是世界銀行歐洲部的副總裁、哈佛大學工商管理、歐洲多間大學法學和經濟學博士。這本討論全球化的著作儘管學術性很強，但普通人也能讀得很投入，對作者的觀察和描敘產生共鳴。
的確，氣候反常是全球性難題，而大凡全球性難題都不會獨立存在，而與其他全球性難題環環相扣。最具說服力的是，氣候反常與人口爆炸相依相存。你看，全球人口一九九零年是五十億，目前是六十億，而到二零二零年將是八十億。人口由六十億增長為八十億，連一代人的時間都不到。
這多出來的二十億人口，將影響很多方面。首先，他們不會出現於地廣人稀的邊遠地區，而是早已人滿為患的都市。人口壓力帶來資源與空間的緊張是必然的，交通、住房、水源及污水淨化、垃圾焚燒一系列問題更為惡化。
食品產量在未來二十年，也必須有百分之四十的增幅，可是目前地球上可耕地面積再難以擴展，而加之化肥污染、土壤酸化與鹽化等原因，糧食生產力已達到極限，增產十分困難已是不爭的事實。
除了氣候變暖、人口爆炸之外，全球性的難題還包括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的損失、海產的過度捕撈、森林面積的減少、水資源的短缺、海洋安全及海水污染等。情形之嚴重，涉及面之廣，前所未有。
最大的難題還是「人心的動盪」。一九九七年全球性金融風暴來臨，天文數字的資產在短時間裡消失得無影無蹤，引發了一些民眾強烈不滿，至今無法止息，對話機制再難重建。各種各樣的抗議者結成互相聲援的全球大同盟，每當各國領袖舉行會晤或舉辦國際經濟論壇，抗議團體就接踵而至，在舉辦地進行大規模示威，與防暴警察由對峙變為對打，場面火爆而血腥。
其實，令各國政府最苦惱的是另一類抗議者，他們不屑於街頭抗爭，而在暗中策劃恐怖襲擊，二零零一年的紐約「九一一」、其後的馬德里和最近的倫敦大爆炸，就是這些無理性又冷血的恐怖組織所為。這些陰鬱心靈比地震海嘯要可怕千百倍，許多人感到絕望﹕這一輪輪的襲擊，簡直是慢慢逼近、難以逃脫的浩劫。
但是，無論恐怖分子如何偏執狂妄、政客如何顢頇自負，都無法消蝕一種被稱為「良知」的精神資源，以及「地球是共同擁有的財富」的人類共識，也阻止不了各國向貧窮開戰、維護和平、制止衝突和打擊恐怖主義的合作。
全球化經濟洶湧澎湃且成績斐然。這是參與國經由建立法規、相互信任、彼此協調而達到的結果。可以預見，今後各國在普及教育、防治全球性疾病、自然災害預報及善後方面的合作將進一步加強。
各國還將共同設計二十一世紀的稅制、禁毒、生物技術和國際金融架構的規定，建立全球性貿易、投資、競爭、保護知識產權、電子商務、國際勞工和移民的法規。唯有如此，歷經磨難的人類才能把前所未有的壓力，轉化為前所未有的機遇。（楊克）■
作者﹕里斯查德
譯者﹕趙恆
出版﹕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東外大街亮馬河南路14號塔園外交辦公大樓）
頁數﹕227
定價﹕人民幣24元
source:
www.yzzk.com
Saturday, August 20, 2005
Study Loan
This is a website that offer study loan specially for chinese students in Malaysia:
www.kojadi.com.my
As a student,we should not worry about the financial problem and burden our parent,so just go for the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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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ugust 19, 2005
China's New Reality
Street FoodVendors sell food in the tourist district of Beijing
Moving UpPassengers ride an escalator at a subway station near Tiananmen square in Beijing
Shanghai 360The restaurant at the top of the Pudong Oriental Pearl TV Tower offers customers a view of Shanghai from and turns one revolution per hour
House PartyA family attends a party in Soho Village, a new modern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district in Beijing
ShoppingClerks wait on people in the Soho Village commercial building in Beijing
太多的媒體，太少的記者……
溫哥華《太陽報》執行主編Kirk LaPointe來台灣訪問時，曾經提到現在世界共同的慨歎是：「太多的媒體，太少的記者」（Too much media, too few journalists.）。
「媒體」與「記者」居然構成一種消長關係，實在是非常諷刺與弔詭的思考。媒體的成長帶來了追求生意與利潤的媒體王國，卻也暗喻著新聞的消失及記者地位的淪落。原本以專業為信守的記者，如今紛紛屈服於組織的宰制，封閉了內心自我的呼喚。
以前，曾被稱為「報人」的媒體經營者，現在陸續變成「商人」。這些新一代的媒體新貴把更多時間花在「生意」、而非「新聞」上，於是經營者的人脈與金脈關係，壓垮了新聞專業的考量，記者不再是無所畏懼，也拋不開如影隨形的利益糾葛，新聞室的考量變得愈來愈複雜。
媒體愈來愈多，記者卻愈來愈溫順，大眾資訊也就愈來愈平凡。叫做「記者」的工作者漸漸忘了自己是為何而寫、為何從事這個行業，在發行量與收視率的壓力下，大家常感覺到媒體只是一心想引誘民眾閱讀或收看，電視台新聞從業者的責任不是傳播新聞，而是衝高收視率。報紙、雜誌也學習電視影像化，文字逐漸變成附屬，編輯行銷理念已大於新聞編輯概念，這種趨勢強烈到可以抹煞新聞本質。
當愈來愈多強調深度、廣度的質感新聞被犧牲時，記者的角色也面臨改變。以前記者主要的任務就是報導真相，也是民眾了解天下事很重要的鑰匙，但是當今沉溺於營利的媒體卻已經改變了記者角色。新聞媒體愈來愈多，新聞記者卻已經沒有熱情，只急著討好讀者與觀眾。
從「無冕王」變「推銷員」
過去記者還自許是「無冕王」，現在成了「推銷員」，要擔負行銷版面與時段的責任。既然記者的專業性是放在追求利潤之後，一群缺乏專業信守的人在一起工作，自然無法產生驕傲與認同。長此以往，在廣告商、政府官員乃至閱聽大眾的眼中，新聞記者的重要性與被尊重程度，正在逐漸降低中。
記者力量式微後，大眾聲音正在崛起。在以批判為主流的論述中，舉凡「政治批判」、「社會批判」、「文化批判」，都不若「媒體批判」來得如此風行。走到街上隨便問路人甲，多半可以說得出一套改造媒體的肺腑之言來。
這個現象前所未見，人類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時候，這麼多人可以同時使用好幾種不同媒體，媒體在人的生活中如此舉足輕重。 再加上，科技的進步更讓大眾得以參與媒體，從九一一、倫敦地鐵等恐怖攻擊事件，到今年的海棠颱風過境台灣，太多突如其來的災難意外發生時，就算媒體記者無法立即趕到現場，一般民眾已經可以利用簡易攝影機、甚至手機傳輸聲音與畫面給電視台。
如果再把網路上此刻正發展得如火如荼的各式新聞網站、個人新聞台、部落格算進來，媒體已多到不行。
媒體愈來愈多，記者愈來愈少，假如報導只是追求速度與快感，確實不需要那麼多記者。因此，記者若不能有勇氣追究敏感真相，若不能創造自信超越黃色八卦，若不能警覺正在快速流失的新聞專業……
那麼，有媒體就好，要記者做什麼？
「媒體」與「記者」居然構成一種消長關係，實在是非常諷刺與弔詭的思考。媒體的成長帶來了追求生意與利潤的媒體王國，卻也暗喻著新聞的消失及記者地位的淪落。原本以專業為信守的記者，如今紛紛屈服於組織的宰制，封閉了內心自我的呼喚。
以前，曾被稱為「報人」的媒體經營者，現在陸續變成「商人」。這些新一代的媒體新貴把更多時間花在「生意」、而非「新聞」上，於是經營者的人脈與金脈關係，壓垮了新聞專業的考量，記者不再是無所畏懼，也拋不開如影隨形的利益糾葛，新聞室的考量變得愈來愈複雜。
媒體愈來愈多，記者卻愈來愈溫順，大眾資訊也就愈來愈平凡。叫做「記者」的工作者漸漸忘了自己是為何而寫、為何從事這個行業，在發行量與收視率的壓力下，大家常感覺到媒體只是一心想引誘民眾閱讀或收看，電視台新聞從業者的責任不是傳播新聞，而是衝高收視率。報紙、雜誌也學習電視影像化，文字逐漸變成附屬，編輯行銷理念已大於新聞編輯概念，這種趨勢強烈到可以抹煞新聞本質。
當愈來愈多強調深度、廣度的質感新聞被犧牲時，記者的角色也面臨改變。以前記者主要的任務就是報導真相，也是民眾了解天下事很重要的鑰匙，但是當今沉溺於營利的媒體卻已經改變了記者角色。新聞媒體愈來愈多，新聞記者卻已經沒有熱情，只急著討好讀者與觀眾。
從「無冕王」變「推銷員」
過去記者還自許是「無冕王」，現在成了「推銷員」，要擔負行銷版面與時段的責任。既然記者的專業性是放在追求利潤之後，一群缺乏專業信守的人在一起工作，自然無法產生驕傲與認同。長此以往，在廣告商、政府官員乃至閱聽大眾的眼中，新聞記者的重要性與被尊重程度，正在逐漸降低中。
記者力量式微後，大眾聲音正在崛起。在以批判為主流的論述中，舉凡「政治批判」、「社會批判」、「文化批判」，都不若「媒體批判」來得如此風行。走到街上隨便問路人甲，多半可以說得出一套改造媒體的肺腑之言來。
這個現象前所未見，人類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時候，這麼多人可以同時使用好幾種不同媒體，媒體在人的生活中如此舉足輕重。 再加上，科技的進步更讓大眾得以參與媒體，從九一一、倫敦地鐵等恐怖攻擊事件，到今年的海棠颱風過境台灣，太多突如其來的災難意外發生時，就算媒體記者無法立即趕到現場，一般民眾已經可以利用簡易攝影機、甚至手機傳輸聲音與畫面給電視台。
如果再把網路上此刻正發展得如火如荼的各式新聞網站、個人新聞台、部落格算進來，媒體已多到不行。
媒體愈來愈多，記者愈來愈少，假如報導只是追求速度與快感，確實不需要那麼多記者。因此，記者若不能有勇氣追究敏感真相，若不能創造自信超越黃色八卦，若不能警覺正在快速流失的新聞專業……
那麼，有媒體就好，要記者做什麼？
重新思索香港
龍應台說﹕「第一年，我確實是不作聲，因為要學習嘛，我對香港太陌生了，於是我讀了很多關於香港的書，了解香港的歷史，同時廣泛接觸香港人，我在認識香港。一年後，我對香港比較了解了，覺得對有些議題必須趕快說，比如西九龍文娛區的規劃、中區警署老房子要拆，不說就來不及了，有一種緊迫性。在與香港人的接觸中，我感受到很多人的誠懇、大度和慷慨，我不覺得自己講實話會得罪所有的香港人。很多香港人其實是歡迎一個外來人對香港的評說的，更關鍵的是，我喜歡香港，對香港保持它的美好也覺得自己有一份責任。他們是歡迎一個外來人對香港的評說的，因此，第二年，我就比較多地表達自己的意見。」
龍應台在香港的各種形式的公共空間「煽風點火」。她在香港大學設計了一個論壇，取名「思索香港」。她說，為什麼香港需要「思索」，需要「重新思索」﹖因為在經過了一百五十年的英國殖民之後，香港需要重新考慮自己的文化定位，因為在九七年回歸後，香港需要重新理解自己的感情認同﹔因為在中國經濟「崛起」的大趨勢裡，香港要尋找自己地位的獨特之處，加以發揮﹔因為在全球化的衝擊中，城市的主體性被突出而國家的界線變得模糊，香港需要思索如何運用自己的城市優勢。
由龍應台主持「思索香港」系列論壇已經舉辦了六講。她演講「香港，你往哪裡去﹖」以「旁觀者清」的角度，坦誠提出她對香港文化與政府的批評。她邀請廣州、台北和香港三地的作家和副刊主編，討論「華文報紙的文化承擔」，就三個華人城市不同的歷史發展和經濟、文化條件，交錯視野。她請來北京、台北、東京三地專家演講「我們的城市怎麼了」。請台灣企業家嚴長壽講「品牌、品味、品質，城市的魅力來自哪裡」。每一講都來了許多市民、學者和政府官員，反響熱烈。對此，龍應台說﹕「香港還是有很多人在乎的。」
以知識介入香港建設
龍應台在香港已經放了好幾把火。在香港期間，龍應台接連發表了《為什麼燈泡不亮——我看香港的國際化》、《期待人文港大——對港大畢業生議會的演講》、《我不在乎馬英九來不來香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香港文化人馬家輝說，龍應台以很「實在」的態度來對待香港，她不會只在抽象理念或宏觀回顧上打轉，而幾乎每篇文章、每次演講都針對香港某組獨特而重要的公共議題提出批判或建言﹕談涉及巨額預算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方向，談六四燭光晚會的紀念熱情，談古蹟保護與主流價值，談國際化的危機與陷阱，談英語水平的低落與前景，談香港僑生的特色和位置等等，龍應台敏銳地關注到香港人的許多關注，卻沒忽略香港人的許多疏略。
香港是個國際都市，商人來商人往，學者來學者往，但幾乎每位外來學者都只是客客氣氣地說些『香港不是文化沙漠，香港人很有文明法治』之類敷衍套話﹔相反，龍應台在港兩年，功德之一可能是向香港人示範了外來學者可以、應該、如何以『知識批判』介入本土社會，從而對這個暫居的城市提供了若干的貢獻。
龍應台無疑是華人圈少有的公共知識分子，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是進言社會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知識分子」應該是對權力說真話的人，要敢於以獨立、批判的立場對社會發言。公共知識分子代表人民的最高良心、最高正義。不論在任何時空之中，這種對良心與正義的要求，都不會有所改變。近日，龍應台返台北展開「文化創業」，成立以她為名的文化基金會，未來將舉辦國際論壇，開拓年輕人視野。她率先發起「尋找文化蒲公英」運動，徵求一千文化贊助者每人出資台幣一萬元（約三百一十四美元），作基金會籌辦論壇的「青年播種基金」。新文化運動的「野火」在華文世界繼續燃燒。■
龍應台在香港的各種形式的公共空間「煽風點火」。她在香港大學設計了一個論壇，取名「思索香港」。她說，為什麼香港需要「思索」，需要「重新思索」﹖因為在經過了一百五十年的英國殖民之後，香港需要重新考慮自己的文化定位，因為在九七年回歸後，香港需要重新理解自己的感情認同﹔因為在中國經濟「崛起」的大趨勢裡，香港要尋找自己地位的獨特之處，加以發揮﹔因為在全球化的衝擊中，城市的主體性被突出而國家的界線變得模糊，香港需要思索如何運用自己的城市優勢。
由龍應台主持「思索香港」系列論壇已經舉辦了六講。她演講「香港，你往哪裡去﹖」以「旁觀者清」的角度，坦誠提出她對香港文化與政府的批評。她邀請廣州、台北和香港三地的作家和副刊主編，討論「華文報紙的文化承擔」，就三個華人城市不同的歷史發展和經濟、文化條件，交錯視野。她請來北京、台北、東京三地專家演講「我們的城市怎麼了」。請台灣企業家嚴長壽講「品牌、品味、品質，城市的魅力來自哪裡」。每一講都來了許多市民、學者和政府官員，反響熱烈。對此，龍應台說﹕「香港還是有很多人在乎的。」
以知識介入香港建設
龍應台在香港已經放了好幾把火。在香港期間，龍應台接連發表了《為什麼燈泡不亮——我看香港的國際化》、《期待人文港大——對港大畢業生議會的演講》、《我不在乎馬英九來不來香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香港文化人馬家輝說，龍應台以很「實在」的態度來對待香港，她不會只在抽象理念或宏觀回顧上打轉，而幾乎每篇文章、每次演講都針對香港某組獨特而重要的公共議題提出批判或建言﹕談涉及巨額預算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方向，談六四燭光晚會的紀念熱情，談古蹟保護與主流價值，談國際化的危機與陷阱，談英語水平的低落與前景，談香港僑生的特色和位置等等，龍應台敏銳地關注到香港人的許多關注，卻沒忽略香港人的許多疏略。
香港是個國際都市，商人來商人往，學者來學者往，但幾乎每位外來學者都只是客客氣氣地說些『香港不是文化沙漠，香港人很有文明法治』之類敷衍套話﹔相反，龍應台在港兩年，功德之一可能是向香港人示範了外來學者可以、應該、如何以『知識批判』介入本土社會，從而對這個暫居的城市提供了若干的貢獻。
龍應台無疑是華人圈少有的公共知識分子，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是進言社會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知識分子」應該是對權力說真話的人，要敢於以獨立、批判的立場對社會發言。公共知識分子代表人民的最高良心、最高正義。不論在任何時空之中，這種對良心與正義的要求，都不會有所改變。近日，龍應台返台北展開「文化創業」，成立以她為名的文化基金會，未來將舉辦國際論壇，開拓年輕人視野。她率先發起「尋找文化蒲公英」運動，徵求一千文化贊助者每人出資台幣一萬元（約三百一十四美元），作基金會籌辦論壇的「青年播種基金」。新文化運動的「野火」在華文世界繼續燃燒。■
部落格之春
如果说布拉格之春曾经震撼了铁幕，最后终於导致共产阵营的崩溃，那麽部落格之春是否会和布拉格之春一样震撼一强独大、由美国文化帝国操控的资讯世界，给人类带来新希望？把部落格看成21世纪初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这样的说法是否言过其实？
且慢，不明究里的读者也许忍不住追问，部落格究竟是什麽东西？为什麽最近人人都在谈部落格？说白了可以说是一种时尚吧。就和流行的时装或星相学一样，您最好知道一点皮毛，在酒吧里和异性聊天时才有话题。反正流行时尚往往只具皮毛，所以您也不必担心别人比您多知道多少。
部落格的英文原名是BLOG，中国称之为博客，是所谓的个人媒体或个人入口网站的简称。它被美国韦氏大字典选为2004年最具代表性的单字，影响力可见一斑。部落格来自英文的Web Log，是网上日志的缩写。它是介乎“布了登”Bulletin和“航行日志”Log之间的文类。布了登目的是昭告天下，因此不求文体藻丽。航行日志逐日记载每天所发生的大小事件，顾名思义具有真实、不作假的特性。部落格兼具布了登和航行日志的特色，又因为是网上日志，所以很容易架设，而且天底下能够上网的人都可以看到。
辉煌痛快少年轻狂的日子
这麽说来部落格就是容易架设的个人网站，没有什麽了不起，基本上不需要什麽新网路科技来支援，主要卖点是个性化的知识。为什麽会炒作成这样？还是因为有人在部落格里嗅到商机。我写过一篇文章∶“点商不成金，误我少年头”，叙述上个千禧年尾网路泡沫化，多少点商（dot com）烟消云散，不但不成金，反而成为头上早生的华发，岂不悲哉痛哉。但是经历过点商成金那段辉煌痛快少年轻狂日子的人，莫不希望再找到类似的机会，揭竿而起，引刀试一快，不负中年头。部落格似乎给人这样的希望。
全球部落格的数目的确在迅速增多，夸大的预测是一两年内就会上亿，即使保守些估计，至少数百万个甚至千万个部落格跑不掉。理论上每个会上网的人都可以搞自己的部落格，那麽部落格的数目应该会和上网的人数同样多。但是显然并不会如此，理由也很简单∶不是所有会写字的人都能写文章。要搞部落格的人必须自己有点料，有两把刷子，否则也不敢搞，搞了也无人问津。
部落格和过去BBS网站最大的不同是BBS网站的站主“述而不做”，只需要提供和经营他（她）的BBS园地。部落格的格主却必须自己写（画、摄），最好每天写每天画每天摄影来吸引读者创造人气。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才能，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麽多时间。所以部落格并不是所有能上网的人都可以搞。
但是部落格最大的优点正是如此。BBS网站往往大家胡乱发言，乱吵一通，吵了一阵就烦了，而且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无解看多了会得忧郁症，就如我不乐看全民开讲等节目一样。所以BBS网站繁殖到某个临界点会突然垮下来，有人深以为异，我说一点不奇怪。君不见草履虫乎？您拿一个空罐子盛满沟水养草履虫，草履虫繁殖众多，最后却一罐子草履虫统统死掉！BBS网站正是这样，因为它只能提供园地让人乱吵，人们却不能真正得到什麽，所以朝生暮死。部落格却不一样。部落格的格主如果能提供本人个性化的知识、见解和智慧，人的本性在受益之后一定会反馈，部落格就能保持旺盛的生机。
真实与虚幻之间的部落格
有人认为部落格具有真实、不作假的特性，所以可以揭发政府或大企业的重大弊端。的确国外有这样的典范例子，众人一齐来揭发弊端也似乎比较有机会成功。但不要忘记“星舰迷航记”就是假借太空星舰舰长的航行日志的形式所编撰的假语村言。“布了登”虽是真实的消息，“航行日志”应该是真实的却可能成为虚构，部落格也介乎真实与虚幻之间。部落格是否永远具有真实、不作假的特性，恐怕并不尽然。时间稍久一定会看到虚伪的部落格、骗徒的部落格等等，这也是人性。
不知何时开始我也迷上了部落格，而且越来越认为它具有很大的可塑性。每个时空的部落格都会有它特殊的风格。就拿《时报》的编辑部落格来说，从4月开始不过短短几个月已经展现它自己的风貌。编辑部落格似乎从编辑室手记开始，起先以讨论政治问题居多，黄哲斌、王荣霖等人是少数写手，例如王荣霖的“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就是典型的政治类趣文。后来编辑部落格扩大了，开始出现其他版编辑如夏瑞红（当时只道是寻常）、王瑞瑶（王子婚宴）等人的心灵小品。读者的反应不但未减少，反而更加踊跃精彩。用部落格来试探读者（客户）的反应，显然是个好办法。当副刊的疆土日益缩减，部落格也是变相扩充副刊的途径。
编辑部落格一方面容纳了报纸版面所容纳不下的文章和不便刊登的观点，另一方面等於开了一扇后窗，让每位编辑都有机会披挂上阵和读者见面，每人的玉照也满足读者窥秘心理。过去只有主编才有权利写编后语，现在这个权力下放给所有的编辑。从这变化不难看到一个趋势∶就像百老汇的剧院带动了外百老汇的小剧院，然后是外外百老汇的小小剧院，一个比一个更加边缘化，编辑室手记也带动了编辑部落格的发展。
然后呢？手民部落格？（现在还有排字工人吗？电脑排版工部落格？印刷工部落格？）我可以想像报业里部落格的垂直发展和水平发展，这应该是好现象。电子报从此不再是平面报纸的缩本，它的部落格可能比平面报纸更有内容。报纸变成电子报和平面报纸的生命共同体，这也将是许多媒体的共同趋势。虚和实的结合，这是必然的大方向。至於部落格是否会变成革命的利器？坦白说我不相信部落格有这麽厉害。
唯一令我不解的是，如果部落格再无限繁殖下去，谁有那麽多时间阅读？也许我是杞人忧天了。正如广东话所说∶天下的凯子死不完，天下的网友大约也是无穷无尽、死不完的。正如广东人常说∶天下的瘟生死不完。
星洲日报／副刊·文∶张系国 ．2005/08/19
且慢，不明究里的读者也许忍不住追问，部落格究竟是什麽东西？为什麽最近人人都在谈部落格？说白了可以说是一种时尚吧。就和流行的时装或星相学一样，您最好知道一点皮毛，在酒吧里和异性聊天时才有话题。反正流行时尚往往只具皮毛，所以您也不必担心别人比您多知道多少。
部落格的英文原名是BLOG，中国称之为博客，是所谓的个人媒体或个人入口网站的简称。它被美国韦氏大字典选为2004年最具代表性的单字，影响力可见一斑。部落格来自英文的Web Log，是网上日志的缩写。它是介乎“布了登”Bulletin和“航行日志”Log之间的文类。布了登目的是昭告天下，因此不求文体藻丽。航行日志逐日记载每天所发生的大小事件，顾名思义具有真实、不作假的特性。部落格兼具布了登和航行日志的特色，又因为是网上日志，所以很容易架设，而且天底下能够上网的人都可以看到。
辉煌痛快少年轻狂的日子
这麽说来部落格就是容易架设的个人网站，没有什麽了不起，基本上不需要什麽新网路科技来支援，主要卖点是个性化的知识。为什麽会炒作成这样？还是因为有人在部落格里嗅到商机。我写过一篇文章∶“点商不成金，误我少年头”，叙述上个千禧年尾网路泡沫化，多少点商（dot com）烟消云散，不但不成金，反而成为头上早生的华发，岂不悲哉痛哉。但是经历过点商成金那段辉煌痛快少年轻狂日子的人，莫不希望再找到类似的机会，揭竿而起，引刀试一快，不负中年头。部落格似乎给人这样的希望。
全球部落格的数目的确在迅速增多，夸大的预测是一两年内就会上亿，即使保守些估计，至少数百万个甚至千万个部落格跑不掉。理论上每个会上网的人都可以搞自己的部落格，那麽部落格的数目应该会和上网的人数同样多。但是显然并不会如此，理由也很简单∶不是所有会写字的人都能写文章。要搞部落格的人必须自己有点料，有两把刷子，否则也不敢搞，搞了也无人问津。
部落格和过去BBS网站最大的不同是BBS网站的站主“述而不做”，只需要提供和经营他（她）的BBS园地。部落格的格主却必须自己写（画、摄），最好每天写每天画每天摄影来吸引读者创造人气。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才能，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麽多时间。所以部落格并不是所有能上网的人都可以搞。
但是部落格最大的优点正是如此。BBS网站往往大家胡乱发言，乱吵一通，吵了一阵就烦了，而且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无解看多了会得忧郁症，就如我不乐看全民开讲等节目一样。所以BBS网站繁殖到某个临界点会突然垮下来，有人深以为异，我说一点不奇怪。君不见草履虫乎？您拿一个空罐子盛满沟水养草履虫，草履虫繁殖众多，最后却一罐子草履虫统统死掉！BBS网站正是这样，因为它只能提供园地让人乱吵，人们却不能真正得到什麽，所以朝生暮死。部落格却不一样。部落格的格主如果能提供本人个性化的知识、见解和智慧，人的本性在受益之后一定会反馈，部落格就能保持旺盛的生机。
真实与虚幻之间的部落格
有人认为部落格具有真实、不作假的特性，所以可以揭发政府或大企业的重大弊端。的确国外有这样的典范例子，众人一齐来揭发弊端也似乎比较有机会成功。但不要忘记“星舰迷航记”就是假借太空星舰舰长的航行日志的形式所编撰的假语村言。“布了登”虽是真实的消息，“航行日志”应该是真实的却可能成为虚构，部落格也介乎真实与虚幻之间。部落格是否永远具有真实、不作假的特性，恐怕并不尽然。时间稍久一定会看到虚伪的部落格、骗徒的部落格等等，这也是人性。
不知何时开始我也迷上了部落格，而且越来越认为它具有很大的可塑性。每个时空的部落格都会有它特殊的风格。就拿《时报》的编辑部落格来说，从4月开始不过短短几个月已经展现它自己的风貌。编辑部落格似乎从编辑室手记开始，起先以讨论政治问题居多，黄哲斌、王荣霖等人是少数写手，例如王荣霖的“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就是典型的政治类趣文。后来编辑部落格扩大了，开始出现其他版编辑如夏瑞红（当时只道是寻常）、王瑞瑶（王子婚宴）等人的心灵小品。读者的反应不但未减少，反而更加踊跃精彩。用部落格来试探读者（客户）的反应，显然是个好办法。当副刊的疆土日益缩减，部落格也是变相扩充副刊的途径。
编辑部落格一方面容纳了报纸版面所容纳不下的文章和不便刊登的观点，另一方面等於开了一扇后窗，让每位编辑都有机会披挂上阵和读者见面，每人的玉照也满足读者窥秘心理。过去只有主编才有权利写编后语，现在这个权力下放给所有的编辑。从这变化不难看到一个趋势∶就像百老汇的剧院带动了外百老汇的小剧院，然后是外外百老汇的小小剧院，一个比一个更加边缘化，编辑室手记也带动了编辑部落格的发展。
然后呢？手民部落格？（现在还有排字工人吗？电脑排版工部落格？印刷工部落格？）我可以想像报业里部落格的垂直发展和水平发展，这应该是好现象。电子报从此不再是平面报纸的缩本，它的部落格可能比平面报纸更有内容。报纸变成电子报和平面报纸的生命共同体，这也将是许多媒体的共同趋势。虚和实的结合，这是必然的大方向。至於部落格是否会变成革命的利器？坦白说我不相信部落格有这麽厉害。
唯一令我不解的是，如果部落格再无限繁殖下去，谁有那麽多时间阅读？也许我是杞人忧天了。正如广东话所说∶天下的凯子死不完，天下的网友大约也是无穷无尽、死不完的。正如广东人常说∶天下的瘟生死不完。
星洲日报／副刊·文∶张系国 ．2005/08/19
Thursday, August 18, 2005
Haze is coming back!
Yup, haze return, but it will not interupt badly in daily activities because there will be thunderstorm in KL, almost everyday from now on.
Friday, August 12, 2005
亞洲城市空氣污染加劇
專家︰亞洲空氣污染每年害死50萬人
在東亞和環太平洋地區的居民中，平均每1000人就有1人因空氣污染導致殘疾而損失12年以上的工作時間。
去年，意大利醫院的研究指出，在米蘭散步一天吸進的空氣對肺部的傷害，等同于吸15支香煙。米蘭位于意大利北部，是意大利的經濟中心，也是意大利污染最嚴重的城市。
研究還發現，在那不勒斯散步一天相當于吸9到11支香煙。羅馬的空氣質量好些，在羅馬散步一天相當于吸5到6支香煙。
在東亞和環太平洋地區的居民中，平均每1000人就有1人因空氣污染導致殘疾而損失12年以上的工作時間。
去年，意大利醫院的研究指出，在米蘭散步一天吸進的空氣對肺部的傷害，等同于吸15支香煙。米蘭位于意大利北部，是意大利的經濟中心，也是意大利污染最嚴重的城市。
研究還發現，在那不勒斯散步一天相當于吸9到11支香煙。羅馬的空氣質量好些，在羅馬散步一天相當于吸5到6支香煙。
Thank God For The Blue Sky
It was 3.30pm, and sunshine is everywhere, after I steped out from the lecture hall, I can see the lovely blue sky again, thank God, the haze is gone!!! (Maybe for temporary, but I really hope it will gone forever!)
Actually, the proper mask to filter the foreign particles in the air is called N95 mask.
Thanks to you for concerning the air pollution in KL region, so, do recycle to protect our precious environment.
Actually, the proper mask to filter the foreign particles in the air is called N95 mask.
Thanks to you for concerning the air pollution in KL region, so, do recycle to protect our precious environment.
Wednesday, August 10, 2005
烟霾进一步恶化, 隆市能见度仅400公尺
（吉隆坡讯）巴生谷地区的烟霾情况周三进一步恶化。空气中带有浓浓的烧焦味，能见度大大减低。
根据雅虎网站的气象报告，吉隆坡的能见度在周二仍有800至1000公尺（0.8至1公里），不过周三中午剧降至只有400公尺左右。
由於空气质量急转直下，周三上午各主要街道已可见摩多骑士穿戴口罩，以避免吸入空气中的有害微粒。
民众该做的事∶
1) 发现小火应尽快扑灭，如果是大火，通知邻近消拯局。
2) 尽可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3) 电单车骑士、属於高风险但又需要外出的人士、在户外及多尘埃地区工作的人士受促使用口罩4) 遮盖鼻子及嘴巴。
5) 使用汽车时，要启动冷气及关上车窗。
7) 多喝水及凉茶，以解渴消璁。
8) 多食用润肺的水果，如梨、木瓜、马蹄、甘蔗水（不加冰）。
9) 避免太过劳累，要有充足的睡眠及休息。
10)经常洗手、洗脸及冲凉。
11)在空气质量处於不健康水平（空气质量指数超过101点），吸烟人士应该停止吸烟。
民众不该做的事∶
1)露天焚烧，以免加剧空气污染程度。
2)避免户外活动，尤其是有支气管敏感、哮喘病患、年长者及幼儿。
3)家中如有患病的小孩、老人及亲人，就不要在家中吸烟。
4)计划路程，避免使用会排出烟雾的引擎交通工具。
烟霾造成的病症
1)气管发炎
2)喉咙痛
3)发烧
4)伤风
5)咳嗽
6)气喘
7)鼻子敏感
如何预防烟霾引起的疾病
1)避免户外活动
2)多喝水
3)多服食维他命
4)配戴有过滤性质的口罩
甚麽人更应避免接触烟雾？
1)小孩
2)年长者
3)气管敏感者
4)患有气喘者
5)鼻子敏感者
根据雅虎网站的气象报告，吉隆坡的能见度在周二仍有800至1000公尺（0.8至1公里），不过周三中午剧降至只有400公尺左右。
由於空气质量急转直下，周三上午各主要街道已可见摩多骑士穿戴口罩，以避免吸入空气中的有害微粒。
民众该做的事∶
1) 发现小火应尽快扑灭，如果是大火，通知邻近消拯局。
2) 尽可能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3) 电单车骑士、属於高风险但又需要外出的人士、在户外及多尘埃地区工作的人士受促使用口罩4) 遮盖鼻子及嘴巴。
5) 使用汽车时，要启动冷气及关上车窗。
7) 多喝水及凉茶，以解渴消璁。
8) 多食用润肺的水果，如梨、木瓜、马蹄、甘蔗水（不加冰）。
9) 避免太过劳累，要有充足的睡眠及休息。
10)经常洗手、洗脸及冲凉。
11)在空气质量处於不健康水平（空气质量指数超过101点），吸烟人士应该停止吸烟。
民众不该做的事∶
1)露天焚烧，以免加剧空气污染程度。
2)避免户外活动，尤其是有支气管敏感、哮喘病患、年长者及幼儿。
3)家中如有患病的小孩、老人及亲人，就不要在家中吸烟。
4)计划路程，避免使用会排出烟雾的引擎交通工具。
烟霾造成的病症
1)气管发炎
2)喉咙痛
3)发烧
4)伤风
5)咳嗽
6)气喘
7)鼻子敏感
如何预防烟霾引起的疾病
1)避免户外活动
2)多喝水
3)多服食维他命
4)配戴有过滤性质的口罩
甚麽人更应避免接触烟雾？
1)小孩
2)年长者
3)气管敏感者
4)患有气喘者
5)鼻子敏感者
Tuesday, August 09, 2005
Hazzy Days
NOW AND THEN: The 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 (left) and the Putra Mosque (right) used to dominate the Putrajaya skyline. But the two magnificent buildings can hardly be seen from afar these days with the thick haze. Pictures of the buildings were taken from the same place on June 27 before the haze (bottom picture) and at 12.46pm yesterday.
The air is highly pulluted in KL,the smell like fire smoke,my throat feel very dry,need to drink more water indeed.Hazzy environment is a little bit like London but I do not feel romantic......dear god ,please send away the haze,they are killing my respiration system.
Thursday, August 04, 2005
初晤上海
到上海的初衷其實並非是為了旅遊景點，而是沖著文學的上海而來的。認真說來，文學才是我旅行上海這座城市的向導。《白鯨記》的作者梅爾維爾也曾經說過：“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旅遊指南。”我對上海的初步印象是從閱讀文學作品累積的。其實很多現代文學作家的作品或個人傳記書已經帶我神游上海這座城市無數次了。早期，我對上海的向往與憧憬完全拜張愛玲的小說所賜。吵雜的市聲，昏黃的弄堂，陰濕的宅邸，庸俗的人情是張愛玲的上海。簡言之，張在作品中大量鋪陳了上海這個城市的墮落與繁華，荒涼與頹廢，俚俗與貴氣。張愛玲就是在這樣一個華洋雜處、新舊並陳的十里洋場裡編織一則又一則璀璨又荒涼的傳奇。
爾後讀了王安憶的長篇小說《長恨歌》。一部《長恨歌》承載了王安憶對上海花花世界的深厚情懷，以及對上海庶民物質生活的觀照。王安憶甚而在《長恨歌》裡如此寫道：“上海真是不能想，想起就心痛。那裡的日日夜夜，都是情義無限。……上海真是不可思議，它的輝煌教人一生難忘，甚麼都過去了，化泥化灰，化成爬牆虎，那輝煌的光卻在照耀。這照耀輻射廣大，穿透一切。從來沒有它，倒無所謂，曾經有過，便再也放不下了。”
城市蘊蓄著靈動的生活靈魂，它往往全身心地投入歷史，投入歲月。也惟其如此，城市擁有許多豐富的面向。作為一個旅人，我們往往只窺見城市的表層外貌，這形同只能看到洋蔥的表面，而文學卻是導覽洋蔥內部最好的導游，讓我們層層深入城市過去的生命扉頁裡逐頁覽讀。這無非是文學抓住了城市內在纖細、深刻的部份，這一部份往往不是旅遊指南所能言及的。文學刻畫的是城市的靈魂，是城市的精神，而旅遊景點、旅遊指南讓人觸摸的只是城市的肉身。
如今，我真實的來到上海這個文學場景，2個小時的等待，仿佛是專為讓我在心裡醞釀對它的感覺似的。從三四十年代十里洋場的上海，50年代 “人民”的上海，60年代文革的上海，80年代改革開放的上海，20世紀末的上海……我一步一步地窺見小說背後的城市脈絡，上海仿佛似曾相識起來，仿佛有一個文學的靈魂，牽引起我對上海這座城市的回憶，並與之建立特殊的感情。一種由於穿透了文學時空和現實時空而產生的自由之感，讓我的心靈釋放平和，轉化了原先的抗拒之情。
爾後讀了王安憶的長篇小說《長恨歌》。一部《長恨歌》承載了王安憶對上海花花世界的深厚情懷，以及對上海庶民物質生活的觀照。王安憶甚而在《長恨歌》裡如此寫道：“上海真是不能想，想起就心痛。那裡的日日夜夜，都是情義無限。……上海真是不可思議，它的輝煌教人一生難忘，甚麼都過去了，化泥化灰，化成爬牆虎，那輝煌的光卻在照耀。這照耀輻射廣大，穿透一切。從來沒有它，倒無所謂，曾經有過，便再也放不下了。”
城市蘊蓄著靈動的生活靈魂，它往往全身心地投入歷史，投入歲月。也惟其如此，城市擁有許多豐富的面向。作為一個旅人，我們往往只窺見城市的表層外貌，這形同只能看到洋蔥的表面，而文學卻是導覽洋蔥內部最好的導游，讓我們層層深入城市過去的生命扉頁裡逐頁覽讀。這無非是文學抓住了城市內在纖細、深刻的部份，這一部份往往不是旅遊指南所能言及的。文學刻畫的是城市的靈魂，是城市的精神，而旅遊景點、旅遊指南讓人觸摸的只是城市的肉身。
如今，我真實的來到上海這個文學場景，2個小時的等待，仿佛是專為讓我在心裡醞釀對它的感覺似的。從三四十年代十里洋場的上海，50年代 “人民”的上海，60年代文革的上海，80年代改革開放的上海，20世紀末的上海……我一步一步地窺見小說背後的城市脈絡，上海仿佛似曾相識起來，仿佛有一個文學的靈魂，牽引起我對上海這座城市的回憶，並與之建立特殊的感情。一種由於穿透了文學時空和現實時空而產生的自由之感，讓我的心靈釋放平和，轉化了原先的抗拒之情。
Tuesday, August 02, 2005
如果你年輕卻不清狂
第一封信：
MM，
信遲了，因為我和朋友們去旅行了三個禮拜。別抱怨，兒子十八歲了還願意跟你寫信你也應該夠得意了，尤其你知道我從小就懶散。就跟你報告一下我的生活內容吧，也免得你老覺得不知道我怎麼過日子。
可我馬上陷入兩難：我們去了地中海的馬爾他島和巴塞隆納，但我真告訴你我們幹了什麼嗎？你──身為母親──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歐洲十八歲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實實地告訴你：沒錯，在黃金的歲月裡，我們的生活信條就是俗語所說的，「性、藥、搖滾樂」。只有偽君子假道學才會否定這個哲學。德語有個說法：如果你年輕卻不激進，那麼你就是個沒心的人；如果你老了卻不保守，那麼你就是個沒腦的人。
我接到一封讀者來信。一個十八歲的台灣女生問我時間是怎麼花的，我讀什麼書、想什麼事情、朋友相聚時談什麼話題等等。我嚇一跳，嘿，你難道真以為我是個深沈複雜、假裡假氣的知識份子、老學究？當然，有時候我會去思考一些嚴肅的大問題……一個月裡有五分鐘吧，當我無聊得要死的時候（MM，你失望嗎？）──好啦，我在誇張啦，但是我誇張以便你明白十八歲是怎麼回事。剛剛我才從咖啡館回來；我們在咖啡館裡談得最熱烈的大半是身邊的小世界、朋友之間發生的芝麻蒜皮。我們當然也辯論政治和社會議題──譬如我今晚就會去看「華氏9/11」，朋友們一定也會各有看法，但是我們的看法都是很膚淺的，而且，每個人說清楚自己的想法，也就罷了。
別過度緊張
週一到週五每個人都忙：足球、籃球、舞蹈，每個人瘋的不一樣。德國學制每天下午三點就放學了，下午的時間各管各的。我是個足球狂：一週三個下午踢球，加上一次自己作教練，教七歲的小鬼踢球。每個週末又都有巡迴球賽，所以我的生活裡足球佔了很高比例。功課不需要花太多時間。
其他，就是跟朋友混，尤其是週末，我們不是在朋友家裡就是在咖啡館或小酒館裡喝酒聊天，爛醉的時候就用瓶子把酒館砸個稀爛或者把隨便什麼看不順眼的人揍個鼻青臉腫……。
怎麼樣，嚇到你了吧？（你在倒抽一口涼氣對吧──我知道你會真信呢，MM，你真的是小紅帽，沒辦法！）好，有些事，是十四歲到十六歲的小傢伙想嚐試的，譬如喝酒（所以，小心看著你的老么），而我們已經到一個程度，覺得酗酒而醉是難堪之至的事了。我有時候會喝醉，譬如在馬爾他，相處九年的好朋友們要各奔西東了，我們就都喝醉了，但是……你要我提那米比亞嗎？我認識一個華文作家，在那米比亞的酒店裡喝醉了，醉得當場敲杯子唱歌，還要把餐廳的杯盤碗碟刀叉全部用桌巾捲起來帶走……那個人你記得嗎？那年我才十歲，可是至今難忘呢。
我不是在為飲酒辯護，我是說，歐洲的飲酒風俗，可能和亞洲不太一樣。你知道飲酒時的碰杯怎麼來的嗎？中世紀時，如果你要害死一個你恨的人，你就在他喝的啤酒裡下毒。很多人是這樣被毒死的。所以就開始流行碰杯，厚厚的啤酒杯用力一碰，啤酒花濺到別人杯裡，要死就大夥一起死。一起喝啤酒，碰杯，醉倒，表示你信任坐在你身邊的人，漸漸地就變成社會習俗了。講了這麼長的「前言」，其實是想告訴你，MM，對於年輕人飲酒，別過度緊張。
歐洲的美好
到馬爾他島是我們的畢業旅行，十個男生，十個女生，一個老師。這個島其實滿無聊的，對我們重要的只是朋友的相處，而且，因為朝夕相處而得到不同角度的認識。白天，老師陪著我們看古蹟，晚上，他就「下班」了。十八歲的人，自己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有幾個下午，我們懶懶地圍在游泳池畔，聽音樂，喝啤酒，聊天。晚上就到酒館裡晃。老街很窄，擠滿了歐洲各國的人。 巴塞隆納比較有意思。我們是五個人，租了一個公寓，一整個星期只要五百歐元，放下行囊就出去逛了。那麼多的廣場，圍繞著廣場都是美麗得驚人的建築，不論古典或是現代的，都那麼美，雕塑也是。每天我們都在用腳走路，細細發掘這個城市。我覺得巴塞隆納是我所走過的最美的城市之一，而我走過的城市還真不少了。
有一天晚上我們和一個在美國認識的朋友碰面，她是委內瑞拉人，在巴塞隆納讀書。她就帶著我們走遍了老街老巷。這就是歐洲的美好之處：往任何一個方向飛兩個小時，你就進入一個截然不同的文化。在美國就不行了，飛到哪都千城一面。
你呢，MM？在匱乏的年代裡成長，你的青少年期是怎麼回事（你有沒有青少年期啊）？你的父母怎麼對你？你的時代怎麼看你？十八歲的你，是一個人緣很好的女生？還是一個永遠第一名的最讓人討厭的模範生？一個沒人理睬的邊緣人，還是最自以為是的風紀股長？
安德烈
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ＭＭ回信：
安德烈，
讀你的信，感覺挺複雜。想起跟你父親在美國初識的時候，聽他談自己的旅行。十八歲的他，也是和一兩個留著長髮、穿著破牛仔褲的朋友，從德國一路hitchhike（沿途搭便車等的旅行方式） 橫過整個歐洲，到土耳其和希臘。那是歐洲的一九六八年，學生運動興起、嘻皮文化煥發的時代。
他提到在語言不通的國度裡，發生車禍後的一團混亂；提到在西班牙設法勾引天主教堂裡做彌撒的女孩；提到在一毛錢都沒有的狀況下，如何到希臘的農家裡吃飯；提到在稻草堆裡睡覺，看捷克的夜空裡滿天沈沈的星斗。
那時我二十三歲，剛從台灣到美國，很震驚為什麼歐洲的青年人和台灣的青年人世界那樣不一樣。他們為什麼顯得沒有任何畏懼，背起背包就敢千里闖蕩？他們為什麼滿腦子都是玩，懂得玩、熱愛玩、拚命玩？他們的父母難道對他們沒有要求，要求他們努力讀書，出人頭地；他們的學校難道對他們沒有期待，期待他們回饋社會，報效國家？我們當然也玩，但是所謂玩，是在功課的重壓之餘，參加救國團所設計的有組織的「自強活動」。你懂嗎？我們的「玩」，叫做「自強」。含意就是，透過「玩」去建立強壯的體魄、強悍的意志，目的是「救國」。連「玩」都是為了救國。
我們的「玩」，就是一圈人圍起來，唱歌、跳舞，玩大風吹或者躲矇矇，一起拍手或一起跺腳，做集體畫一的動作。幼稚園的孩子們做的遊戲，大學生一樣起勁地做。「群育」的概念藏在我們的「玩」後頭，教我們從集體行動中尋找安全和快樂。
為集體意志而玩
所以主要還不是物質匱乏的問題；一個歐洲青年和一個台灣青年當時最主要的差別在於前者的個人思維和後者的集體思維。脫離集體是一件可怕的、令人不安的事情。更何況，我們被教導，個人是為了集體而存在的：讀書求學固然是為了國家的強盛，「玩」，也同樣是在達成一個集體的意志。
東德的孩子，也是這麼長大的；中國和北韓的孩子也是。台灣不是共產國家，可是並非只有共產國家操弄集體主義，法西斯也是。
然而你爸爸那一代青年，是天生的自由自在嗎？他們的父母，你的祖父母那一代人，不就在法西斯的集體意識裡過日子的嗎？也就是說，你爸爸和我所源出的背景其實是相像的，但是五○年代的西德在美國的扶持下走向民主，台灣卻在美國的扶植下走向了國民黨的專制。一九六八的歐洲青年向權威挑戰，向上一代人丟石頭，我的一代人卻在上愛黨教育，玩愛國遊戲。
我記得一個西柏林來的青年說，六八年的一代很多人會有意識地拒絕在陽台上種父母那一代人喜歡的玫瑰、牡丹、大朵杜鵑等等，反而比較可能去種中國的竹子。玫瑰花象徵了中產階級所有保守的價值觀，而非歐洲本土的竹子，就隱隱象徵了對玫瑰花的反叛。文革正如野火焚山一樣在遙遠的中國狂燒，激進主義令年輕人著迷。「性、藥、搖滾樂」是在那樣一個背景下喊出來的渴望。
從群體到寂寞
一九六八一代人做了父母，做了教師，仍然是反權威的父母和主張鬆散、反對努力奮發的教師，我的安德烈就在這樣的教育氣氛中長大。你的「懶散」，你的「拒絕追求第一名」哲學、你的自由宣言和對於「凡俗的快樂」的肯定，安德烈，是其來有自的。如果說你父親那一代的「玩」還是一種小心翼翼的嚐試，你們的「玩」就已經是一種自然生態了。
我反對嗎？我這「複雜深沈、假裡假氣」從來不曾「玩」過的知識份子要對你道德勸說，跟你說蟋蟀和工蟻的故事嗎？作母親的我要不要告訴你，在全球化的競爭中，兒子，你一定要追求「第一名」，否則無法立足？
我不想這麼說，安德烈。
譬如你說你特別看重你和朋友同儕相廝守相消磨的時光。我不反對。人生，其實像一條從寬闊的平原走進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結夥而行，歡樂地前推後擠、相濡以沫；一旦進入森林，草叢和荊棘擋路，各人專心走各人的路，尋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擠擠的群體情感，那無憂無慮無猜忌的同儕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離開這段純潔而明亮的階段，路其實可能愈走愈孤獨，你被家庭羈絆，被責任綑綁，被自己的野心套牢，往叢林深處走去，不再有陽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年齡，即使在群眾的懷抱中，你都可能覺得寂寞無比。
「少年清狂」，安德烈，是可以的。至於「玩」，你知道嗎，我覺得不懂得「玩」，是一種蠻嚴重的缺點。怎麼說呢？席慕蓉阿姨（記得嗎？那個又寫詩又畫畫的蒙古公主）曾經說，如果一個孩子在他的生活裡沒接觸過大自然，譬如摸過樹的皮、踩過乾脆的落葉，她就沒辦法教他美術。因為，他沒第一手接觸過美。
中國有一個我非常欣賞的作者，叫沈從文，他的文學魅力，我覺得，來自他小時逃學，到街上看殺豬屠狗、打鐵磨刀的小販，看革命軍殺人、農民頭顱滾地的人生百態。在街上撒野給予他的成熟和智慧可能遠超過課堂裡的背誦。
學問的根本
你小的時候，我常帶你去劇場看戲，去公園裡餵鴨子，在廚房裡揉麵團，到野地裡玩泥巴、採野花、抓蚱蜢、放風箏，在花園裡養薄荷、種黃瓜，去萊茵河騎單車遠行。現在你大了，自己去走巴塞隆納，看建築，看雕塑。安德烈，我和席慕蓉的看法是一致的：上一百堂美學的課，不如讓孩子自己在大自然裡行走一天；教一百個鐘點的建築設計，不如讓學生去觸摸幾個古老的城市；講一百次文學寫作的技巧，不如讓寫作者在市場裡頭弄髒自己的褲腳。玩，可以說是天地之間學問的根本。
那麼，我是否一點兒也不擔心我的兒子將來變成冬天的蟋蟀，一事無成？騙誰？我當然擔心。但我擔心的不是你職業的貴賤、金錢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而是，你的工作能給你多少自由？「性、藥、搖滾樂」是少年清狂時的自由概念，一種反叛的手勢；走進人生的叢林之後，自由卻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時間在閃避道上荊棘。
可是你十八歲了，自己為自己負責吧。忘了說，MM十八歲的時候常常蹺課，每天在談戀愛，沒讀什麼書呢。而且，她以為全世界的國家都是四面環海，走不出去的。
MM
二○○四年十一月一日
作者：龍應台
MM，
信遲了，因為我和朋友們去旅行了三個禮拜。別抱怨，兒子十八歲了還願意跟你寫信你也應該夠得意了，尤其你知道我從小就懶散。就跟你報告一下我的生活內容吧，也免得你老覺得不知道我怎麼過日子。
可我馬上陷入兩難：我們去了地中海的馬爾他島和巴塞隆納，但我真告訴你我們幹了什麼嗎？你──身為母親──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歐洲十八歲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實實地告訴你：沒錯，在黃金的歲月裡，我們的生活信條就是俗語所說的，「性、藥、搖滾樂」。只有偽君子假道學才會否定這個哲學。德語有個說法：如果你年輕卻不激進，那麼你就是個沒心的人；如果你老了卻不保守，那麼你就是個沒腦的人。
我接到一封讀者來信。一個十八歲的台灣女生問我時間是怎麼花的，我讀什麼書、想什麼事情、朋友相聚時談什麼話題等等。我嚇一跳，嘿，你難道真以為我是個深沈複雜、假裡假氣的知識份子、老學究？當然，有時候我會去思考一些嚴肅的大問題……一個月裡有五分鐘吧，當我無聊得要死的時候（MM，你失望嗎？）──好啦，我在誇張啦，但是我誇張以便你明白十八歲是怎麼回事。剛剛我才從咖啡館回來；我們在咖啡館裡談得最熱烈的大半是身邊的小世界、朋友之間發生的芝麻蒜皮。我們當然也辯論政治和社會議題──譬如我今晚就會去看「華氏9/11」，朋友們一定也會各有看法，但是我們的看法都是很膚淺的，而且，每個人說清楚自己的想法，也就罷了。
別過度緊張
週一到週五每個人都忙：足球、籃球、舞蹈，每個人瘋的不一樣。德國學制每天下午三點就放學了，下午的時間各管各的。我是個足球狂：一週三個下午踢球，加上一次自己作教練，教七歲的小鬼踢球。每個週末又都有巡迴球賽，所以我的生活裡足球佔了很高比例。功課不需要花太多時間。
其他，就是跟朋友混，尤其是週末，我們不是在朋友家裡就是在咖啡館或小酒館裡喝酒聊天，爛醉的時候就用瓶子把酒館砸個稀爛或者把隨便什麼看不順眼的人揍個鼻青臉腫……。
怎麼樣，嚇到你了吧？（你在倒抽一口涼氣對吧──我知道你會真信呢，MM，你真的是小紅帽，沒辦法！）好，有些事，是十四歲到十六歲的小傢伙想嚐試的，譬如喝酒（所以，小心看著你的老么），而我們已經到一個程度，覺得酗酒而醉是難堪之至的事了。我有時候會喝醉，譬如在馬爾他，相處九年的好朋友們要各奔西東了，我們就都喝醉了，但是……你要我提那米比亞嗎？我認識一個華文作家，在那米比亞的酒店裡喝醉了，醉得當場敲杯子唱歌，還要把餐廳的杯盤碗碟刀叉全部用桌巾捲起來帶走……那個人你記得嗎？那年我才十歲，可是至今難忘呢。
我不是在為飲酒辯護，我是說，歐洲的飲酒風俗，可能和亞洲不太一樣。你知道飲酒時的碰杯怎麼來的嗎？中世紀時，如果你要害死一個你恨的人，你就在他喝的啤酒裡下毒。很多人是這樣被毒死的。所以就開始流行碰杯，厚厚的啤酒杯用力一碰，啤酒花濺到別人杯裡，要死就大夥一起死。一起喝啤酒，碰杯，醉倒，表示你信任坐在你身邊的人，漸漸地就變成社會習俗了。講了這麼長的「前言」，其實是想告訴你，MM，對於年輕人飲酒，別過度緊張。
歐洲的美好
到馬爾他島是我們的畢業旅行，十個男生，十個女生，一個老師。這個島其實滿無聊的，對我們重要的只是朋友的相處，而且，因為朝夕相處而得到不同角度的認識。白天，老師陪著我們看古蹟，晚上，他就「下班」了。十八歲的人，自己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有幾個下午，我們懶懶地圍在游泳池畔，聽音樂，喝啤酒，聊天。晚上就到酒館裡晃。老街很窄，擠滿了歐洲各國的人。 巴塞隆納比較有意思。我們是五個人，租了一個公寓，一整個星期只要五百歐元，放下行囊就出去逛了。那麼多的廣場，圍繞著廣場都是美麗得驚人的建築，不論古典或是現代的，都那麼美，雕塑也是。每天我們都在用腳走路，細細發掘這個城市。我覺得巴塞隆納是我所走過的最美的城市之一，而我走過的城市還真不少了。
有一天晚上我們和一個在美國認識的朋友碰面，她是委內瑞拉人，在巴塞隆納讀書。她就帶著我們走遍了老街老巷。這就是歐洲的美好之處：往任何一個方向飛兩個小時，你就進入一個截然不同的文化。在美國就不行了，飛到哪都千城一面。
你呢，MM？在匱乏的年代裡成長，你的青少年期是怎麼回事（你有沒有青少年期啊）？你的父母怎麼對你？你的時代怎麼看你？十八歲的你，是一個人緣很好的女生？還是一個永遠第一名的最讓人討厭的模範生？一個沒人理睬的邊緣人，還是最自以為是的風紀股長？
安德烈
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ＭＭ回信：
安德烈，
讀你的信，感覺挺複雜。想起跟你父親在美國初識的時候，聽他談自己的旅行。十八歲的他，也是和一兩個留著長髮、穿著破牛仔褲的朋友，從德國一路hitchhike（沿途搭便車等的旅行方式） 橫過整個歐洲，到土耳其和希臘。那是歐洲的一九六八年，學生運動興起、嘻皮文化煥發的時代。
他提到在語言不通的國度裡，發生車禍後的一團混亂；提到在西班牙設法勾引天主教堂裡做彌撒的女孩；提到在一毛錢都沒有的狀況下，如何到希臘的農家裡吃飯；提到在稻草堆裡睡覺，看捷克的夜空裡滿天沈沈的星斗。
那時我二十三歲，剛從台灣到美國，很震驚為什麼歐洲的青年人和台灣的青年人世界那樣不一樣。他們為什麼顯得沒有任何畏懼，背起背包就敢千里闖蕩？他們為什麼滿腦子都是玩，懂得玩、熱愛玩、拚命玩？他們的父母難道對他們沒有要求，要求他們努力讀書，出人頭地；他們的學校難道對他們沒有期待，期待他們回饋社會，報效國家？我們當然也玩，但是所謂玩，是在功課的重壓之餘，參加救國團所設計的有組織的「自強活動」。你懂嗎？我們的「玩」，叫做「自強」。含意就是，透過「玩」去建立強壯的體魄、強悍的意志，目的是「救國」。連「玩」都是為了救國。
我們的「玩」，就是一圈人圍起來，唱歌、跳舞，玩大風吹或者躲矇矇，一起拍手或一起跺腳，做集體畫一的動作。幼稚園的孩子們做的遊戲，大學生一樣起勁地做。「群育」的概念藏在我們的「玩」後頭，教我們從集體行動中尋找安全和快樂。
為集體意志而玩
所以主要還不是物質匱乏的問題；一個歐洲青年和一個台灣青年當時最主要的差別在於前者的個人思維和後者的集體思維。脫離集體是一件可怕的、令人不安的事情。更何況，我們被教導，個人是為了集體而存在的：讀書求學固然是為了國家的強盛，「玩」，也同樣是在達成一個集體的意志。
東德的孩子，也是這麼長大的；中國和北韓的孩子也是。台灣不是共產國家，可是並非只有共產國家操弄集體主義，法西斯也是。
然而你爸爸那一代青年，是天生的自由自在嗎？他們的父母，你的祖父母那一代人，不就在法西斯的集體意識裡過日子的嗎？也就是說，你爸爸和我所源出的背景其實是相像的，但是五○年代的西德在美國的扶持下走向民主，台灣卻在美國的扶植下走向了國民黨的專制。一九六八的歐洲青年向權威挑戰，向上一代人丟石頭，我的一代人卻在上愛黨教育，玩愛國遊戲。
我記得一個西柏林來的青年說，六八年的一代很多人會有意識地拒絕在陽台上種父母那一代人喜歡的玫瑰、牡丹、大朵杜鵑等等，反而比較可能去種中國的竹子。玫瑰花象徵了中產階級所有保守的價值觀，而非歐洲本土的竹子，就隱隱象徵了對玫瑰花的反叛。文革正如野火焚山一樣在遙遠的中國狂燒，激進主義令年輕人著迷。「性、藥、搖滾樂」是在那樣一個背景下喊出來的渴望。
從群體到寂寞
一九六八一代人做了父母，做了教師，仍然是反權威的父母和主張鬆散、反對努力奮發的教師，我的安德烈就在這樣的教育氣氛中長大。你的「懶散」，你的「拒絕追求第一名」哲學、你的自由宣言和對於「凡俗的快樂」的肯定，安德烈，是其來有自的。如果說你父親那一代的「玩」還是一種小心翼翼的嚐試，你們的「玩」就已經是一種自然生態了。
我反對嗎？我這「複雜深沈、假裡假氣」從來不曾「玩」過的知識份子要對你道德勸說，跟你說蟋蟀和工蟻的故事嗎？作母親的我要不要告訴你，在全球化的競爭中，兒子，你一定要追求「第一名」，否則無法立足？
我不想這麼說，安德烈。
譬如你說你特別看重你和朋友同儕相廝守相消磨的時光。我不反對。人生，其實像一條從寬闊的平原走進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結夥而行，歡樂地前推後擠、相濡以沫；一旦進入森林，草叢和荊棘擋路，各人專心走各人的路，尋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擠擠的群體情感，那無憂無慮無猜忌的同儕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離開這段純潔而明亮的階段，路其實可能愈走愈孤獨，你被家庭羈絆，被責任綑綁，被自己的野心套牢，往叢林深處走去，不再有陽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年齡，即使在群眾的懷抱中，你都可能覺得寂寞無比。
「少年清狂」，安德烈，是可以的。至於「玩」，你知道嗎，我覺得不懂得「玩」，是一種蠻嚴重的缺點。怎麼說呢？席慕蓉阿姨（記得嗎？那個又寫詩又畫畫的蒙古公主）曾經說，如果一個孩子在他的生活裡沒接觸過大自然，譬如摸過樹的皮、踩過乾脆的落葉，她就沒辦法教他美術。因為，他沒第一手接觸過美。
中國有一個我非常欣賞的作者，叫沈從文，他的文學魅力，我覺得，來自他小時逃學，到街上看殺豬屠狗、打鐵磨刀的小販，看革命軍殺人、農民頭顱滾地的人生百態。在街上撒野給予他的成熟和智慧可能遠超過課堂裡的背誦。
學問的根本
你小的時候，我常帶你去劇場看戲，去公園裡餵鴨子，在廚房裡揉麵團，到野地裡玩泥巴、採野花、抓蚱蜢、放風箏，在花園裡養薄荷、種黃瓜，去萊茵河騎單車遠行。現在你大了，自己去走巴塞隆納，看建築，看雕塑。安德烈，我和席慕蓉的看法是一致的：上一百堂美學的課，不如讓孩子自己在大自然裡行走一天；教一百個鐘點的建築設計，不如讓學生去觸摸幾個古老的城市；講一百次文學寫作的技巧，不如讓寫作者在市場裡頭弄髒自己的褲腳。玩，可以說是天地之間學問的根本。
那麼，我是否一點兒也不擔心我的兒子將來變成冬天的蟋蟀，一事無成？騙誰？我當然擔心。但我擔心的不是你職業的貴賤、金錢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而是，你的工作能給你多少自由？「性、藥、搖滾樂」是少年清狂時的自由概念，一種反叛的手勢；走進人生的叢林之後，自由卻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時間在閃避道上荊棘。
可是你十八歲了，自己為自己負責吧。忘了說，MM十八歲的時候常常蹺課，每天在談戀愛，沒讀什麼書呢。而且，她以為全世界的國家都是四面環海，走不出去的。
MM
二○○四年十一月一日
作者：龍應台
十八歲那一年
安德烈：
你在電話上喘氣，剛剛賽完足球進門。晚上要和朋友去村子裡的酒吧聊天。明天要考駕照。秋假會去義大利，暑假來亞洲學中文。你已經開始瀏覽美國大學的入學資料。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將來要做什麼，」你說，「M，你十八歲的時候知道什麼？」
安德烈，記得去年夏天我們在西安一家回民飯館裡見到的那個女孩？她從甘肅的山溝小村裡來到西安打工，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一個月賺兩百多塊，寄回去養她的父母。那個女孩衣衫襤褸，神情疲憊，可是從她的眼睛，你看得出，她很稚幼，才十六歲。她，知道些什麼，不知道些什麼？你能想像嗎？
那個年輕的歲月 我是完整地什麼都「不知道」
十八歲的我知道些什麼？不知道些什麼？
我住在一個海邊的漁村裡，漁村只有一條窄窄馬路；上班上課的時候，客運巴士、摩托車、腳踏車、賣菜的手推車橫七豎八地把馬路塞得水洩不通，之後就安靜下來，老黃狗睡在路中間，巷子裡的母豬也挨挨擠擠帶著一串小豬出來遛達。海風挾著鹹腥味，吹得椰子樹的闊葉刷刷作響。
我不知道什麼叫高速公路。五年後到了洛杉磯，在駛出機場的高速公路上，我發現，對面來車那一列全是明晃晃的白燈，而自己這條線道上看出去，全是車的尾燈，一溜紅燦。怎麼會這樣整齊？我大大地吃驚。那時，已經二十三歲，還習慣人車雜踏、雞鴨爭道的馬路概念。
我不知道什麼叫下水道。颱風往往在黑夜來襲，海嘯同時發作，海水像一鍋突然打翻了的湯，滾滾向村落捲來。天亮時，一片汪洋，人家的鍋碗瓢盆、竹凳竹床漂浮到大廟前，魚塭裡的魚蝦也成群結隊游上了大街。過幾天水退了，人們撩起褲腳清理門前的陰溝。自溝裡挖出油黑黏膩的爛泥，爛泥裡拌著死雞死狗的屍體。整條街充斥著刺鼻的腐臭腥味。炎熱的陽光照在開腸破肚的陰溝上，難說是自然的消毒還是加速屍體的腐化。
我沒有進過音樂廳或美術館。唯一與「表演」有關的經驗就是廟前酬神的歌仔戲。老人家帶著凳子和扇子去廣場上看戲，年輕人卻在家裡背書，準備永無歇止的考試；歌聲從劣質的擴音器傳來，日日夜夜像轟炸般無從躲藏。
要不然就是在漁村唯一的電影院裡，偶爾有一場歌星演唱。電影院裡飄著一股尿臊，揉著人體酸酸的汗味，電風扇嘎嘎地響著，孩子踢著椅背，歌星大聲地說笑話，賣力地唱。下面的群眾時不時就喊，「扭啊扭啊。」
游泳池？沒有。你說，我們有了大海，何必要游泳池。可是，安德烈，大海不是拿來游泳的。你知道，我們的海岸線是軍事防線，不是玩耍的地方。再說，沙灘上是一座又一座的垃圾山。漁村沒有垃圾處理場，所以人們就把垃圾堆到空曠的海灘上去。風刮起來了，七零八落的東西滿天飛。
我不知道，垃圾是要科學處裡的。
離漁村不遠的地方有條河，我每天上學經過都聞到令人頭暈的怪味，不知是什麼。多年以後，才知道那是人們在河岸上燒廢棄的電纜；那個村子，生出很多無腦的嬰兒。
我不知道什麼叫環境污染生態破壞。
那一年，阿波羅登上月球 而我家連電視也沒有
我們每天穿著白衣黑裙，而上學的時間那樣長，從清晨六點出門候車到晚上七八點回家，禮拜六都要上課，我們就等於永遠穿著白衣黑裙，留著齊耳的直髮。我不知道什麼叫時尚，化妝，髮型。因此也不知道什麼叫消費。是的，我沒有逛過百貨公司。村子裡只有漁民開的小店，玻璃櫃裡塞得滿滿的，滿到你根本看不出裡頭有什麼。小孩的襪子、學生的書包、老婆婆的內褲、女人的奶罩和男人的汗衫。可能還附帶賣斗笠和塑膠雨鞋。
我的十八歲，安德烈，是一九六九、一九七○年的台灣。你或許大吃一驚，說，「M，那一年，阿波羅都上了月球了，你怎麼可能這樣完整地什麼都『不知道』？」
不要忘記一個東西，叫城鄉差距，安德烈。愈是貧窮落後的國家，城鄉差距愈大。我的經驗是一個南部鄉下漁村的經驗，和當時的台北是很不一樣的。更何況，當時的台北也是一個閉塞的小城啊。全台灣的人口一千四百萬，國民平均所得只有二百五十八美元。台灣，還屬於所謂「第三世界」。
我要滿十八歲了，阿波羅登上月球，美國和越南的軍隊侵入高棉，全美爆發激烈的反越戰示威，我後來去留學的俄亥俄州有大學生被槍殺；德國的布朗德總理上台，到華沙屈膝下跪，求歷史的寬赦；日本赤軍連劫機到了北韓而三島由紀夫自殺。還有，中國的文革正在一個恐怖的高潮。這些，我都一知半解，因為，安德烈，我們家，連電視都沒有啊。即使有，也不見得會看，因為，那一年，我考大學；讀書，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
我要滿十八歲了，高速公路基隆到楊梅的一段開始動工。台獨聯盟在美國成立，蔣經國被刺，被關了近十年的雷震出獄，台南的美國新聞處被炸，我即將考上的大學爆發了「共產黨案」，很多學生被逮捕下獄。保釣運動在美國開始風起雲湧。
我，知道的很少。安德烈，那一年，台灣的內政部公布說，他們查扣了四百二十三萬件出版品。
你在描繪一個黯淡壓抑的社會，一個愚昧無知的鄉村，一段浪費的青春嗎，M？
不那麼簡單，安德烈。
愚昧無知的漁村 對我是剝奪，還是給予？
對那裡頭的許多人，尤其是有個性有思想的個人，譬如雷震、譬如殷海光︱︱你以後會知道他們是誰，生活是抑鬱的，人生是浪費的。可是整個社會，如果歷史拉長來看，卻是在抑鬱中逐漸成熟，在浪費中逐漸累積能量。因為，經驗過壓迫的人更認識自由的脆弱，更珍惜自由的難得。你沒發現，經過納粹歷史的德國人就比一向和平的瑞士人深沈一點嗎？
那個「愚昧無知」的鄉村對於我，是剝奪還是給予？安德烈，十八歲離開了漁村，三十年之後我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了我和這個漁村的關係。
離開了漁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在往後的悠悠歲月裡，我面對黑白價值的顛倒，觀看權力的更迭，目睹帝國的瓦解、圍牆的崩塌，更參與決定城邦的興衰。當事情被顛覆、被滲透、被「現代化」、被「後現代化」、被複雜或操弄到真假不辨、是非難分的地步時，我會想到漁村裡的人：在後台把嬰兒摟在懷裡偷偷餵奶的歌仔戲花旦、把女兒賣到「菜店」的阿婆、隔壁那死在海上不見屍骨的漁民、老是多給一塊糖的雜貨店老闆、騎車出去為孩子借學費而被火車撞死的鄉下警察、每天黃昏到海灘上去看一眼大陸的老兵、笑得特別開暢卻又哭得特別傷心的阿美族女人……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實的面貌存在我心理，使我清醒，彷彿是錨，牢牢定住我的價值。
是的，安德烈，那「愚昧無知」的漁村，確實沒有給我知識，但是給了我一種能力，悲憫的能力，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後面對權力的傲慢、慾望的偽裝和種種時代的虛假時，雖然艱難卻仍舊得以穿透，看見文明的核心關懷所在。你懂的，是吧？
同時我看見自己的缺陷。十八歲時所不知道的高速公路、下水道、環境保護、政府責任、政治自由等等，都不難補課。但是生活的藝術，這其中包括品味，是補不來的。音樂、美術，在我身上仍舊屬於知識範圍，不屬於內在涵養。生活的美，在我身上是個要時時提醒自己去保持的東西，就像一串不能遺忘的鑰匙，一盆必須每天澆水的心愛植物，但是生活藝術，應該是一種內化的氣質，像呼吸，像不自覺的舉手投足。我強烈地感覺自己對生活藝術的笨拙；漁村的貧乏，使我有美的貧乏，而有知識沒有美，猶如大海裡沒有熱帶魚。
幸福的這一代 猶如大海裡鮮豔多姿的熱帶魚
而你們這一代，安德烈，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網絡讓你們擁有廣泛的知識，社會富裕使你們習慣物質的追求和享受，藝術和美的薰陶、垂手可得。十八歲的你們會討論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正義問題，你們熟悉每一種時尚品牌和汽車款式，你們可能聽過莫札特的「魔笛」、看過莎士比亞的「李爾王」、去過紐約的百老匯、欣賞過台北的「水月」，也去過大英博物館和梵諦岡教堂。你們生活的城市裡，有自己的音樂廳、圖書館、美術館、畫廊、報紙、游泳池，自己的藝術節、音樂節、電影節……。
你們簡直就是大海裡鮮豔多姿的熱帶魚啊。但是我思索的是：在你們這樣的環境中成長──你知道，台灣的年輕人所票選出來的羨慕效法對象，大多是有錢的企業家和有權的政治人物，你們這一代「定錨」的價值會是什麼？終極的關懷會是什麼？你，和那個甘肅來的疲憊的少女之間，有沒有一種關聯？我的安德烈，你認為美麗的熱帶魚游泳也要有方向嗎，或者，你要挑釁地說，這是一個無謂的問題，因為熱帶魚為自己而活？
作者：龍應台 2004,6,1
你在電話上喘氣，剛剛賽完足球進門。晚上要和朋友去村子裡的酒吧聊天。明天要考駕照。秋假會去義大利，暑假來亞洲學中文。你已經開始瀏覽美國大學的入學資料。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將來要做什麼，」你說，「M，你十八歲的時候知道什麼？」
安德烈，記得去年夏天我們在西安一家回民飯館裡見到的那個女孩？她從甘肅的山溝小村裡來到西安打工，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一個月賺兩百多塊，寄回去養她的父母。那個女孩衣衫襤褸，神情疲憊，可是從她的眼睛，你看得出，她很稚幼，才十六歲。她，知道些什麼，不知道些什麼？你能想像嗎？
那個年輕的歲月 我是完整地什麼都「不知道」
十八歲的我知道些什麼？不知道些什麼？
我住在一個海邊的漁村裡，漁村只有一條窄窄馬路；上班上課的時候，客運巴士、摩托車、腳踏車、賣菜的手推車橫七豎八地把馬路塞得水洩不通，之後就安靜下來，老黃狗睡在路中間，巷子裡的母豬也挨挨擠擠帶著一串小豬出來遛達。海風挾著鹹腥味，吹得椰子樹的闊葉刷刷作響。
我不知道什麼叫高速公路。五年後到了洛杉磯，在駛出機場的高速公路上，我發現，對面來車那一列全是明晃晃的白燈，而自己這條線道上看出去，全是車的尾燈，一溜紅燦。怎麼會這樣整齊？我大大地吃驚。那時，已經二十三歲，還習慣人車雜踏、雞鴨爭道的馬路概念。
我不知道什麼叫下水道。颱風往往在黑夜來襲，海嘯同時發作，海水像一鍋突然打翻了的湯，滾滾向村落捲來。天亮時，一片汪洋，人家的鍋碗瓢盆、竹凳竹床漂浮到大廟前，魚塭裡的魚蝦也成群結隊游上了大街。過幾天水退了，人們撩起褲腳清理門前的陰溝。自溝裡挖出油黑黏膩的爛泥，爛泥裡拌著死雞死狗的屍體。整條街充斥著刺鼻的腐臭腥味。炎熱的陽光照在開腸破肚的陰溝上，難說是自然的消毒還是加速屍體的腐化。
我沒有進過音樂廳或美術館。唯一與「表演」有關的經驗就是廟前酬神的歌仔戲。老人家帶著凳子和扇子去廣場上看戲，年輕人卻在家裡背書，準備永無歇止的考試；歌聲從劣質的擴音器傳來，日日夜夜像轟炸般無從躲藏。
要不然就是在漁村唯一的電影院裡，偶爾有一場歌星演唱。電影院裡飄著一股尿臊，揉著人體酸酸的汗味，電風扇嘎嘎地響著，孩子踢著椅背，歌星大聲地說笑話，賣力地唱。下面的群眾時不時就喊，「扭啊扭啊。」
游泳池？沒有。你說，我們有了大海，何必要游泳池。可是，安德烈，大海不是拿來游泳的。你知道，我們的海岸線是軍事防線，不是玩耍的地方。再說，沙灘上是一座又一座的垃圾山。漁村沒有垃圾處理場，所以人們就把垃圾堆到空曠的海灘上去。風刮起來了，七零八落的東西滿天飛。
我不知道，垃圾是要科學處裡的。
離漁村不遠的地方有條河，我每天上學經過都聞到令人頭暈的怪味，不知是什麼。多年以後，才知道那是人們在河岸上燒廢棄的電纜；那個村子，生出很多無腦的嬰兒。
我不知道什麼叫環境污染生態破壞。
那一年，阿波羅登上月球 而我家連電視也沒有
我們每天穿著白衣黑裙，而上學的時間那樣長，從清晨六點出門候車到晚上七八點回家，禮拜六都要上課，我們就等於永遠穿著白衣黑裙，留著齊耳的直髮。我不知道什麼叫時尚，化妝，髮型。因此也不知道什麼叫消費。是的，我沒有逛過百貨公司。村子裡只有漁民開的小店，玻璃櫃裡塞得滿滿的，滿到你根本看不出裡頭有什麼。小孩的襪子、學生的書包、老婆婆的內褲、女人的奶罩和男人的汗衫。可能還附帶賣斗笠和塑膠雨鞋。
我的十八歲，安德烈，是一九六九、一九七○年的台灣。你或許大吃一驚，說，「M，那一年，阿波羅都上了月球了，你怎麼可能這樣完整地什麼都『不知道』？」
不要忘記一個東西，叫城鄉差距，安德烈。愈是貧窮落後的國家，城鄉差距愈大。我的經驗是一個南部鄉下漁村的經驗，和當時的台北是很不一樣的。更何況，當時的台北也是一個閉塞的小城啊。全台灣的人口一千四百萬，國民平均所得只有二百五十八美元。台灣，還屬於所謂「第三世界」。
我要滿十八歲了，阿波羅登上月球，美國和越南的軍隊侵入高棉，全美爆發激烈的反越戰示威，我後來去留學的俄亥俄州有大學生被槍殺；德國的布朗德總理上台，到華沙屈膝下跪，求歷史的寬赦；日本赤軍連劫機到了北韓而三島由紀夫自殺。還有，中國的文革正在一個恐怖的高潮。這些，我都一知半解，因為，安德烈，我們家，連電視都沒有啊。即使有，也不見得會看，因為，那一年，我考大學；讀書，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
我要滿十八歲了，高速公路基隆到楊梅的一段開始動工。台獨聯盟在美國成立，蔣經國被刺，被關了近十年的雷震出獄，台南的美國新聞處被炸，我即將考上的大學爆發了「共產黨案」，很多學生被逮捕下獄。保釣運動在美國開始風起雲湧。
我，知道的很少。安德烈，那一年，台灣的內政部公布說，他們查扣了四百二十三萬件出版品。
你在描繪一個黯淡壓抑的社會，一個愚昧無知的鄉村，一段浪費的青春嗎，M？
不那麼簡單，安德烈。
愚昧無知的漁村 對我是剝奪，還是給予？
對那裡頭的許多人，尤其是有個性有思想的個人，譬如雷震、譬如殷海光︱︱你以後會知道他們是誰，生活是抑鬱的，人生是浪費的。可是整個社會，如果歷史拉長來看，卻是在抑鬱中逐漸成熟，在浪費中逐漸累積能量。因為，經驗過壓迫的人更認識自由的脆弱，更珍惜自由的難得。你沒發現，經過納粹歷史的德國人就比一向和平的瑞士人深沈一點嗎？
那個「愚昧無知」的鄉村對於我，是剝奪還是給予？安德烈，十八歲離開了漁村，三十年之後我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了我和這個漁村的關係。
離開了漁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在往後的悠悠歲月裡，我面對黑白價值的顛倒，觀看權力的更迭，目睹帝國的瓦解、圍牆的崩塌，更參與決定城邦的興衰。當事情被顛覆、被滲透、被「現代化」、被「後現代化」、被複雜或操弄到真假不辨、是非難分的地步時，我會想到漁村裡的人：在後台把嬰兒摟在懷裡偷偷餵奶的歌仔戲花旦、把女兒賣到「菜店」的阿婆、隔壁那死在海上不見屍骨的漁民、老是多給一塊糖的雜貨店老闆、騎車出去為孩子借學費而被火車撞死的鄉下警察、每天黃昏到海灘上去看一眼大陸的老兵、笑得特別開暢卻又哭得特別傷心的阿美族女人……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實的面貌存在我心理，使我清醒，彷彿是錨，牢牢定住我的價值。
是的，安德烈，那「愚昧無知」的漁村，確實沒有給我知識，但是給了我一種能力，悲憫的能力，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後面對權力的傲慢、慾望的偽裝和種種時代的虛假時，雖然艱難卻仍舊得以穿透，看見文明的核心關懷所在。你懂的，是吧？
同時我看見自己的缺陷。十八歲時所不知道的高速公路、下水道、環境保護、政府責任、政治自由等等，都不難補課。但是生活的藝術，這其中包括品味，是補不來的。音樂、美術，在我身上仍舊屬於知識範圍，不屬於內在涵養。生活的美，在我身上是個要時時提醒自己去保持的東西，就像一串不能遺忘的鑰匙，一盆必須每天澆水的心愛植物，但是生活藝術，應該是一種內化的氣質，像呼吸，像不自覺的舉手投足。我強烈地感覺自己對生活藝術的笨拙；漁村的貧乏，使我有美的貧乏，而有知識沒有美，猶如大海裡沒有熱帶魚。
幸福的這一代 猶如大海裡鮮豔多姿的熱帶魚
而你們這一代，安德烈，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網絡讓你們擁有廣泛的知識，社會富裕使你們習慣物質的追求和享受，藝術和美的薰陶、垂手可得。十八歲的你們會討論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正義問題，你們熟悉每一種時尚品牌和汽車款式，你們可能聽過莫札特的「魔笛」、看過莎士比亞的「李爾王」、去過紐約的百老匯、欣賞過台北的「水月」，也去過大英博物館和梵諦岡教堂。你們生活的城市裡，有自己的音樂廳、圖書館、美術館、畫廊、報紙、游泳池，自己的藝術節、音樂節、電影節……。
你們簡直就是大海裡鮮豔多姿的熱帶魚啊。但是我思索的是：在你們這樣的環境中成長──你知道，台灣的年輕人所票選出來的羨慕效法對象，大多是有錢的企業家和有權的政治人物，你們這一代「定錨」的價值會是什麼？終極的關懷會是什麼？你，和那個甘肅來的疲憊的少女之間，有沒有一種關聯？我的安德烈，你認為美麗的熱帶魚游泳也要有方向嗎，或者，你要挑釁地說，這是一個無謂的問題，因為熱帶魚為自己而活？
作者：龍應台 2004,6,1
向左走，向右走
讓豪宅裡起戰爭
ＭＭ，
這個月實在沒什麼值得談的，每天都在準備畢業會考，雖然足球還是照踢。也因為每天都在拚命讀書，所以禮拜五發生的事情就更稀奇了。那天中午，整個十到十三年級的班都被叫到會議廳去集合。我到了會議廳，看見校長已經拿著麥克風站在前面。我們都很驚訝，一定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發生了，才會有這樣的陣仗。你也知道，德國學校一般是沒有集會的，什麼朝會、週會、升旗降旗、開學或結業什麼的，都沒有。
大家坐定了以後，校長就開始解釋：我們高中部的一個學生會幹部──就叫他約翰吧──被幾個陌生人圍毆受傷，我們學校絕不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他呼籲所有的同學團結一致，譴責暴力，並且給被打傷的同學精神支持。
好了，大家都很震動啊。但是緊接著「流言」就開始了，而且「流言」還得到證實：打約翰的是本校學生，但所謂「圍毆」，其實是一小撮人圍著他理論，打了他一個耳光，只是這樣。
學校召集我們，想培養一個團結互愛的氣氛，但是真相一出來，很多人，包括我，都覺得超級反感。我說給你聽為什麼：我們是畢業班的學生，正在上一堂重點課，中斷講課，只為了一個學生被人打了一個巴掌！
你可能會覺得，嘿，安德烈，你怎麼這麼不講道義，缺同情心，你應該支持那個被打的學生啊。
我只能告訴你，ＭＭ，我在這所中學九年了，這件事在我和我的朋友心目中，是個笑話。克倫堡中學是一個典型的富裕的郊區中學，平常安安靜靜的，但是我也不是沒見過學生拿著小刀追趕，也不是沒見過學生抓著棒球棒打混架，學校當局也知道，但是從來沒管過。幹什麼這一回，突然這麼「積極」啊？
ＭＭ，看我能不能跟你說清楚。德國中學分成三類，你知道的，「主幹中學」（五年級到九年級），是最基本的國民基礎教育，學生畢業之後通常只能做底層的低薪工作，譬如開卡車、收垃圾、做碼頭工人等等，甚至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實業中學」（五年級到十年級），主要是職業教育，培養各種工匠技師，從麵包師、木匠鎖匠到辦公室小職員，都是這裡出來的；然後是Gymnasium「完全中學」（五年級到十三年級），等於是大學的先修班，培養將來的學術菁英。我們的學校是一種綜合中學，三類都在一個校園裡。
我所看見的打架，基本上都發生在「主幹中學」的班裡，這些學生很多來自低薪家庭，多半是新移民──來自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的穆斯林。移民有很多適應的困難，所以很多學生也來自問題家庭。好，你現在明白我的反感了吧？為什麼那些學生拿刀子追殺的時候，你不在乎，「完全中學」的學生被打了一個耳光，你就突然這麼緊張，這麼鄭重？
年輕人起衝突是常有的事，但我還真是第一次看見有人正經八百告到學校去。我不敢說我懂「江湖」，但是我相信我知道怎麼跟「那些人」打交道，甚至交朋友。「那些人」並不都是流氓。事實上，穆斯林是不喝酒，不嗑藥的。他們只是跟中產階級德國人有很不一樣的價值觀，尤其是對於什麼叫「尊敬」或者「榮譽」。他們可能表現出比較強的攻擊性，但主要的問題在於，他們有不同的價值認同。
我認識這個被打的約翰，家裡很有錢，是那種很幼稚、膽小怕事的人，觀念完全是有錢的中產階級極端保守的價值觀。我的意思是說，他就是那種絕不會晚上溜出去會朋友，而且動不動就「我媽媽說」的年輕人，活在一個「白麵包」世界裡，根本不知道真實的世界是怎麼回事。
但是後來的發展才真叫我火大。學校網頁上有個學生論壇，很多同學上網討論這個「約翰事件」。有一個「安妮」女生這樣寫：
我們學校愈來愈沈淪，愈低級了，變成一個暴徒、無產階級、白癡橫行的地方。如果再這樣下去，我認為我們學校將來收學生時，應該要先看學生的家庭背景和社會階級，再決定他夠不夠資格進來。我真的無法以學校為榮了,，「那種」學生愈來愈多…… 太可笑了，ＭＭ，我並不贊成暴力行為，我承認絕大部份的打架都發生在「主幹中學」，我也承認大部份的「主幹中學」學生來自所謂「下層社會」而「下層社會」問題很多，但是我無法接受學校把這些學生拿來做問題的scapegoat，代罪羔羊。我更沒法忍受這種典型的私立學校菁英思維，勢利，傲慢，自以為高人一等，以為自己「出身」好，國家就是他的。
你知道我怎麼回應那個「安妮」嗎？只寫了一句話： 「讓木屋裡有和平，讓豪宅裡起戰爭！」
安德烈
MSN對話
地平線有多遠
M： 最後一句話出自哪裡？
安： Georg Buchner在一八三三年說的話，他引用法國大革命的標語鼓動德國農民起來反抗貴族的壓迫。 M： 你引用這句話是反諷還是正面？
安： 我的意思是，德國在十九世紀變成一個統一的國家是以這種平等理 念作基礎的，「安妮」這種人不知他們離這理念有多遠。
M： 在你的同學裡，想法和你比較相近的是少數還是多數？ 安： 你是說，不贊成自以為是的階級思維？
M： 對。
安： 多數。
M： Buchner死的時候才二十六歲。
安： 哇──你知道他？他十七、八歲寫的書，對一九四八年德國革命發生很大影響。
MM： 我還知道，一八三三年法蘭克福的大學生起來革命，佔據了軍營，把槍枝和彈藥交給農民，要農民起義，但是農民不理會，所以革命失敗了。安，如果把你放在左傾──右傾的光譜上，你覺得自己是偏左還是偏右？
安： 中間。有些議題左，有些議題右。其實，我不夠懂，不敢談。在歐洲這還是個每天被討論的題目。我問你一個問題。
M： 什麼？
安： 我在準備考試，沒時間看新聞。這幾天中國和台灣在發生什麼事啊？
M： 中國共產黨在開年會，要通過一個法叫《反分裂法》，讓武力攻台有法的依據。 安： 真有趣。以前納粹也是這樣，做任何事都先立個法。
M： 哈，安德烈，你知道為什麼有人稱二十一世紀的中共政權為「成熟的法西斯」了吧？ 安： 喔…… 好，我要走了。
M： 對不起，你媽能不能問你要去哪裡，做什麼？
安： 踢球啦。
台灣式新聞
安德烈，
很久沒回台北了。昨天回來，就專心地看了一個多小時電視新聞。那一個多小時之中，四、五個新聞頻道轉來轉去播報的都是一樣的新聞內容，我綜合給你聽：
1. 天氣很冷，從來不下雪的地方也下雪了。人們成群結隊地上山去看雪。但是因為不熟悉雪所以衣服穿得太薄，於是山村裡的小診所就擠滿了感冒的病患。有四十六個人因為天冷而病發死亡。
2. 半夜裡地震，強度五．九。（是，確實搖得厲害，我被搖醒了，在黑暗中，在棉被裡，等候，然後再睡）。電視報導得很長，鏡頭有：一、超市裡的東西掉下來了。二、狗啊、鹿啊、牛啊、老鼠啊，都有預感似的好像很不安。三、有人有特異功能，預測了地震會來，但是預測日期錯了。四、醫院裡護士被地震嚇得哭了。五、有人抱著棉被逃出房子，帶著肥豬撲滿。
3. 有個小偷在偷東西，剛好碰上地震，摔了下來，被逮個正著。小偷偷不到東西是「歹運」象徵，所以他手裡還抓著一條女人的內褲。
4. 天氣冷，人們洗熱水澡，七個人被一氧化碳毒死了。鏡頭：屍體被抬出來。
5. 賓館裡發現兩具屍體。
6. 一輛汽車衝進菜市場，撞傷了十來個人。
7. 一個四歲的小女孩被她的祖母放在豬圈裡養了兩年。
8. 一個立法委員結婚，幾個政治人物去吃飯，他們坐在哪一個位置，有沒有和彼此講話。
9. 街上有遊行示威，反對中共制訂《反分裂法》。鏡頭：老人暈倒，小孩啼哭，綁了蝴蝶結的可愛小狗兒們撲來撲去。
10.媒體採訪北京的兩會，記者們跑步進入會場，摔倒了。
11.燈節的燈熄了。
好了，這就是二○○五年三月六日台灣的新聞內容。北京的兩會氣氛究竟怎麼樣？香港的特首下台、政制改變的事有何發展？國際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一件也沒聽見。只好上網，然後才知道：
敘利亞提議要逐步從黎巴嫩撤兵，伊朗聲言要繼續發展核武，好不容易被搶救釋放卻又被美軍槍擊的義大利女記者認為美軍是蓄意射殺，聯合國發表新的報告，估計二○二五年非洲可能有八千九百萬愛滋病患者，北剛果的部落屠殺進行中，莫爾多瓦今天國會大選，但是反對派指控現任總統壟斷媒體，做「置入性行銷」，而且用警察對付反對黨，是最獨裁的民主……
有一個消息，使我眼睛一亮：南美洲的烏拉圭新總統華茲奎茲宣誓就職。
這有什麼稀奇，你說？
左眼看世界
是蠻稀奇的，安德烈。這個新總統是個社會主義者。在烏拉圭的歷史上，這是第一次左派當政。而主持宣誓的國會議長，穆吉卡，在六○年代竟是Tupamaro游擊隊反抗運動的創始人。為了消滅他的游擊隊，一九七二年烏拉圭開始讓軍人掌政，固然消滅了游擊隊，也為烏拉圭帶來十三年的軍事獨裁，被殺害被凌虐或失蹤的人不計其數。穆吉卡也是曾在監獄裡被凌虐的反叛份子。
我讀到這類的消息，感觸是比較深的，安德烈。你是否看見兩個現象：在烏拉圭，恐怖的軍事獨裁結束二十年後，革命家和叛亂者變成了執政者。在本來屬於蘇聯集團的莫爾多瓦，一黨專政走向了民主選舉。時代，似乎真是進步了，不是嗎？
可是你發現，莫爾多瓦的掌權者事實上仍是共產黨，只不過，這個共產黨是透過民主的選舉形式產生出來的。在形式的後面，有媒體的操弄、權力的恐嚇、資源的獨佔壟斷，一切以民主合法的「形式」進行。至於烏拉圭，革命家、改革家、理想主義者一旦掌權，會變出什麼面目？從台灣的經驗來說，我沒有信心。在台灣看到太多墮落的英雄、虛假的民主鬥士、輕易讓權力腐蝕人格破產的改革者和革命家。中共的歷史就更不堪了。
華茲奎茲是個左派──你說「左」是什麼意思？
法國對人類社會的貢獻實在不小。你提到的Buchner的前進思想，就是他在法國留學的時候得到的。法國大革命不只給了歐洲革命的營養，也給了我們「左」和「右」的概念。你們初中課程裡就有政治學，一定知道這「左」和「右」的語詞來源。法國在大革命期間的國會裡，支持王權和貴族的人坐在右邊，主張改革的坐在左邊。調皮的法國人隨便坐坐，就影響了全世界到今天。好玩的是，當初坐在左邊的法國人，事實上大多是資產階級，反對的是王權和貴族，支持的是資本主義和自由貿易，正是今天的某些「左」派所視為毒蛇猛獸的東西。
柏林有個新的左派雜誌在今年二月出版了，雜誌就叫《反柏林》。我想像，如果在北京出個雜誌叫《反北京》或《反中國》？不行，可能有人要被逮捕。那麼在台北出個雜誌叫《反台北》，或者《反台灣》？在香港出版《反香港》？可能都要吃不了兜著走。《反柏林》雜誌和許多左派刊物一樣，對許多議題進行大批判，號召讀者各地串連，參與示威：三月十九日，請大家到布魯塞爾聚集示威遊行，歐盟高峰會議在那裡舉行；五月八日是歐戰結束六十週年，請大家到柏林聚集，反制右派份子的遊行；七月，請大家趕到蘇格蘭，八個工業國高峰會議將在那裡舉行……
左派號召群眾在五月八日到柏林去紀念歐戰結束六十年，有幾條蠻動人的標語： 蘇聯抵抗納粹的戰線有兩千公里長，犧牲了兩千萬人的生命──我們感謝蘇聯紅軍的英勇。
我們感謝所有的地下抵抗者。
我們哀悼所有法西斯和戰爭的被害。
我們要求所有被納粹強徵的勞工得到賠償。
這其實不再是「左派」理念，它已經成為德國的主流觀點。在日本，對比就很尖銳了。也是「終戰」六十週年，曾經被日本侵略的亞洲國家，連一個道歉都還沒得到。日本明顯地缺乏一隻看世界的「左眼」。
可是在今天的中國，你知道嗎？我們說的「左」，在他們是「右」，他們說「右」，其實接近我們的「左」；應該是最「左」的共產主義，今天最「右」，比資本主義還資本主義。所以跟中國人說話，你要特別注意語彙的「魚目混珠」。
理想主義之不可靠
你對「安妮」的階級意識和菁英思維反感，大概有資格被歸到「左」的光譜裡去。我隨便在辭典裡找出一條對「左」的定義，就是：主張平等，強調社會公義，譬如工人權益或者工會權利；比較關切窮人和弱勢的處境，反對民族主義，反對階級和威權，與傳統文化保持距離，對特權和資產階級充滿懷疑。「左」派傾向用「進步」來描繪自己。
如果在一條直線上，你一定要我「選邊站」──站在中間「偏左」還是「偏右」的位置，我萬不得已會選擇「左」。說「萬不得已」是因為，老天，如果說我目睹和親身經歷的二十世紀教了我任何東西的話，那就是：不要無條件地相信理想主義者，除非他們已經經過了權力的測試。一個有了權力而不腐化的理想主義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不曾經過權力測試而自我信心滿滿、道德姿態高昂的理想主義者，都是不可靠的。從毛澤東到眼前台灣政壇上的得意混混，哎，太多了。
我曾經跟德國有名的女性主義作家愛麗斯．許華澤談到這個題目，我說，台灣那麼多「得意混混」，是因為我們的民主太年輕，還在幼稚階段。她大大不同意，說，德國的民主有五十年了，不算幼稚了，但是「混混」更多，包括現任總理施若德。
好啦，最最親愛的，我究竟想跟你說什麼呢？
我實在以你有正義感和是非的判斷力為榮耀，但是我也願你看清理想主義的本質──它是珍貴的，可也是脆弱的，容易腐蝕腐敗的。很多人的正義感、同情心、改革熱情或革命衝動往往來自一種浪漫情懷，但是浪漫情懷從來就不是冷酷現實的對手，往往只是蒙上了一層輕霧的假的美麗和朦朧。我自然希望你的理想主義比浪漫情懷要深刻些。
我不知道該不該和你說這些，更不知十九歲的你會怎麼看待我說的話，但是我想念你，孩子，在這個台北的清晨三點，我的窗外一片含情脈脈的燈火，在寒夜裡細微地閃爍。然而母親想念成長的孩子，總是單向的；充滿青春活力的孩子奔向他人生的願景，眼睛熱切望著前方，母親只能在後頭張望他愈來愈小的背影，揣摩，那地平線有多遠，有多長，怎麼一下子，就看不見了。
你的MM
作者：龍應台 3,15,2005
ＭＭ，
這個月實在沒什麼值得談的，每天都在準備畢業會考，雖然足球還是照踢。也因為每天都在拚命讀書，所以禮拜五發生的事情就更稀奇了。那天中午，整個十到十三年級的班都被叫到會議廳去集合。我到了會議廳，看見校長已經拿著麥克風站在前面。我們都很驚訝，一定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發生了，才會有這樣的陣仗。你也知道，德國學校一般是沒有集會的，什麼朝會、週會、升旗降旗、開學或結業什麼的，都沒有。
大家坐定了以後，校長就開始解釋：我們高中部的一個學生會幹部──就叫他約翰吧──被幾個陌生人圍毆受傷，我們學校絕不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他呼籲所有的同學團結一致，譴責暴力，並且給被打傷的同學精神支持。
好了，大家都很震動啊。但是緊接著「流言」就開始了，而且「流言」還得到證實：打約翰的是本校學生，但所謂「圍毆」，其實是一小撮人圍著他理論，打了他一個耳光，只是這樣。
學校召集我們，想培養一個團結互愛的氣氛，但是真相一出來，很多人，包括我，都覺得超級反感。我說給你聽為什麼：我們是畢業班的學生，正在上一堂重點課，中斷講課，只為了一個學生被人打了一個巴掌！
你可能會覺得，嘿，安德烈，你怎麼這麼不講道義，缺同情心，你應該支持那個被打的學生啊。
我只能告訴你，ＭＭ，我在這所中學九年了，這件事在我和我的朋友心目中，是個笑話。克倫堡中學是一個典型的富裕的郊區中學，平常安安靜靜的，但是我也不是沒見過學生拿著小刀追趕，也不是沒見過學生抓著棒球棒打混架，學校當局也知道，但是從來沒管過。幹什麼這一回，突然這麼「積極」啊？
ＭＭ，看我能不能跟你說清楚。德國中學分成三類，你知道的，「主幹中學」（五年級到九年級），是最基本的國民基礎教育，學生畢業之後通常只能做底層的低薪工作，譬如開卡車、收垃圾、做碼頭工人等等，甚至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實業中學」（五年級到十年級），主要是職業教育，培養各種工匠技師，從麵包師、木匠鎖匠到辦公室小職員，都是這裡出來的；然後是Gymnasium「完全中學」（五年級到十三年級），等於是大學的先修班，培養將來的學術菁英。我們的學校是一種綜合中學，三類都在一個校園裡。
我所看見的打架，基本上都發生在「主幹中學」的班裡，這些學生很多來自低薪家庭，多半是新移民──來自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的穆斯林。移民有很多適應的困難，所以很多學生也來自問題家庭。好，你現在明白我的反感了吧？為什麼那些學生拿刀子追殺的時候，你不在乎，「完全中學」的學生被打了一個耳光，你就突然這麼緊張，這麼鄭重？
年輕人起衝突是常有的事，但我還真是第一次看見有人正經八百告到學校去。我不敢說我懂「江湖」，但是我相信我知道怎麼跟「那些人」打交道，甚至交朋友。「那些人」並不都是流氓。事實上，穆斯林是不喝酒，不嗑藥的。他們只是跟中產階級德國人有很不一樣的價值觀，尤其是對於什麼叫「尊敬」或者「榮譽」。他們可能表現出比較強的攻擊性，但主要的問題在於，他們有不同的價值認同。
我認識這個被打的約翰，家裡很有錢，是那種很幼稚、膽小怕事的人，觀念完全是有錢的中產階級極端保守的價值觀。我的意思是說，他就是那種絕不會晚上溜出去會朋友，而且動不動就「我媽媽說」的年輕人，活在一個「白麵包」世界裡，根本不知道真實的世界是怎麼回事。
但是後來的發展才真叫我火大。學校網頁上有個學生論壇，很多同學上網討論這個「約翰事件」。有一個「安妮」女生這樣寫：
我們學校愈來愈沈淪，愈低級了，變成一個暴徒、無產階級、白癡橫行的地方。如果再這樣下去，我認為我們學校將來收學生時，應該要先看學生的家庭背景和社會階級，再決定他夠不夠資格進來。我真的無法以學校為榮了,，「那種」學生愈來愈多…… 太可笑了，ＭＭ，我並不贊成暴力行為，我承認絕大部份的打架都發生在「主幹中學」，我也承認大部份的「主幹中學」學生來自所謂「下層社會」而「下層社會」問題很多，但是我無法接受學校把這些學生拿來做問題的scapegoat，代罪羔羊。我更沒法忍受這種典型的私立學校菁英思維，勢利，傲慢，自以為高人一等，以為自己「出身」好，國家就是他的。
你知道我怎麼回應那個「安妮」嗎？只寫了一句話： 「讓木屋裡有和平，讓豪宅裡起戰爭！」
安德烈
MSN對話
地平線有多遠
M： 最後一句話出自哪裡？
安： Georg Buchner在一八三三年說的話，他引用法國大革命的標語鼓動德國農民起來反抗貴族的壓迫。 M： 你引用這句話是反諷還是正面？
安： 我的意思是，德國在十九世紀變成一個統一的國家是以這種平等理 念作基礎的，「安妮」這種人不知他們離這理念有多遠。
M： 在你的同學裡，想法和你比較相近的是少數還是多數？ 安： 你是說，不贊成自以為是的階級思維？
M： 對。
安： 多數。
M： Buchner死的時候才二十六歲。
安： 哇──你知道他？他十七、八歲寫的書，對一九四八年德國革命發生很大影響。
MM： 我還知道，一八三三年法蘭克福的大學生起來革命，佔據了軍營，把槍枝和彈藥交給農民，要農民起義，但是農民不理會，所以革命失敗了。安，如果把你放在左傾──右傾的光譜上，你覺得自己是偏左還是偏右？
安： 中間。有些議題左，有些議題右。其實，我不夠懂，不敢談。在歐洲這還是個每天被討論的題目。我問你一個問題。
M： 什麼？
安： 我在準備考試，沒時間看新聞。這幾天中國和台灣在發生什麼事啊？
M： 中國共產黨在開年會，要通過一個法叫《反分裂法》，讓武力攻台有法的依據。 安： 真有趣。以前納粹也是這樣，做任何事都先立個法。
M： 哈，安德烈，你知道為什麼有人稱二十一世紀的中共政權為「成熟的法西斯」了吧？ 安： 喔…… 好，我要走了。
M： 對不起，你媽能不能問你要去哪裡，做什麼？
安： 踢球啦。
台灣式新聞
安德烈，
很久沒回台北了。昨天回來，就專心地看了一個多小時電視新聞。那一個多小時之中，四、五個新聞頻道轉來轉去播報的都是一樣的新聞內容，我綜合給你聽：
1. 天氣很冷，從來不下雪的地方也下雪了。人們成群結隊地上山去看雪。但是因為不熟悉雪所以衣服穿得太薄，於是山村裡的小診所就擠滿了感冒的病患。有四十六個人因為天冷而病發死亡。
2. 半夜裡地震，強度五．九。（是，確實搖得厲害，我被搖醒了，在黑暗中，在棉被裡，等候，然後再睡）。電視報導得很長，鏡頭有：一、超市裡的東西掉下來了。二、狗啊、鹿啊、牛啊、老鼠啊，都有預感似的好像很不安。三、有人有特異功能，預測了地震會來，但是預測日期錯了。四、醫院裡護士被地震嚇得哭了。五、有人抱著棉被逃出房子，帶著肥豬撲滿。
3. 有個小偷在偷東西，剛好碰上地震，摔了下來，被逮個正著。小偷偷不到東西是「歹運」象徵，所以他手裡還抓著一條女人的內褲。
4. 天氣冷，人們洗熱水澡，七個人被一氧化碳毒死了。鏡頭：屍體被抬出來。
5. 賓館裡發現兩具屍體。
6. 一輛汽車衝進菜市場，撞傷了十來個人。
7. 一個四歲的小女孩被她的祖母放在豬圈裡養了兩年。
8. 一個立法委員結婚，幾個政治人物去吃飯，他們坐在哪一個位置，有沒有和彼此講話。
9. 街上有遊行示威，反對中共制訂《反分裂法》。鏡頭：老人暈倒，小孩啼哭，綁了蝴蝶結的可愛小狗兒們撲來撲去。
10.媒體採訪北京的兩會，記者們跑步進入會場，摔倒了。
11.燈節的燈熄了。
好了，這就是二○○五年三月六日台灣的新聞內容。北京的兩會氣氛究竟怎麼樣？香港的特首下台、政制改變的事有何發展？國際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一件也沒聽見。只好上網，然後才知道：
敘利亞提議要逐步從黎巴嫩撤兵，伊朗聲言要繼續發展核武，好不容易被搶救釋放卻又被美軍槍擊的義大利女記者認為美軍是蓄意射殺，聯合國發表新的報告，估計二○二五年非洲可能有八千九百萬愛滋病患者，北剛果的部落屠殺進行中，莫爾多瓦今天國會大選，但是反對派指控現任總統壟斷媒體，做「置入性行銷」，而且用警察對付反對黨，是最獨裁的民主……
有一個消息，使我眼睛一亮：南美洲的烏拉圭新總統華茲奎茲宣誓就職。
這有什麼稀奇，你說？
左眼看世界
是蠻稀奇的，安德烈。這個新總統是個社會主義者。在烏拉圭的歷史上，這是第一次左派當政。而主持宣誓的國會議長，穆吉卡，在六○年代竟是Tupamaro游擊隊反抗運動的創始人。為了消滅他的游擊隊，一九七二年烏拉圭開始讓軍人掌政，固然消滅了游擊隊，也為烏拉圭帶來十三年的軍事獨裁，被殺害被凌虐或失蹤的人不計其數。穆吉卡也是曾在監獄裡被凌虐的反叛份子。
我讀到這類的消息，感觸是比較深的，安德烈。你是否看見兩個現象：在烏拉圭，恐怖的軍事獨裁結束二十年後，革命家和叛亂者變成了執政者。在本來屬於蘇聯集團的莫爾多瓦，一黨專政走向了民主選舉。時代，似乎真是進步了，不是嗎？
可是你發現，莫爾多瓦的掌權者事實上仍是共產黨，只不過，這個共產黨是透過民主的選舉形式產生出來的。在形式的後面，有媒體的操弄、權力的恐嚇、資源的獨佔壟斷，一切以民主合法的「形式」進行。至於烏拉圭，革命家、改革家、理想主義者一旦掌權，會變出什麼面目？從台灣的經驗來說，我沒有信心。在台灣看到太多墮落的英雄、虛假的民主鬥士、輕易讓權力腐蝕人格破產的改革者和革命家。中共的歷史就更不堪了。
華茲奎茲是個左派──你說「左」是什麼意思？
法國對人類社會的貢獻實在不小。你提到的Buchner的前進思想，就是他在法國留學的時候得到的。法國大革命不只給了歐洲革命的營養，也給了我們「左」和「右」的概念。你們初中課程裡就有政治學，一定知道這「左」和「右」的語詞來源。法國在大革命期間的國會裡，支持王權和貴族的人坐在右邊，主張改革的坐在左邊。調皮的法國人隨便坐坐，就影響了全世界到今天。好玩的是，當初坐在左邊的法國人，事實上大多是資產階級，反對的是王權和貴族，支持的是資本主義和自由貿易，正是今天的某些「左」派所視為毒蛇猛獸的東西。
柏林有個新的左派雜誌在今年二月出版了，雜誌就叫《反柏林》。我想像，如果在北京出個雜誌叫《反北京》或《反中國》？不行，可能有人要被逮捕。那麼在台北出個雜誌叫《反台北》，或者《反台灣》？在香港出版《反香港》？可能都要吃不了兜著走。《反柏林》雜誌和許多左派刊物一樣，對許多議題進行大批判，號召讀者各地串連，參與示威：三月十九日，請大家到布魯塞爾聚集示威遊行，歐盟高峰會議在那裡舉行；五月八日是歐戰結束六十週年，請大家到柏林聚集，反制右派份子的遊行；七月，請大家趕到蘇格蘭，八個工業國高峰會議將在那裡舉行……
左派號召群眾在五月八日到柏林去紀念歐戰結束六十年，有幾條蠻動人的標語： 蘇聯抵抗納粹的戰線有兩千公里長，犧牲了兩千萬人的生命──我們感謝蘇聯紅軍的英勇。
我們感謝所有的地下抵抗者。
我們哀悼所有法西斯和戰爭的被害。
我們要求所有被納粹強徵的勞工得到賠償。
這其實不再是「左派」理念，它已經成為德國的主流觀點。在日本，對比就很尖銳了。也是「終戰」六十週年，曾經被日本侵略的亞洲國家，連一個道歉都還沒得到。日本明顯地缺乏一隻看世界的「左眼」。
可是在今天的中國，你知道嗎？我們說的「左」，在他們是「右」，他們說「右」，其實接近我們的「左」；應該是最「左」的共產主義，今天最「右」，比資本主義還資本主義。所以跟中國人說話，你要特別注意語彙的「魚目混珠」。
理想主義之不可靠
你對「安妮」的階級意識和菁英思維反感，大概有資格被歸到「左」的光譜裡去。我隨便在辭典裡找出一條對「左」的定義，就是：主張平等，強調社會公義，譬如工人權益或者工會權利；比較關切窮人和弱勢的處境，反對民族主義，反對階級和威權，與傳統文化保持距離，對特權和資產階級充滿懷疑。「左」派傾向用「進步」來描繪自己。
如果在一條直線上，你一定要我「選邊站」──站在中間「偏左」還是「偏右」的位置，我萬不得已會選擇「左」。說「萬不得已」是因為，老天，如果說我目睹和親身經歷的二十世紀教了我任何東西的話，那就是：不要無條件地相信理想主義者，除非他們已經經過了權力的測試。一個有了權力而不腐化的理想主義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不曾經過權力測試而自我信心滿滿、道德姿態高昂的理想主義者，都是不可靠的。從毛澤東到眼前台灣政壇上的得意混混，哎，太多了。
我曾經跟德國有名的女性主義作家愛麗斯．許華澤談到這個題目，我說，台灣那麼多「得意混混」，是因為我們的民主太年輕，還在幼稚階段。她大大不同意，說，德國的民主有五十年了，不算幼稚了，但是「混混」更多，包括現任總理施若德。
好啦，最最親愛的，我究竟想跟你說什麼呢？
我實在以你有正義感和是非的判斷力為榮耀，但是我也願你看清理想主義的本質──它是珍貴的，可也是脆弱的，容易腐蝕腐敗的。很多人的正義感、同情心、改革熱情或革命衝動往往來自一種浪漫情懷，但是浪漫情懷從來就不是冷酷現實的對手，往往只是蒙上了一層輕霧的假的美麗和朦朧。我自然希望你的理想主義比浪漫情懷要深刻些。
我不知道該不該和你說這些，更不知十九歲的你會怎麼看待我說的話，但是我想念你，孩子，在這個台北的清晨三點，我的窗外一片含情脈脈的燈火，在寒夜裡細微地閃爍。然而母親想念成長的孩子，總是單向的；充滿青春活力的孩子奔向他人生的願景，眼睛熱切望著前方，母親只能在後頭張望他愈來愈小的背影，揣摩，那地平線有多遠，有多長，怎麼一下子，就看不見了。
你的MM
作者：龍應台 3,15,2005
我能不能「叛變」？
問我，瞭我，不要「判」我
MM，
我覺得你──太緊張。記得夏天在新加坡時，有一天早上，弟弟還睡著，我一醒來你就挨過來跟我說話，抱怨我「不愛」你啦，玩得太多啦，唸書不夠認真什麼什麼的，記得嗎？你自己也知道其實你自己有問題──不懂得「玩」的藝術，不懂得享受人生。就拿我們的通信來說吧。兩個禮拜前你就開始「寫了沒有？」不停地問。老天，我知道今天是截稿日，那麼我就今天坐下來寫，但是我的寫，是一邊聽音樂一邊和朋友寫msn一邊寫信給老媽。我要我寫的過程本身是個好玩的、愉快的過程，而不是工作壓力。你呢，足足煩了我兩個禮拜。
我想這是個生活態度的問題。「人生苦短」你總聽過吧？
年輕人比你想像的，MM，要複雜得多，我覺得。
讓我用音樂來跟你說說看。
譬如「狂放的」二十年代jazz和 swing流行，所有的人都在跳Charleston。五○年代的代表作是叛逆性極強的搖滾樂而新的一代等待崛起。然後來了六○年代：披頭四的狂熱引領風潮，Flower Power, Woodstock,Hippies and making babies.
接著就越來越複雜了。八○年代分流成poppers跟rockers；Michael Jackson和Madonna的文化含意遠遠超過僅僅是一個歌手。九○年代已經有多元混合：rap,techno,boyband pop……然後現在呢？已經是二十一世紀，當你看一眼德國的排行榜前十名的時候，你會很驚異地發現裡頭有德國pop，美國pop techno，德國搖滾，美國搖滾，另類音樂，拉丁音樂和salsa……甚至有古典的歌曲。
我們的代溝
你聽不懂我的意思對不對？哈，我們的代溝就在這裡：我上面所說，沒有一句我的同儕聽不懂，而且，我想表達的是什麼，他們根本不需解釋。
好，我要說的是，MM，從今天排行榜的多元和分眾分歧你就知道，我們這個年齡的人啊，每個人都自己走自己的路，每個人選擇自己的品味，玩自己的玩法，建立自己的對和錯的標準。
我覺得我們這個時代缺少「偉大」的任何特徵。電視裡老是有特別節目在討論或回憶逝去的八○年代或九○年代，讓我覺得，好像天底下所有的事情都已經發生過了，被「做過」了，這個社會不知為什麼充滿了對過去的懷念，對現在又充滿了幻滅，往前看去似乎又沒什麼新鮮的想像。我們的時代彷彿是個沒有標記的時代，連叛逆的題目都找不到。
不是叛逆少年
因此我其實並不同意你所寫的，說我們是六八年代的「後裔」，所以特別叛逆或「清狂」，放蕩。我覺得你不了解我們，MM。你知道嗎，我們其實很少衝撞體制，搞什麼叛逆。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設法去改變一些成規，而是，該有的規範我們就讓它留在那兒，該打破的才去打破。而且，有什麼大事能讓我們去碰觸，什麼重要的議題讓我們去反叛呢？我們能作決定的都只不過是些生活裡的芝麻小事。你說「清狂」，我是挺「懶惰」的沒錯，但我很多同學可「勤奮向上」得很喔。很多人早就計劃得好好的明年夏天畢業了之後要幹什麼，很多人已經準備是要讀到博士了。老師們也愈來愈緊張，給我們極大的壓力。從現在到明年畢業前，我們會每個禮拜都有考試。德國失業率如此之高，年輕人其實有點戰戰兢兢，幾乎到了「謹小慎微」的地步，他們幾乎太知道，沒有好的教育就得不到好的工作機會，人生畢竟不是一場沒完沒了的party。
而我，有多愛玩呢？即使是旅行，夠了也就夠了。新鮮的地方、新奇的經驗，也會讓人疲倦。這時你就只想蜷在自己房間裡安安靜靜地看一張碟片或者和一兩個好朋友坐下來喝杯飲料、聊聊天。MM，我不是個獸性發達的叛逆少年，所以請不要下斷語「判」我。
問我，瞭我，但是不要「判」我。真的。
安德烈
我想狂奔一番，在學校裡。
我想嘶吼一番，用我的肺。
我剛發現
這世上
沒有真實世界這回事
只有謊言
迫你想法穿越
──John Mayer〈沒這回事〉
青年日記
安德烈，
這世上／沒有真實世界這回事／只有謊言／迫你想法穿越
這歌詞，很觸動MM。在一個十八歲的人的眼中，世界是這樣的嗎？
帶著困惑，我把自己十八歲的日記從箱子裡翻了出來。三十四年來，第一次翻開它，陳舊的塑膠皮，暗綠色的，上面刻著「青年日記」四個字。紙，黃黃的，有點脆。
藍墨水的字跡，依然清晰，只是看起來有點陌生。一九七○年，穿著白衣黑裙讀女校的MM正在日日夜夜地讀書，準備夏天的大學聯考。
今天發了數學考卷。我考了四十六分。
明天要複習考，我會交幾張白卷？說不出是後悔還是什麼，或者我其實根本無所謂？大學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世界，要我們為它這樣盲目地付出一切？
我能感覺苦悶，表示我還活著，但是為什麼我總覺得找不到自己？原來這就叫「迷失」？
我想要嚎啕大哭，但我沒有眼淚。我想要逃走，但我沒有腳。我想要狂吼，但我沒有聲音。 日子，我好像死在你陰冷的影子裡。
生存的意義是什麼？生存的遊戲規則是誰在訂？
我能不能「叛變」？
這一頁紙上好幾行字被水漬暈染了，顯然是在淚眼模糊之下寫的。與這一頁並排攤開的是日記本的彩色夾頁，印著一篇勵志的文章，「篤守信義」。前半段講孔子的「民無信不立」──治理一個國家，萬不得已時可以放棄軍事，再不得以時可以放棄經濟，但是人民的信任不能缺少。下半段說：
共產主義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把信義完全拋棄……所謂和平，指的是戰爭；所謂友好，指的是侵略，所謂民主，指的是奴役……共產主義實為有史以來最大的騙局。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這麼多的人，為這麼少的人所欺騙。可是，光明終可消滅黑暗，信義終可戰勝虛偽。
我不會「判」你
我在想，那個時候的成人世界，有多少人「問」我、「瞭」我，而不「判」我？那個時候的世界，有多少「真實」讓我看見，有多少「謊言」我必須「穿越」？
恐怕每一代的年輕人都比他們的父母想像的要複雜、要深刻得多。我不會「判」你，安德烈，我在學習「問」你，「瞭」你。
成年人鎖在自己的慣性思維裡，又掌握訂定遊戲規則的權力，所以他太容易自以為是了。「問」和「瞭」都需要全新的學習，你也要對ＭＭ有點兒耐心。鼓勵鼓勵我吧。
今天菲力普放學回來，氣鼓鼓的。早上他帶著iPod到學校去，坐在教室外頭用耳機聽音樂，等候第一堂課的鈴響。一個老師剛好經過，就把他的iPod給沒收了。東西交到級主任那裡，說要扣留兩個禮拜。
他忿忿地說，「八點不到，根本還沒上課，老師都還沒來，為什麼不可以聽？」。
「先不要生氣，」我說，「你先弄清楚，學校的規定白紙黑字是怎麼寫的？它是說，『上課』時不許，那麼你有道理；但是如果規定寫的是『在學校範圍內不許攜帶』，那你就錯了，不是嗎？」
他馬上翻出了校規，果然，條文寫的是「不許在學校範圍內」。好了，沒戲唱了。
他服氣了，頓了一會兒，又說，「可是這樣的規定沒道理。」
「可能沒道理，」 我說，「校規合不合理也是可以辯論的。問題在於，你想不想為這一件事花時間去辯論？」
他搖搖頭。小鬼已經知道，搞「革命」是要花時間的。他踢足球的時間都不夠。
「可是，」他想著想著，又說，「哪一條條文給他權力把我的東西扣留兩週？有白紙黑字嗎？而且常常有學生聽，也沒見老師『取締』啊。」
怎麼處理衝突？
沒錯啊，有了法律之後，還得有「施行細則」或者「獎懲辦法」，才能執行。校規本子裡卻沒有這些細則，執行起來就因人而異，他的質疑是有道理的。
「而且，這個級主任很有威權性格，」他說，「他的口頭禪就是，凡是我說的你們就照著做，別跟我囉唆問理由。我覺得他很霸道。ＭＭ，你覺得作老師的應該用這樣的邏輯跟學生溝通嗎？」
「不該。這種思維的老師值得被挑戰。」我說。
「你知道，MM，我不是為了那個隨身聽，而是因為覺得他沒有道理。」
「那──」我問，「你是不是要去找他理論呢？」
他思索片刻，說，「讓我想想。這個人很固執。」
「他會因為學生和他有矛盾而給壞的分數嗎？」
「那倒不會。一般德國老師不太會這樣，他們知道打分不可以受偏見影響。」
「你不會因為怕他而不去討道理吧？」
「不會。」
「那──你希望我去和他溝通嗎？」
「那對他不太公平吧。不要，我自己會處理。」
安德烈，你怎麼處理衝突？對於自己不能苟同的人，當他偏偏是掌握你成績的老師時，你怎麼面對？從你上小學起，我就一路思考過這個難題：我希望我的孩子敢為自己的價值信仰去挑戰權威，但是有些權威可能倒過來傷害你，所以我應該怎麼教我的孩子「威武不能屈」而同時又懂得保護自己不受傷害？這可能嗎？
我是這麼告訴十五歲的菲力普的：你將來會碰到很多你不欣賞、不贊成的人，而且必須與他們共事。這人可能是你的上司，同事，或部屬，這人可能是你的市長或國家領導。你必須每一次都做出決定：是與他決裂、抗爭，還是妥協，接受。抗爭，值不值得？妥協，安不安心？在信仰和現實之間，很困難地找出一條路來。
你呢，安德烈？你小時候，球踢到人家院子裡都不太敢去要回來，現在的你，會怎麼跟菲力普說？
MM
又：我去徵求菲力普的同意寫這個故事，他竟然很正經地說他要抽稿費的百分之五。這傢伙，很「資本主義」了。
作者：龍應台 2004,12,15
MM，
我覺得你──太緊張。記得夏天在新加坡時，有一天早上，弟弟還睡著，我一醒來你就挨過來跟我說話，抱怨我「不愛」你啦，玩得太多啦，唸書不夠認真什麼什麼的，記得嗎？你自己也知道其實你自己有問題──不懂得「玩」的藝術，不懂得享受人生。就拿我們的通信來說吧。兩個禮拜前你就開始「寫了沒有？」不停地問。老天，我知道今天是截稿日，那麼我就今天坐下來寫，但是我的寫，是一邊聽音樂一邊和朋友寫msn一邊寫信給老媽。我要我寫的過程本身是個好玩的、愉快的過程，而不是工作壓力。你呢，足足煩了我兩個禮拜。
我想這是個生活態度的問題。「人生苦短」你總聽過吧？
年輕人比你想像的，MM，要複雜得多，我覺得。
讓我用音樂來跟你說說看。
譬如「狂放的」二十年代jazz和 swing流行，所有的人都在跳Charleston。五○年代的代表作是叛逆性極強的搖滾樂而新的一代等待崛起。然後來了六○年代：披頭四的狂熱引領風潮，Flower Power, Woodstock,Hippies and making babies.
接著就越來越複雜了。八○年代分流成poppers跟rockers；Michael Jackson和Madonna的文化含意遠遠超過僅僅是一個歌手。九○年代已經有多元混合：rap,techno,boyband pop……然後現在呢？已經是二十一世紀，當你看一眼德國的排行榜前十名的時候，你會很驚異地發現裡頭有德國pop，美國pop techno，德國搖滾，美國搖滾，另類音樂，拉丁音樂和salsa……甚至有古典的歌曲。
我們的代溝
你聽不懂我的意思對不對？哈，我們的代溝就在這裡：我上面所說，沒有一句我的同儕聽不懂，而且，我想表達的是什麼，他們根本不需解釋。
好，我要說的是，MM，從今天排行榜的多元和分眾分歧你就知道，我們這個年齡的人啊，每個人都自己走自己的路，每個人選擇自己的品味，玩自己的玩法，建立自己的對和錯的標準。
我覺得我們這個時代缺少「偉大」的任何特徵。電視裡老是有特別節目在討論或回憶逝去的八○年代或九○年代，讓我覺得，好像天底下所有的事情都已經發生過了，被「做過」了，這個社會不知為什麼充滿了對過去的懷念，對現在又充滿了幻滅，往前看去似乎又沒什麼新鮮的想像。我們的時代彷彿是個沒有標記的時代，連叛逆的題目都找不到。
不是叛逆少年
因此我其實並不同意你所寫的，說我們是六八年代的「後裔」，所以特別叛逆或「清狂」，放蕩。我覺得你不了解我們，MM。你知道嗎，我們其實很少衝撞體制，搞什麼叛逆。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設法去改變一些成規，而是，該有的規範我們就讓它留在那兒，該打破的才去打破。而且，有什麼大事能讓我們去碰觸，什麼重要的議題讓我們去反叛呢？我們能作決定的都只不過是些生活裡的芝麻小事。你說「清狂」，我是挺「懶惰」的沒錯，但我很多同學可「勤奮向上」得很喔。很多人早就計劃得好好的明年夏天畢業了之後要幹什麼，很多人已經準備是要讀到博士了。老師們也愈來愈緊張，給我們極大的壓力。從現在到明年畢業前，我們會每個禮拜都有考試。德國失業率如此之高，年輕人其實有點戰戰兢兢，幾乎到了「謹小慎微」的地步，他們幾乎太知道，沒有好的教育就得不到好的工作機會，人生畢竟不是一場沒完沒了的party。
而我，有多愛玩呢？即使是旅行，夠了也就夠了。新鮮的地方、新奇的經驗，也會讓人疲倦。這時你就只想蜷在自己房間裡安安靜靜地看一張碟片或者和一兩個好朋友坐下來喝杯飲料、聊聊天。MM，我不是個獸性發達的叛逆少年，所以請不要下斷語「判」我。
問我，瞭我，但是不要「判」我。真的。
安德烈
我想狂奔一番，在學校裡。
我想嘶吼一番，用我的肺。
我剛發現
這世上
沒有真實世界這回事
只有謊言
迫你想法穿越
──John Mayer〈沒這回事〉
青年日記
安德烈，
這世上／沒有真實世界這回事／只有謊言／迫你想法穿越
這歌詞，很觸動MM。在一個十八歲的人的眼中，世界是這樣的嗎？
帶著困惑，我把自己十八歲的日記從箱子裡翻了出來。三十四年來，第一次翻開它，陳舊的塑膠皮，暗綠色的，上面刻著「青年日記」四個字。紙，黃黃的，有點脆。
藍墨水的字跡，依然清晰，只是看起來有點陌生。一九七○年，穿著白衣黑裙讀女校的MM正在日日夜夜地讀書，準備夏天的大學聯考。
今天發了數學考卷。我考了四十六分。
明天要複習考，我會交幾張白卷？說不出是後悔還是什麼，或者我其實根本無所謂？大學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世界，要我們為它這樣盲目地付出一切？
我能感覺苦悶，表示我還活著，但是為什麼我總覺得找不到自己？原來這就叫「迷失」？
我想要嚎啕大哭，但我沒有眼淚。我想要逃走，但我沒有腳。我想要狂吼，但我沒有聲音。 日子，我好像死在你陰冷的影子裡。
生存的意義是什麼？生存的遊戲規則是誰在訂？
我能不能「叛變」？
這一頁紙上好幾行字被水漬暈染了，顯然是在淚眼模糊之下寫的。與這一頁並排攤開的是日記本的彩色夾頁，印著一篇勵志的文章，「篤守信義」。前半段講孔子的「民無信不立」──治理一個國家，萬不得已時可以放棄軍事，再不得以時可以放棄經濟，但是人民的信任不能缺少。下半段說：
共產主義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把信義完全拋棄……所謂和平，指的是戰爭；所謂友好，指的是侵略，所謂民主，指的是奴役……共產主義實為有史以來最大的騙局。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這麼多的人，為這麼少的人所欺騙。可是，光明終可消滅黑暗，信義終可戰勝虛偽。
我不會「判」你
我在想，那個時候的成人世界，有多少人「問」我、「瞭」我，而不「判」我？那個時候的世界，有多少「真實」讓我看見，有多少「謊言」我必須「穿越」？
恐怕每一代的年輕人都比他們的父母想像的要複雜、要深刻得多。我不會「判」你，安德烈，我在學習「問」你，「瞭」你。
成年人鎖在自己的慣性思維裡，又掌握訂定遊戲規則的權力，所以他太容易自以為是了。「問」和「瞭」都需要全新的學習，你也要對ＭＭ有點兒耐心。鼓勵鼓勵我吧。
今天菲力普放學回來，氣鼓鼓的。早上他帶著iPod到學校去，坐在教室外頭用耳機聽音樂，等候第一堂課的鈴響。一個老師剛好經過，就把他的iPod給沒收了。東西交到級主任那裡，說要扣留兩個禮拜。
他忿忿地說，「八點不到，根本還沒上課，老師都還沒來，為什麼不可以聽？」。
「先不要生氣，」我說，「你先弄清楚，學校的規定白紙黑字是怎麼寫的？它是說，『上課』時不許，那麼你有道理；但是如果規定寫的是『在學校範圍內不許攜帶』，那你就錯了，不是嗎？」
他馬上翻出了校規，果然，條文寫的是「不許在學校範圍內」。好了，沒戲唱了。
他服氣了，頓了一會兒，又說，「可是這樣的規定沒道理。」
「可能沒道理，」 我說，「校規合不合理也是可以辯論的。問題在於，你想不想為這一件事花時間去辯論？」
他搖搖頭。小鬼已經知道，搞「革命」是要花時間的。他踢足球的時間都不夠。
「可是，」他想著想著，又說，「哪一條條文給他權力把我的東西扣留兩週？有白紙黑字嗎？而且常常有學生聽，也沒見老師『取締』啊。」
怎麼處理衝突？
沒錯啊，有了法律之後，還得有「施行細則」或者「獎懲辦法」，才能執行。校規本子裡卻沒有這些細則，執行起來就因人而異，他的質疑是有道理的。
「而且，這個級主任很有威權性格，」他說，「他的口頭禪就是，凡是我說的你們就照著做，別跟我囉唆問理由。我覺得他很霸道。ＭＭ，你覺得作老師的應該用這樣的邏輯跟學生溝通嗎？」
「不該。這種思維的老師值得被挑戰。」我說。
「你知道，MM，我不是為了那個隨身聽，而是因為覺得他沒有道理。」
「那──」我問，「你是不是要去找他理論呢？」
他思索片刻，說，「讓我想想。這個人很固執。」
「他會因為學生和他有矛盾而給壞的分數嗎？」
「那倒不會。一般德國老師不太會這樣，他們知道打分不可以受偏見影響。」
「你不會因為怕他而不去討道理吧？」
「不會。」
「那──你希望我去和他溝通嗎？」
「那對他不太公平吧。不要，我自己會處理。」
安德烈，你怎麼處理衝突？對於自己不能苟同的人，當他偏偏是掌握你成績的老師時，你怎麼面對？從你上小學起，我就一路思考過這個難題：我希望我的孩子敢為自己的價值信仰去挑戰權威，但是有些權威可能倒過來傷害你，所以我應該怎麼教我的孩子「威武不能屈」而同時又懂得保護自己不受傷害？這可能嗎？
我是這麼告訴十五歲的菲力普的：你將來會碰到很多你不欣賞、不贊成的人，而且必須與他們共事。這人可能是你的上司，同事，或部屬，這人可能是你的市長或國家領導。你必須每一次都做出決定：是與他決裂、抗爭，還是妥協，接受。抗爭，值不值得？妥協，安不安心？在信仰和現實之間，很困難地找出一條路來。
你呢，安德烈？你小時候，球踢到人家院子裡都不太敢去要回來，現在的你，會怎麼跟菲力普說？
MM
又：我去徵求菲力普的同意寫這個故事，他竟然很正經地說他要抽稿費的百分之五。這傢伙，很「資本主義」了。
作者：龍應台 2004,12,15
你不是一個「混蛋」
我的「懺悔錄」
MM，
我在前封信裡說，我覺得在我們這個時代裡，好像沒什麼好「反叛」的。昨天我去看了場電影，想法有點改變。
這個德國片子叫做「好日子過去了」。三個年輕人，覺得社會很不公平，想繼續七○年代德國左派「赤軍連」的革命精神。只不過，「赤軍連」用暴力試圖去實現他們的理想，這三個人想用非暴力的方式。他們闖進富人的豪宅，但是不拿東西也不破壞，只是把豪宅裡的家具全部換位，然後留下一張紙條，「好日子過去了！」他們「恐嚇」富人的意思是：再多的錢也幫不了你們，我們進來了。
三個人之一用自己的破車曾經撞到一個富人的賓士車，所以欠了一筆修車賠款。有一天夜裡，發現他們所闖入的豪宅正巧是這名賓士車主的家，正巧他們又被這個人撞見、認出了。所以他們不得已只好將這人「綁走」，也就是說他們成了「綁匪」。
躲在阿爾卑斯山的破木屋裡，幾個人開始交談。他們發現這名富人竟然也曾經是個六、七○年代的「憤怒青年」，曾經充滿改造社會的理想和鬥志。三個人逐漸反省，覺得他們的「綁架」行為其實不符合他們所立下的理念，想把人放走；而被綁者回憶起自己的「憤怒」歲月，也表示不會報警，而且債也不要討了。
但是富人一回到自己熟悉的環境，卻改變主意，馬上報了警。警察循線追到了三人的住處，發現已經搬空，只留下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有些人，永遠變不了。」 電影的最後是這三個人闖進一個電視台，把頻道關閉。他們認為電視是愚民最徹底的工具。
不需「反叛」的世界？
這是一個關於階級跟貧富差異、社會公義的電影。我在想，好，我和爸爸來看這個電影，他開著BMW 745的車，我穿著一件Ralph Lauren的白襯衫，我們住的小鎮，是全德國平均收入最高的小鎮︱︱那我不正是這電影中的「壞人」呢？世界上有那麼多人在餓死的邊緣，我們開豪華的車是不是不道德？有些人做一天的工還賺不夠吃的，而我只是上學，什麼工都不必做，生活舒服得像個小王子一樣，我可不可以心安理得呢？我也知道，電視在操縱、玩弄人的思維和價值觀，但是我繼續坐在那裡看電視。我也知道，物質滿到一個程度，就失去意義，但是我仍舊享受物質的滿。
這個世界，是不是真的沒有什麼值得「反叛」的東西了呢？這個社會是不是真的，如我前封信所說的，沒有什麼不公不義值得我們去「革命」，沒有什麼理想和價值值得我們去行動呢？
我想是有的，還是有的。
好，那我能幹什麼？我想出幾個可能。一個是，我可以變成一個行動者，擬定計劃，上街去遊行抗議，設法去顛覆體制。電影中三個革命者之一說，他完全看穿了這個虛擬的Matrix（母體）一樣的社會體制，而他拒絕與這個虛假的Matrix共存。我覺得，我只能看得出這個虛擬的結構的一部份，而且我還能忍受它︱︱或許因為我閉上了眼睛，因為我不願意看見問題，不願意看見問題，問題就變得抽象。我的解決方案就是對問題視若無睹，假裝看不見︱︱如果我能把思想關掉更好。
但是如果我決定把眼睛打開，看見世界的不公不義，我能怎麼做呢？我活在一個民主社會裡，說是資訊開放，價值多元，電視、網絡、報紙，每天都在影響我，但是當你真正想要知道你能做什麼的時候，他們告訴你，嘿，你要自己決定，因為這是民主。
前面當我在談年輕人的自由的時候，我接到很多讀者來信（對我來說是「很多」），他們似乎都有同感，這個世界沒什麼好「反叛」的了。但是這個電影卻好像提醒了我，世界上那麼多不公正存在，怎麼可能沒有「反叛」的需要？所差的只不過在於你是否願意看見，是否願意站起來，行動不行動而已。
最後我就不得不問我自己：那麼你是不是要決定「站起來」，去「行動」？
百分之百的混蛋
我真的認真地想了這個問題，然後，MM，我必須誠實地告訴你我的自我發現，你就當它是「懺悔錄」吧。我發現：是，我知道中國的婦女在極不人道的工作環境裡為耐吉做苦工，但我不會因而不買耐吉的運動鞋。我知道麥當勞為了生產牛肉大面積破壞了南美的原始森林而他們的老闆口袋裡塞滿了錢，但我不會因而不去吃麥當勞。我知道非洲很多孩子死於營養不良，但我不會因而不把吃不下的飯菜留在盤子裡，讓它被倒掉。換句話說，我發現我是個百分之百的混蛋（asshole）。
我是一個「日子過得太好」的年輕人，狠很打我幾個耳光也不為過，但是至少，我清楚看見自己的生存狀態，而且至少，我並不以我的生存狀態為榮。
現在，MM，我好奇你會怎麼說呢？
＄ ＄ ＄
安德烈
消極和積極的道德
安德烈，
在給你寫信的此刻，南亞海嘯災難已經發生了一個星期。我到銀行去捐了一筆款子。菲力普的化學老師，海嘯時，正在泰國潛水。死了，留下一個兩歲的孩子。我記得這個年輕的老師，是漢堡人，個子很高，眼睛很大。菲力普說他教學特別認真，花很多自己的時間帶學生做課外活動。說話又特別滑稽有趣，跟學生的溝通特別好，學生覺得他很「酷」，特別服他。我說，菲力普，給他的家人寫封信，就用你的話告訴他們他是個什麼樣的老師，好不好？
他面露難色，說，「我又不認識他們。」
「想想看，菲力普，那個兩歲的孩子會長大。再過五年他七歲，能認字了，讀到你的信，知道他父親曾經在香港德瑞學校教書，而他的香港學生很喜歡他，很服他︱︱對這個沒有爸爸的孩子會不會是件很重要的事？」
菲力普點點頭。
在生活中的消極道德
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兩種，一種是消極的，一種是積極的。 我的消極道德大部分發生在生活的一點一滴裡：我知道地球資源匱乏，知道二○％的富有國家用掉七五％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費。從書房走到廚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隨手關掉書房的燈。離開廚房時，一定關掉廚房的燈。在家中房間與房間之間穿梭時，我一定不斷地開燈、不斷地關燈，不讓一盞燈沒有來由地亮著。你一定記得我老跟在你和弟弟的後頭關燈吧︱︱還一面罵你們沒有「良心」？窗外若是有陽光，我會將洗好的濕衣服拿到陽台或院子裡去晾，絕不用烘乾機。若是有自然清風，我絕不用冷氣。室內若開了暖氣，我進出時會隨手將門關緊。澆花的水，是院子裡接下的雨水。你和菲力普小的時候，我常讓你們倆用同一缸水洗澡，記得嗎？
我曾經喜歡吃魚翅，但是有一天知道了魚翅是怎麼來的。他們從鯊魚身上割下魚鰭，然後就放手讓鯊魚自生自滅。鯊魚沒了「翅膀」，無法游走，巨大的身體沈到海底，就在海底活活餓死。我從此不再吃魚翅。
菲力普說，唉呀媽媽，那你雞也不要吃了，你知道他們是怎麼大量養雞的嗎？他們讓雞在籠子裡活活被啄成一堆爛肉，你說人道嗎？ 我不管。道德取捨是個人的事，不一定由邏輯來管轄。
你一定知道中國的不肖商人是怎麼對付黑熊的。他們把黑熊鎖在籠子裡，用一條管子硬生生插進黑熊的膽，直接汲取膽汁。黑熊的膽汁夜以繼日地滴進水管。年幼的黑熊，身上經年累月插著管子，就在籠子裡漸漸長大，而籠子不變，籠子的鐵條就深深「長」進肉裡去。
我本來就不食熊掌或喝什麼膽汁、用什麼中藥，所以也無法用行動來抵抗人類對黑熊的暴虐，只好到銀行裡去捐一筆錢，給保護黑熊的基金會。消極的道德，碰到黑熊的例子，就往「積極」道德小小邁進了一步。
對享受和物質的懷疑
你穿著名牌衣服，安德烈，你知道我卻對昂貴的名牌服飾毫無興趣。你想過為什麼嗎？
去年夏天我去爬黃山。山很陡，全是石階，遠望像天梯，直直架到雲裡。我們走得氣都喘不過來，但是一路上絡繹不絕有那駝著重物的挑夫，一根扁擔，挑著山頂飯店所需要的糧食和飲料。一個皮膚黝黑、眼睛晶亮的少年，放下扁擔休息時，我問他挑的什麼？一邊是水泥，一邊是食品，旅客要消費的咖啡可樂等等。他早晨四點出門，騎一小時車趕到入山口，開始他一天苦力的腳程。一路往上，路太陡，所以每走十步就要停下喘息。翻過一重又一重的高山，黃昏時爬到山頂，放下扁擔，往回走，回到家已是夜深。第二天四時起床。如果感冒一下或者滑了一跤，他一天的工資就沒著落了。
他的肩膀被扁擔壓出兩道深溝；那已不是人的肩膀。
挑的東西有多重？
九十公斤。他笑笑。
一天掙多少錢？
三十塊。
安德烈，你知道三十塊錢是三歐元都不到的，可能不夠你買三球冰淇淋。
到了山頂旅館，我發現，一杯咖啡是二十元。
我不太敢喝那咖啡。但是不喝，那個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難呢？
這些思慮、這些人在我心中，安德烈，使我對於享受和物質，總帶著幾分懷疑的距離。
那天和菲力普到九龍吃飯，在街角突然聽見菲力普說，「快看！」他指的是這樣一個鏡頭：前景是一個衣衫襤褸的老婦人彎身在一個大垃圾桶裡找東西，她的整個上半身埋在垃圾桶裡；剛好一輛Rolls Royce開過來，成為背景。菲力普來不及取出相機，豪華車就開走了，老婦人抬起頭來，她有一隻眼是瞎的。
香港是全世界先進社會中貧富不均第一名的地方，每四個孩子之中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中。我很喜歡香港，但是它的貧富差距像一根刺，插在我看它的眼睛裡，令我難受。但是，我能做什麼呢？我不能給那個瞎了一隻眼的老媽媽任何東西，因為那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那麼我能做什麼呢？
高興你看見自己的處境
我寫文章，希望人們認識到這是一個不合理的社會結構。我演講，鼓勵年輕人把追求公平正義作為改造社會的首要任務。我在自己的生活裡拒絕奢華，崇尚簡單，以便於「對得起」那千千萬萬被迫處於貧窮的人，但是我不會加入什麼扶貧機構，或者為此而去競選市長或總統，因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
在你的信中，安德烈，我感覺你的不安，你其實在為自己的舒適而不安。我很高興你能看見自己的處境，也歡喜你有一份道德的不安。我記得你七歲時，我們在北京過夏天。蟋蟀被放進小小的竹籠裡出售，人們喜歡它悠悠的聲音，好像在歌詠一種天長地久的歲月。我給你和菲力普一人買了一個，掛在脖子裡，然後三個人騎車在滿城的蟬鳴聲中逛北京的胡同。到了一片草坪，你卻突然下車，然後要把竹籠裡的蟈蟈放走，同時堅持菲力普的也要釋放。三歲的菲力普緊抱著蟈蟈怎麼也不肯放手，你在一旁求他，「放吧，放吧，蟈蟈是喜歡自由的，不要把它關起來，太可憐……。」
我想是在那個時候，我認識到你的性格特質。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這樣的，也有七歲的孩子會把蜻蜓撕成兩半或者把貓的尾巴打死結。你主動把蟈蟈放走，而且試著說服弟弟也放，就一個七歲的孩子來說，已經是一個積極的道德行為。
消極積極存乎一心
所以，能不能說，道德的行使消極或積極存乎一心呢？我在生活層面進行消極的道德︱︱不浪費、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選擇積極。譬如對於一個說謊的政府的批判，對於一個愚蠢的決策的抗議，對於權力誘惑的不妥協，對於群眾壓力的不退讓，對於一個專制暴政的長期抵抗……都是道德的積極行使。是不是真有效，當然是另一回事。
事實上，在民主體制裡，這種決定人們時時在做，只是你沒用這個角度去看它。譬如說，你思考投票給哪一個黨派時，對於貧窮的道德判斷就浮現了。哪一個黨的經濟政策比較關注窮人的處境，哪一個黨在捍衛有錢階級的利益？你投下的票，同時是一種你對於貧富不均的態度的呈現。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社會福利佔了歐陸國家ＧＤＰ的四五％而美國卻只有三○％？ 這和他們對貧窮的價值認知有關。六○％的歐洲人認為貧窮是環境所迫的，卻只有二九％的美國人這樣看。只有二四％的歐洲人同意貧窮是個人懶惰所造成的，卻有六○％的美國人認同這種觀點。比較多的人認為貧窮是咎有應得，或者比較多的人認為貧窮是社會責任，就決定了這個群體的制度。
海嘯的悲慘震動了世界，國家在比賽誰的捐款多，背後還藏著不同的政治目的。真正的道德態度，其實流露在平常時。我看見二○○三年各國外援的排名（以外援金額佔該國GNP比例計算）：
你看，二十二個對外援助最多的國家裡，十七個是歐洲國家。前十二名全部是歐洲國家。為什麼？難道不就因為，這些國家裡頭的人，對於社會公義，對於「人飢己飢」的責任，對於道德，有一個共同的認識？這些國家裡的人民，准許，或說要求，他們的政府把大量的錢，花在離他們很遙遠但是貧病交迫的人們身上。他們不一定直接去捐款或把一個孤兒帶到家中來撫養，就憑一個政治制度和選票已經在進行一種消極的道德行為了。你說不是嗎？
所以我不認為你是個「混蛋」，安德烈，只是你還沒有找到你可以具體著力的點。但你才十九歲，那個時間會來到，當你必須決定自己行不行動，如何行動，那個時刻會來到。而且我相信，那個時候，你會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不做什麼，做不到什麼。我不覺得Ralph Lauren的衣服有什麼了不起，你覺得呢？
MM
作者：龍應台
MM，
我在前封信裡說，我覺得在我們這個時代裡，好像沒什麼好「反叛」的。昨天我去看了場電影，想法有點改變。
這個德國片子叫做「好日子過去了」。三個年輕人，覺得社會很不公平，想繼續七○年代德國左派「赤軍連」的革命精神。只不過，「赤軍連」用暴力試圖去實現他們的理想，這三個人想用非暴力的方式。他們闖進富人的豪宅，但是不拿東西也不破壞，只是把豪宅裡的家具全部換位，然後留下一張紙條，「好日子過去了！」他們「恐嚇」富人的意思是：再多的錢也幫不了你們，我們進來了。
三個人之一用自己的破車曾經撞到一個富人的賓士車，所以欠了一筆修車賠款。有一天夜裡，發現他們所闖入的豪宅正巧是這名賓士車主的家，正巧他們又被這個人撞見、認出了。所以他們不得已只好將這人「綁走」，也就是說他們成了「綁匪」。
躲在阿爾卑斯山的破木屋裡，幾個人開始交談。他們發現這名富人竟然也曾經是個六、七○年代的「憤怒青年」，曾經充滿改造社會的理想和鬥志。三個人逐漸反省，覺得他們的「綁架」行為其實不符合他們所立下的理念，想把人放走；而被綁者回憶起自己的「憤怒」歲月，也表示不會報警，而且債也不要討了。
但是富人一回到自己熟悉的環境，卻改變主意，馬上報了警。警察循線追到了三人的住處，發現已經搬空，只留下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有些人，永遠變不了。」 電影的最後是這三個人闖進一個電視台，把頻道關閉。他們認為電視是愚民最徹底的工具。
不需「反叛」的世界？
這是一個關於階級跟貧富差異、社會公義的電影。我在想，好，我和爸爸來看這個電影，他開著BMW 745的車，我穿著一件Ralph Lauren的白襯衫，我們住的小鎮，是全德國平均收入最高的小鎮︱︱那我不正是這電影中的「壞人」呢？世界上有那麼多人在餓死的邊緣，我們開豪華的車是不是不道德？有些人做一天的工還賺不夠吃的，而我只是上學，什麼工都不必做，生活舒服得像個小王子一樣，我可不可以心安理得呢？我也知道，電視在操縱、玩弄人的思維和價值觀，但是我繼續坐在那裡看電視。我也知道，物質滿到一個程度，就失去意義，但是我仍舊享受物質的滿。
這個世界，是不是真的沒有什麼值得「反叛」的東西了呢？這個社會是不是真的，如我前封信所說的，沒有什麼不公不義值得我們去「革命」，沒有什麼理想和價值值得我們去行動呢？
我想是有的，還是有的。
好，那我能幹什麼？我想出幾個可能。一個是，我可以變成一個行動者，擬定計劃，上街去遊行抗議，設法去顛覆體制。電影中三個革命者之一說，他完全看穿了這個虛擬的Matrix（母體）一樣的社會體制，而他拒絕與這個虛假的Matrix共存。我覺得，我只能看得出這個虛擬的結構的一部份，而且我還能忍受它︱︱或許因為我閉上了眼睛，因為我不願意看見問題，不願意看見問題，問題就變得抽象。我的解決方案就是對問題視若無睹，假裝看不見︱︱如果我能把思想關掉更好。
但是如果我決定把眼睛打開，看見世界的不公不義，我能怎麼做呢？我活在一個民主社會裡，說是資訊開放，價值多元，電視、網絡、報紙，每天都在影響我，但是當你真正想要知道你能做什麼的時候，他們告訴你，嘿，你要自己決定，因為這是民主。
前面當我在談年輕人的自由的時候，我接到很多讀者來信（對我來說是「很多」），他們似乎都有同感，這個世界沒什麼好「反叛」的了。但是這個電影卻好像提醒了我，世界上那麼多不公正存在，怎麼可能沒有「反叛」的需要？所差的只不過在於你是否願意看見，是否願意站起來，行動不行動而已。
最後我就不得不問我自己：那麼你是不是要決定「站起來」，去「行動」？
百分之百的混蛋
我真的認真地想了這個問題，然後，MM，我必須誠實地告訴你我的自我發現，你就當它是「懺悔錄」吧。我發現：是，我知道中國的婦女在極不人道的工作環境裡為耐吉做苦工，但我不會因而不買耐吉的運動鞋。我知道麥當勞為了生產牛肉大面積破壞了南美的原始森林而他們的老闆口袋裡塞滿了錢，但我不會因而不去吃麥當勞。我知道非洲很多孩子死於營養不良，但我不會因而不把吃不下的飯菜留在盤子裡，讓它被倒掉。換句話說，我發現我是個百分之百的混蛋（asshole）。
我是一個「日子過得太好」的年輕人，狠很打我幾個耳光也不為過，但是至少，我清楚看見自己的生存狀態，而且至少，我並不以我的生存狀態為榮。
現在，MM，我好奇你會怎麼說呢？
＄ ＄ ＄
安德烈
消極和積極的道德
安德烈，
在給你寫信的此刻，南亞海嘯災難已經發生了一個星期。我到銀行去捐了一筆款子。菲力普的化學老師，海嘯時，正在泰國潛水。死了，留下一個兩歲的孩子。我記得這個年輕的老師，是漢堡人，個子很高，眼睛很大。菲力普說他教學特別認真，花很多自己的時間帶學生做課外活動。說話又特別滑稽有趣，跟學生的溝通特別好，學生覺得他很「酷」，特別服他。我說，菲力普，給他的家人寫封信，就用你的話告訴他們他是個什麼樣的老師，好不好？
他面露難色，說，「我又不認識他們。」
「想想看，菲力普，那個兩歲的孩子會長大。再過五年他七歲，能認字了，讀到你的信，知道他父親曾經在香港德瑞學校教書，而他的香港學生很喜歡他，很服他︱︱對這個沒有爸爸的孩子會不會是件很重要的事？」
菲力普點點頭。
在生活中的消極道德
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兩種，一種是消極的，一種是積極的。 我的消極道德大部分發生在生活的一點一滴裡：我知道地球資源匱乏，知道二○％的富有國家用掉七五％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費。從書房走到廚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隨手關掉書房的燈。離開廚房時，一定關掉廚房的燈。在家中房間與房間之間穿梭時，我一定不斷地開燈、不斷地關燈，不讓一盞燈沒有來由地亮著。你一定記得我老跟在你和弟弟的後頭關燈吧︱︱還一面罵你們沒有「良心」？窗外若是有陽光，我會將洗好的濕衣服拿到陽台或院子裡去晾，絕不用烘乾機。若是有自然清風，我絕不用冷氣。室內若開了暖氣，我進出時會隨手將門關緊。澆花的水，是院子裡接下的雨水。你和菲力普小的時候，我常讓你們倆用同一缸水洗澡，記得嗎？
我曾經喜歡吃魚翅，但是有一天知道了魚翅是怎麼來的。他們從鯊魚身上割下魚鰭，然後就放手讓鯊魚自生自滅。鯊魚沒了「翅膀」，無法游走，巨大的身體沈到海底，就在海底活活餓死。我從此不再吃魚翅。
菲力普說，唉呀媽媽，那你雞也不要吃了，你知道他們是怎麼大量養雞的嗎？他們讓雞在籠子裡活活被啄成一堆爛肉，你說人道嗎？ 我不管。道德取捨是個人的事，不一定由邏輯來管轄。
你一定知道中國的不肖商人是怎麼對付黑熊的。他們把黑熊鎖在籠子裡，用一條管子硬生生插進黑熊的膽，直接汲取膽汁。黑熊的膽汁夜以繼日地滴進水管。年幼的黑熊，身上經年累月插著管子，就在籠子裡漸漸長大，而籠子不變，籠子的鐵條就深深「長」進肉裡去。
我本來就不食熊掌或喝什麼膽汁、用什麼中藥，所以也無法用行動來抵抗人類對黑熊的暴虐，只好到銀行裡去捐一筆錢，給保護黑熊的基金會。消極的道德，碰到黑熊的例子，就往「積極」道德小小邁進了一步。
對享受和物質的懷疑
你穿著名牌衣服，安德烈，你知道我卻對昂貴的名牌服飾毫無興趣。你想過為什麼嗎？
去年夏天我去爬黃山。山很陡，全是石階，遠望像天梯，直直架到雲裡。我們走得氣都喘不過來，但是一路上絡繹不絕有那駝著重物的挑夫，一根扁擔，挑著山頂飯店所需要的糧食和飲料。一個皮膚黝黑、眼睛晶亮的少年，放下扁擔休息時，我問他挑的什麼？一邊是水泥，一邊是食品，旅客要消費的咖啡可樂等等。他早晨四點出門，騎一小時車趕到入山口，開始他一天苦力的腳程。一路往上，路太陡，所以每走十步就要停下喘息。翻過一重又一重的高山，黃昏時爬到山頂，放下扁擔，往回走，回到家已是夜深。第二天四時起床。如果感冒一下或者滑了一跤，他一天的工資就沒著落了。
他的肩膀被扁擔壓出兩道深溝；那已不是人的肩膀。
挑的東西有多重？
九十公斤。他笑笑。
一天掙多少錢？
三十塊。
安德烈，你知道三十塊錢是三歐元都不到的，可能不夠你買三球冰淇淋。
到了山頂旅館，我發現，一杯咖啡是二十元。
我不太敢喝那咖啡。但是不喝，那個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難呢？
這些思慮、這些人在我心中，安德烈，使我對於享受和物質，總帶著幾分懷疑的距離。
那天和菲力普到九龍吃飯，在街角突然聽見菲力普說，「快看！」他指的是這樣一個鏡頭：前景是一個衣衫襤褸的老婦人彎身在一個大垃圾桶裡找東西，她的整個上半身埋在垃圾桶裡；剛好一輛Rolls Royce開過來，成為背景。菲力普來不及取出相機，豪華車就開走了，老婦人抬起頭來，她有一隻眼是瞎的。
香港是全世界先進社會中貧富不均第一名的地方，每四個孩子之中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中。我很喜歡香港，但是它的貧富差距像一根刺，插在我看它的眼睛裡，令我難受。但是，我能做什麼呢？我不能給那個瞎了一隻眼的老媽媽任何東西，因為那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那麼我能做什麼呢？
高興你看見自己的處境
我寫文章，希望人們認識到這是一個不合理的社會結構。我演講，鼓勵年輕人把追求公平正義作為改造社會的首要任務。我在自己的生活裡拒絕奢華，崇尚簡單，以便於「對得起」那千千萬萬被迫處於貧窮的人，但是我不會加入什麼扶貧機構，或者為此而去競選市長或總統，因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
在你的信中，安德烈，我感覺你的不安，你其實在為自己的舒適而不安。我很高興你能看見自己的處境，也歡喜你有一份道德的不安。我記得你七歲時，我們在北京過夏天。蟋蟀被放進小小的竹籠裡出售，人們喜歡它悠悠的聲音，好像在歌詠一種天長地久的歲月。我給你和菲力普一人買了一個，掛在脖子裡，然後三個人騎車在滿城的蟬鳴聲中逛北京的胡同。到了一片草坪，你卻突然下車，然後要把竹籠裡的蟈蟈放走，同時堅持菲力普的也要釋放。三歲的菲力普緊抱著蟈蟈怎麼也不肯放手，你在一旁求他，「放吧，放吧，蟈蟈是喜歡自由的，不要把它關起來，太可憐……。」
我想是在那個時候，我認識到你的性格特質。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這樣的，也有七歲的孩子會把蜻蜓撕成兩半或者把貓的尾巴打死結。你主動把蟈蟈放走，而且試著說服弟弟也放，就一個七歲的孩子來說，已經是一個積極的道德行為。
消極積極存乎一心
所以，能不能說，道德的行使消極或積極存乎一心呢？我在生活層面進行消極的道德︱︱不浪費、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選擇積極。譬如對於一個說謊的政府的批判，對於一個愚蠢的決策的抗議，對於權力誘惑的不妥協，對於群眾壓力的不退讓，對於一個專制暴政的長期抵抗……都是道德的積極行使。是不是真有效，當然是另一回事。
事實上，在民主體制裡，這種決定人們時時在做，只是你沒用這個角度去看它。譬如說，你思考投票給哪一個黨派時，對於貧窮的道德判斷就浮現了。哪一個黨的經濟政策比較關注窮人的處境，哪一個黨在捍衛有錢階級的利益？你投下的票，同時是一種你對於貧富不均的態度的呈現。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社會福利佔了歐陸國家ＧＤＰ的四五％而美國卻只有三○％？ 這和他們對貧窮的價值認知有關。六○％的歐洲人認為貧窮是環境所迫的，卻只有二九％的美國人這樣看。只有二四％的歐洲人同意貧窮是個人懶惰所造成的，卻有六○％的美國人認同這種觀點。比較多的人認為貧窮是咎有應得，或者比較多的人認為貧窮是社會責任，就決定了這個群體的制度。
海嘯的悲慘震動了世界，國家在比賽誰的捐款多，背後還藏著不同的政治目的。真正的道德態度，其實流露在平常時。我看見二○○三年各國外援的排名（以外援金額佔該國GNP比例計算）：
你看，二十二個對外援助最多的國家裡，十七個是歐洲國家。前十二名全部是歐洲國家。為什麼？難道不就因為，這些國家裡頭的人，對於社會公義，對於「人飢己飢」的責任，對於道德，有一個共同的認識？這些國家裡的人民，准許，或說要求，他們的政府把大量的錢，花在離他們很遙遠但是貧病交迫的人們身上。他們不一定直接去捐款或把一個孤兒帶到家中來撫養，就憑一個政治制度和選票已經在進行一種消極的道德行為了。你說不是嗎？
所以我不認為你是個「混蛋」，安德烈，只是你還沒有找到你可以具體著力的點。但你才十九歲，那個時間會來到，當你必須決定自己行不行動，如何行動，那個時刻會來到。而且我相信，那個時候，你會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不做什麼，做不到什麼。我不覺得Ralph Lauren的衣服有什麼了不起，你覺得呢？
MM
作者：龍應台
足球，少年，國家
第一封信
安德烈，
不久前，五十個中國的奧運金牌運動員到了香港，香港人萬人空巷為他們瘋狂。朋友和我在電視新聞裡看到這樣的鏡頭，她一面吃香蕉一面說，「龍應台，德國隊比賽的時候，你為他們加油嗎？」
我想了想，回答不出來。德國，我住了十三年的地方，我最親愛的孩子們成長的家鄉，對於我是什麼呢？ 她不耐煩了，又問，「那──你為不為台灣隊加油啊？」
我又開始想，嗯，台灣隊……不一定啊。要看情形，譬如說，如果台灣隊是跟──尼泊爾或者越南或者非洲的蘇丹比賽，說不定我會為後者加油呢，因為，這些國家很弱勢啊。
朋友懶得理我了，自顧自嘟噥著說，「去你的世界公民，我可只為中國隊加油。」
她兩個月前才離開中國。
為什麼我這麼猶豫，安德烈？是什麼使得我看什麼金牌都興奮不起來？電視上的人們單純，熱烈，奮力伸出手，在擁擠得透不過氣來的人群裡，試圖摸到運動員的手，我想的卻是：這五十個人，在香港大選前四天，被北京「派」到香港來做宣傳，為「保皇黨」拉票，做政治工具，他們清楚嗎？或說，他們在乎嗎？
你說，為台灣隊加油的激情到哪兒去了？難道世界公民主義真的可以取代素樸的民族主義或者社群情感？怎麼我對「民族」這東西感覺這麼冷？從小到大，我們被教導以做中國人為榮，「為榮」和「為恥」是連在一起的。
我的冷來自哪裡？
我當年流傳很廣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一位有名的前輩寫的是「醜陋的中國人」，批判的都是我們自己。然後突然，「中國人」這詞變成了別人，甚至是「敵人」，而我們變成「台灣人」。然後尷尬的局面就常出現，譬如說，講「勤儉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或者「中秋和七夕蘊含著中國人的美學」時，很多人句子講一半就，嗯，卡住了，不知怎麼講完這個句子，因為，民進黨執政以來，自稱「中國人」在今天的台灣可能招來白眼，極端「不正確」。但是把句子改掉，說，「勤儉是台灣人的傳統美德」或者「中秋和七夕蘊含著台灣人的美學」，又好像偷了別人的東西似的。於是有很多句子不能說了。前幾天在電視新聞裡還看見一個台灣的部長，正要讚美工程人員的認真辛勞，脫口而出「我們中國人──」簡直要天打雷劈了，他馬上中途截斷，改口「我們台灣人」。他面對鏡頭，心裡一定在掌自己的嘴巴。
我的「冷」來自哪裡？老實說，安德烈，作為這個歷史座標點上的台灣人，一種泡得過度腫脹的「台灣民族主義」使我反胃，反胃到疼的地步。政治人物用一隻手把「台灣第一」和「愛台灣」摻血塗在自己額頭上，然後伸出另一隻手去指控別人愛台灣愛得不夠。最近有十一個院士和很多民間團體站出來反對軍購，行政院長，也就是西方的首相，竟然說，反對軍購的人在意識型態和國家認同上有問題。
你或許會跳起來：用西方的詞彙來理解，說出這種話的就是個所謂「右翼份子」，怎麼是這樣一種人在做台灣的首相？你有沒有發現，安德烈，美國的布希不是跟這很像嗎？他不是說，美國代表「善」，某些國家代表「惡」，而不支持他的戰爭政策的美國人就是「不愛國」？
中國的運動員被派遣來做政治演出，台灣的選手一樣，被政治人物召見，擁抱，被推出去競選，被招進來親善。你知道，一個被長年灌食某種飼料的人，見到飼料都想吐。民族主義的飼料──不管是中國牌還是台灣牌的，我們都被灌得撐了，被剝奪的，就是一份本來可以自自然然、單單純純的鄉土之愛，純潔而珍貴的群體歸屬感。它被操弄得變形了。
從羞恥看見歸屬
但是有一個相反的東西卻使我很清楚地看見自己的歸屬：恥感。當代表我的總統跑到國際的舞台上，耍的卻是國內的弄權政治，我特別覺得羞恥。當台灣的商人跑到貧窮的國家訪問，把鈔票拋向空中讓赤腳的孩子去搶，而他在一旁哈哈大笑，我覺得羞恥。當國際新聞報導台灣在中國和東南亞的製造工廠如何不人道地對待工人，我覺得羞恥。當台灣的外交部長在國際的舞台上說出不堪入耳的髒話，（他說新加坡licking the balls of China這是最正確的翻譯），我覺得羞恥。
這份羞恥，使我知道我是台灣人。
美國出兵伊拉克那幾天，我出席了一個宴會。賓客來自很多不同國家。有一個人被介紹時，主人隨口加了一句，「斯蒂夫是美國人。」斯蒂夫一聽，深深一鞠躬，說，「對不起。」他很認真地說，「對不起。」沒解釋他為什麼這樣說，但是大家彷彿都懂了。那是一種恥感。觥籌交錯，一時安靜下來。
我想，他大概也不會只要見到美國隊就瘋狂喊加油吧。
遠離「德國」
我們這一代人，心裡有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不屑，太多的不贊成，對於我們的所謂國家，尤其是一些自稱代表國家的人。
所以，十八歲的安德烈，請你告訴我，你，為德國隊加油嗎？「德國」對你意味著什麼？你覺得自己是「歐洲人」，還是「德國人」？德國的歷史，它的土地、風景、教堂、學校，對你的意義是什麼？你以馬丁路德、以歌德、以尼采、以貝多芬為榮嗎？希特勒的恥辱是不是你的恥辱？你，還有你十八歲的朋友們，已經能自由地擁抱「德國」這個概念嗎？或者，因為歷史給了你們「過度腫脹的」罪感和恥感，押著你們遠離「德國」這個概念，反而又造成另外一種不安和尷尬？
歐洲已經是深秋，森林都變金黃色了吧？我們這兒已是中秋了，海上的月光一天比一天亮。孩子，答應我，踢完球滿頭大汗時，不要直接吹風好嗎？
ＭＭ
二○○四年十月四日
回信
ＭＭ，
記得兩年前，我和朋友擠在法蘭克福的羅馬廣場上──起碼有五千人在那個小廣場上。我們用力揮舞手裡一支巨大的國旗，五千人在等候從韓國和日本參加世界盃足球賽回國的德國國家隊。人們唱歌、鼓掌、有人流下眼淚。在那之前一個禮拜，我們守在廣場上，大概也有一千多人，守在廣場上一個超大螢幕前，看決賽。所有的人都在喊，在唱，在哭，在笑。
好奇怪──好像突然之間，作為「德國人」是一件被容許的事。更奇怪的，你竟然還可以流露出你的身份和你的感情來。
從哪裡說起呢？ＭＭ，你知道爸爸是挺「愛國」的──你曾經不以為然；而他的愛國，我想和爺爺有關。爺爺，他的父親，在蘇聯戰場打過仗。他的叔叔，在從列寧格勒撤退的大雪地裡失蹤。所以我其實受到爸爸某個程度的影響，可以說是以德國為榮的，但是因為納粹的歷史，我很小很小的時候，就知道這種「榮」的情感不可以流露出來，是「錯誤」的。
你記不記得，我小學的時候就很喜歡看各種統計指標，每次看到在什麼指標上德國被列入世界前十名，就很高興，甚至還包括什麼「欠債最多」前十名。好像也很光榮，反正不懂。
所以從小，一方面在心裡關心自己的國家，以它為榮，另一方面又要表現得很冷淡，很壓抑，像拔河一樣，有一種緊張，要小心翼翼才能不說錯話。覺得德國是個不錯的國家這種感覺是沒有人敢顯露，大家都要藏起來的。在別的國家你常看到國旗，德國很少；國歌也很難聽得見。我記得，ＭＭ，當你發現我們小學的開學典禮在教堂裡舉行，你大吃一驚。意思是說，不是政教分離嗎，怎麼在學校裡有宗教影響？
你有沒有想過，ＭＭ，那是因為，德國人逃避「國家」這個東西，以致於宗教都顯得比較「安全」。逃避「政」，所以「教」就凸顯了。
在這種與「國家」保持距離的文化和教育中長大，我看見它的優點：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真的很少很少愛國宣傳的影響；當你對「國家」抱著一種不信任的時候，你比較能夠冷靜地去分析它的問題所在。
讓我自由吧
可是最近幾年，年輕人，我這一代人，對這種老是小心翼翼、老是怕做錯事說錯話，老是要保持「政治正確」的行為和思維模式，開始覺得煩了。很多年輕人開始說，我要做我自己想做的，說我自己想說的，讓我自由吧，我受夠了。
我不是社會學家，但是我覺得，世界盃足球賽對德國的集體意識有巨大影響。譬如說，在一九五四年的世界盃比賽裡，德國出乎意料地贏了當時一直稱霸的瑞士隊。你想想一九五四年的德國人自信心多麼低落，自我感覺多麼壞，二戰才結束沒多久。這場比賽使德國人重新發覺，咦，我沒那麼糟，我還行啊。
這一兩年來，我有個感覺，好像德國文化像浪頭一樣起來──我說的當然是流行音樂、時尚、電影等等通俗文化。
好萊塢文化本來也籠罩一切的，但是最近，突然有好多德國電影，譬如「再見列寧」，還有「曼尼圖的鞋子」，大大走紅。一群很年輕很傑出的德國演員，突然出現。還有流行音樂，本來只聽美國音樂的我們，也開始聽起德國的創作了── 我得走了，因為練球的時間到了。不是我自己踢，每個星期六是我當教練。你不要笑，ＭＭ，這群孩子足球員，我從他們四歲開始教，現在他們六歲了，非常可愛，教他們踢球能讓我自己放鬆，忘記功課的壓力和任何不愉快的事。跟他們一起使我很快樂，更何況，我覺得我對他們有責任呢。
給你「偷窺」一下我和一個美國朋友昨晚的的ＭＳＮ交談（見二五六頁），你可能覺得有一點意思。路易斯跟我同年，在波士頓讀大一。
安德烈
二○○四年十月五日
（關於龍應台：作家、文化評論者，曾任台北市第一屆文化局局長。現於香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
安德烈與路易斯的MSN
路：昨晚，一個朋友還在跟我談，說我們這一代好像很失落，怎麼定義自己都不知道。二三十年代是「失落的一代」，四十年代是戰爭的一代，五十年代是beatniks，六十年代是嘻皮，七十年代是funkies，八十年代是punk（還有嘻哈），九十年代是rap，而我們是什麼？
安：我覺得自己是不可能給自己下定義的。但是我們這一代缺乏叛逆，缺乏冒險，倒是真的。我們大多在舒適、有教養的家庭裡長大，沒有什麼真正的痛苦，也沒有真正的災難……生活太安逸了，使我們找不到需要叛逆、可以冒險的東西──
路：我們怎麼看自己──還是媒體在塑造我們怎麼看自己？缺叛逆、缺冒險，會不會也是因為主流媒體只會報導不叛逆、不冒險的主流價值？美國媒體都是大財團控制的。
安：但是我們究竟能對什麼叛逆或反抗呢？你們美國人可能有對象──你們有布希，我們這邊不太有。
路：可是我們得找到自己的身份認同啊。沒有衝突，就找不到認同。
安：需要認同嗎？
路：當然。
安：為什麼？
路：因為……心理學家是這麼說的。
安：我要知道你怎麼說。
路：我覺得很重要。
安：為什麼？
路：譬如說，我認識一個黑白混血兒，她卡在兩個種族和文化之間，就很茫然。很多年輕人，為了要有歸屬感，就加入犯罪團體；即使是個犯罪團體，他也要有歸屬。
安：很糟的是，這個社會常常強迫你選邊。
路：對。我問你，做德國人是不是比較累？
安：不久前我去看一場國際足球賽。德國隊踢進一球，群眾跳起來，又唱又喊，我聽見他們混聲唱的是，「德國人，站起來！德國人，站起來！」我嚇一大跳。太陌生了。其實他們唱的完全是一般比賽時加油的歌，譬如柏林跟法蘭克福對決的時候，你可能唱，「柏林人，站起來！」在國際比賽，自然就變成「德國人，站起來」，可是我當下卻覺得，哇，很不習慣，渾身不自在。好奇怪。
路：你馬上想到納粹？
安：正是。
路：你們在學校裡教很多納粹那段歷史？
安：從小學就教，教了又教。我問你，球賽散後，馬路上晃過來五十個美國人，大叫大唱「美國第一」，「美國萬歲」的時候，你會想什麼？
路：我會想，哼，典型美國人。不過，英國人也會這樣。
安：對。如果這樣晃過來的是德國人呢？ 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安：如果是五十個德國人大唱「德國第一」，「德國萬歲」，會把人給嚇死。
路：明白。
安：是什麼，使你成為「美國人」？
路：這太難答了。其實，我不喜歡美國人。
安：那麼你認同什麼？
路：我認同我的同代人。
安：那麼是什麼，使你的這一代人是「美國人」？世界第一強國的年輕人，怎麼理解他自己，還有他跟這個世界之間的關係？
路：我其實跟美國文化很疏離。很少同齡人關心政治。他們說他們反對布希，事實上那樣說只是為了表現自己「酷」。反布希是流行的。年輕人每個都反，除非你是個基督徒或是好戰主義者。
安：你是說，年輕人不知道要跟什麼價值去認同？
路：我們在一個富強的國家裡，富強的意思就是，年輕人可以對政治經濟國際情勢一概幼稚無知，他反正承受得起，讓別人來為他思考。美國青年的悲哀就是這個，我們對世界完全淡漠，只關心自己的小圈。
安：這大概是所有富有國家的共同特徵吧。
作者：龍應台
安德烈，
不久前，五十個中國的奧運金牌運動員到了香港，香港人萬人空巷為他們瘋狂。朋友和我在電視新聞裡看到這樣的鏡頭，她一面吃香蕉一面說，「龍應台，德國隊比賽的時候，你為他們加油嗎？」
我想了想，回答不出來。德國，我住了十三年的地方，我最親愛的孩子們成長的家鄉，對於我是什麼呢？ 她不耐煩了，又問，「那──你為不為台灣隊加油啊？」
我又開始想，嗯，台灣隊……不一定啊。要看情形，譬如說，如果台灣隊是跟──尼泊爾或者越南或者非洲的蘇丹比賽，說不定我會為後者加油呢，因為，這些國家很弱勢啊。
朋友懶得理我了，自顧自嘟噥著說，「去你的世界公民，我可只為中國隊加油。」
她兩個月前才離開中國。
為什麼我這麼猶豫，安德烈？是什麼使得我看什麼金牌都興奮不起來？電視上的人們單純，熱烈，奮力伸出手，在擁擠得透不過氣來的人群裡，試圖摸到運動員的手，我想的卻是：這五十個人，在香港大選前四天，被北京「派」到香港來做宣傳，為「保皇黨」拉票，做政治工具，他們清楚嗎？或說，他們在乎嗎？
你說，為台灣隊加油的激情到哪兒去了？難道世界公民主義真的可以取代素樸的民族主義或者社群情感？怎麼我對「民族」這東西感覺這麼冷？從小到大，我們被教導以做中國人為榮，「為榮」和「為恥」是連在一起的。
我的冷來自哪裡？
我當年流傳很廣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一位有名的前輩寫的是「醜陋的中國人」，批判的都是我們自己。然後突然，「中國人」這詞變成了別人，甚至是「敵人」，而我們變成「台灣人」。然後尷尬的局面就常出現，譬如說，講「勤儉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或者「中秋和七夕蘊含著中國人的美學」時，很多人句子講一半就，嗯，卡住了，不知怎麼講完這個句子，因為，民進黨執政以來，自稱「中國人」在今天的台灣可能招來白眼，極端「不正確」。但是把句子改掉，說，「勤儉是台灣人的傳統美德」或者「中秋和七夕蘊含著台灣人的美學」，又好像偷了別人的東西似的。於是有很多句子不能說了。前幾天在電視新聞裡還看見一個台灣的部長，正要讚美工程人員的認真辛勞，脫口而出「我們中國人──」簡直要天打雷劈了，他馬上中途截斷，改口「我們台灣人」。他面對鏡頭，心裡一定在掌自己的嘴巴。
我的「冷」來自哪裡？老實說，安德烈，作為這個歷史座標點上的台灣人，一種泡得過度腫脹的「台灣民族主義」使我反胃，反胃到疼的地步。政治人物用一隻手把「台灣第一」和「愛台灣」摻血塗在自己額頭上，然後伸出另一隻手去指控別人愛台灣愛得不夠。最近有十一個院士和很多民間團體站出來反對軍購，行政院長，也就是西方的首相，竟然說，反對軍購的人在意識型態和國家認同上有問題。
你或許會跳起來：用西方的詞彙來理解，說出這種話的就是個所謂「右翼份子」，怎麼是這樣一種人在做台灣的首相？你有沒有發現，安德烈，美國的布希不是跟這很像嗎？他不是說，美國代表「善」，某些國家代表「惡」，而不支持他的戰爭政策的美國人就是「不愛國」？
中國的運動員被派遣來做政治演出，台灣的選手一樣，被政治人物召見，擁抱，被推出去競選，被招進來親善。你知道，一個被長年灌食某種飼料的人，見到飼料都想吐。民族主義的飼料──不管是中國牌還是台灣牌的，我們都被灌得撐了，被剝奪的，就是一份本來可以自自然然、單單純純的鄉土之愛，純潔而珍貴的群體歸屬感。它被操弄得變形了。
從羞恥看見歸屬
但是有一個相反的東西卻使我很清楚地看見自己的歸屬：恥感。當代表我的總統跑到國際的舞台上，耍的卻是國內的弄權政治，我特別覺得羞恥。當台灣的商人跑到貧窮的國家訪問，把鈔票拋向空中讓赤腳的孩子去搶，而他在一旁哈哈大笑，我覺得羞恥。當國際新聞報導台灣在中國和東南亞的製造工廠如何不人道地對待工人，我覺得羞恥。當台灣的外交部長在國際的舞台上說出不堪入耳的髒話，（他說新加坡licking the balls of China這是最正確的翻譯），我覺得羞恥。
這份羞恥，使我知道我是台灣人。
美國出兵伊拉克那幾天，我出席了一個宴會。賓客來自很多不同國家。有一個人被介紹時，主人隨口加了一句，「斯蒂夫是美國人。」斯蒂夫一聽，深深一鞠躬，說，「對不起。」他很認真地說，「對不起。」沒解釋他為什麼這樣說，但是大家彷彿都懂了。那是一種恥感。觥籌交錯，一時安靜下來。
我想，他大概也不會只要見到美國隊就瘋狂喊加油吧。
遠離「德國」
我們這一代人，心裡有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不屑，太多的不贊成，對於我們的所謂國家，尤其是一些自稱代表國家的人。
所以，十八歲的安德烈，請你告訴我，你，為德國隊加油嗎？「德國」對你意味著什麼？你覺得自己是「歐洲人」，還是「德國人」？德國的歷史，它的土地、風景、教堂、學校，對你的意義是什麼？你以馬丁路德、以歌德、以尼采、以貝多芬為榮嗎？希特勒的恥辱是不是你的恥辱？你，還有你十八歲的朋友們，已經能自由地擁抱「德國」這個概念嗎？或者，因為歷史給了你們「過度腫脹的」罪感和恥感，押著你們遠離「德國」這個概念，反而又造成另外一種不安和尷尬？
歐洲已經是深秋，森林都變金黃色了吧？我們這兒已是中秋了，海上的月光一天比一天亮。孩子，答應我，踢完球滿頭大汗時，不要直接吹風好嗎？
ＭＭ
二○○四年十月四日
回信
ＭＭ，
記得兩年前，我和朋友擠在法蘭克福的羅馬廣場上──起碼有五千人在那個小廣場上。我們用力揮舞手裡一支巨大的國旗，五千人在等候從韓國和日本參加世界盃足球賽回國的德國國家隊。人們唱歌、鼓掌、有人流下眼淚。在那之前一個禮拜，我們守在廣場上，大概也有一千多人，守在廣場上一個超大螢幕前，看決賽。所有的人都在喊，在唱，在哭，在笑。
好奇怪──好像突然之間，作為「德國人」是一件被容許的事。更奇怪的，你竟然還可以流露出你的身份和你的感情來。
從哪裡說起呢？ＭＭ，你知道爸爸是挺「愛國」的──你曾經不以為然；而他的愛國，我想和爺爺有關。爺爺，他的父親，在蘇聯戰場打過仗。他的叔叔，在從列寧格勒撤退的大雪地裡失蹤。所以我其實受到爸爸某個程度的影響，可以說是以德國為榮的，但是因為納粹的歷史，我很小很小的時候，就知道這種「榮」的情感不可以流露出來，是「錯誤」的。
你記不記得，我小學的時候就很喜歡看各種統計指標，每次看到在什麼指標上德國被列入世界前十名，就很高興，甚至還包括什麼「欠債最多」前十名。好像也很光榮，反正不懂。
所以從小，一方面在心裡關心自己的國家，以它為榮，另一方面又要表現得很冷淡，很壓抑，像拔河一樣，有一種緊張，要小心翼翼才能不說錯話。覺得德國是個不錯的國家這種感覺是沒有人敢顯露，大家都要藏起來的。在別的國家你常看到國旗，德國很少；國歌也很難聽得見。我記得，ＭＭ，當你發現我們小學的開學典禮在教堂裡舉行，你大吃一驚。意思是說，不是政教分離嗎，怎麼在學校裡有宗教影響？
你有沒有想過，ＭＭ，那是因為，德國人逃避「國家」這個東西，以致於宗教都顯得比較「安全」。逃避「政」，所以「教」就凸顯了。
在這種與「國家」保持距離的文化和教育中長大，我看見它的優點：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真的很少很少愛國宣傳的影響；當你對「國家」抱著一種不信任的時候，你比較能夠冷靜地去分析它的問題所在。
讓我自由吧
可是最近幾年，年輕人，我這一代人，對這種老是小心翼翼、老是怕做錯事說錯話，老是要保持「政治正確」的行為和思維模式，開始覺得煩了。很多年輕人開始說，我要做我自己想做的，說我自己想說的，讓我自由吧，我受夠了。
我不是社會學家，但是我覺得，世界盃足球賽對德國的集體意識有巨大影響。譬如說，在一九五四年的世界盃比賽裡，德國出乎意料地贏了當時一直稱霸的瑞士隊。你想想一九五四年的德國人自信心多麼低落，自我感覺多麼壞，二戰才結束沒多久。這場比賽使德國人重新發覺，咦，我沒那麼糟，我還行啊。
這一兩年來，我有個感覺，好像德國文化像浪頭一樣起來──我說的當然是流行音樂、時尚、電影等等通俗文化。
好萊塢文化本來也籠罩一切的，但是最近，突然有好多德國電影，譬如「再見列寧」，還有「曼尼圖的鞋子」，大大走紅。一群很年輕很傑出的德國演員，突然出現。還有流行音樂，本來只聽美國音樂的我們，也開始聽起德國的創作了── 我得走了，因為練球的時間到了。不是我自己踢，每個星期六是我當教練。你不要笑，ＭＭ，這群孩子足球員，我從他們四歲開始教，現在他們六歲了，非常可愛，教他們踢球能讓我自己放鬆，忘記功課的壓力和任何不愉快的事。跟他們一起使我很快樂，更何況，我覺得我對他們有責任呢。
給你「偷窺」一下我和一個美國朋友昨晚的的ＭＳＮ交談（見二五六頁），你可能覺得有一點意思。路易斯跟我同年，在波士頓讀大一。
安德烈
二○○四年十月五日
（關於龍應台：作家、文化評論者，曾任台北市第一屆文化局局長。現於香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
安德烈與路易斯的MSN
路：昨晚，一個朋友還在跟我談，說我們這一代好像很失落，怎麼定義自己都不知道。二三十年代是「失落的一代」，四十年代是戰爭的一代，五十年代是beatniks，六十年代是嘻皮，七十年代是funkies，八十年代是punk（還有嘻哈），九十年代是rap，而我們是什麼？
安：我覺得自己是不可能給自己下定義的。但是我們這一代缺乏叛逆，缺乏冒險，倒是真的。我們大多在舒適、有教養的家庭裡長大，沒有什麼真正的痛苦，也沒有真正的災難……生活太安逸了，使我們找不到需要叛逆、可以冒險的東西──
路：我們怎麼看自己──還是媒體在塑造我們怎麼看自己？缺叛逆、缺冒險，會不會也是因為主流媒體只會報導不叛逆、不冒險的主流價值？美國媒體都是大財團控制的。
安：但是我們究竟能對什麼叛逆或反抗呢？你們美國人可能有對象──你們有布希，我們這邊不太有。
路：可是我們得找到自己的身份認同啊。沒有衝突，就找不到認同。
安：需要認同嗎？
路：當然。
安：為什麼？
路：因為……心理學家是這麼說的。
安：我要知道你怎麼說。
路：我覺得很重要。
安：為什麼？
路：譬如說，我認識一個黑白混血兒，她卡在兩個種族和文化之間，就很茫然。很多年輕人，為了要有歸屬感，就加入犯罪團體；即使是個犯罪團體，他也要有歸屬。
安：很糟的是，這個社會常常強迫你選邊。
路：對。我問你，做德國人是不是比較累？
安：不久前我去看一場國際足球賽。德國隊踢進一球，群眾跳起來，又唱又喊，我聽見他們混聲唱的是，「德國人，站起來！德國人，站起來！」我嚇一大跳。太陌生了。其實他們唱的完全是一般比賽時加油的歌，譬如柏林跟法蘭克福對決的時候，你可能唱，「柏林人，站起來！」在國際比賽，自然就變成「德國人，站起來」，可是我當下卻覺得，哇，很不習慣，渾身不自在。好奇怪。
路：你馬上想到納粹？
安：正是。
路：你們在學校裡教很多納粹那段歷史？
安：從小學就教，教了又教。我問你，球賽散後，馬路上晃過來五十個美國人，大叫大唱「美國第一」，「美國萬歲」的時候，你會想什麼？
路：我會想，哼，典型美國人。不過，英國人也會這樣。
安：對。如果這樣晃過來的是德國人呢？ 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安：如果是五十個德國人大唱「德國第一」，「德國萬歲」，會把人給嚇死。
路：明白。
安：是什麼，使你成為「美國人」？
路：這太難答了。其實，我不喜歡美國人。
安：那麼你認同什麼？
路：我認同我的同代人。
安：那麼是什麼，使你的這一代人是「美國人」？世界第一強國的年輕人，怎麼理解他自己，還有他跟這個世界之間的關係？
路：我其實跟美國文化很疏離。很少同齡人關心政治。他們說他們反對布希，事實上那樣說只是為了表現自己「酷」。反布希是流行的。年輕人每個都反，除非你是個基督徒或是好戰主義者。
安：你是說，年輕人不知道要跟什麼價值去認同？
路：我們在一個富強的國家裡，富強的意思就是，年輕人可以對政治經濟國際情勢一概幼稚無知，他反正承受得起，讓別人來為他思考。美國青年的悲哀就是這個，我們對世界完全淡漠，只關心自己的小圈。
安：這大概是所有富有國家的共同特徵吧。
作者：龍應台
Sunday, July 31, 2005
英語說不好，so what?
美國華裔第二代移民，十之八九不諳中文。聽得懂能說幾句“母”語，已是大幸，至於能寫能讀，幾近椽木求魚。美國許多華裔父母對子女教育管教之嚴，幾達威嚇利誘之境，令老外咋舌。不過這只限於學校教育，至於母語教育，因為英語至上白人至高心理作祟，華裔家長多是任由孩子“自然發展”。
美國華裔推崇英語看輕母語，有人以為是國情使然，在英語國家，難免如此。但我認為這觀點忽略文化的深層價值觀，追根究底，其實是一種殖民心理。蓋這種英語至上的心理，不限生長於英語國家的華裔，甚至連中國亦如此。中國大學生中文普遍滑落不算新聞，但情況原來更糟，最近上海復旦大學舉行漢語大賽，中國隊竟輸給外國隊，引起學界嘩然。評論者認為，當英語地位在中國被抬高至無以復加的程度，上大學、讀研究所、評定稱職、錄用人才等，大事小事考英語，學生自然將精力投入外語，母語怎麼可能不拙劣？
這種過份推崇英語的心理，在中國大陸如此，我國大馬何嘗不是也差不多？說它過份，因為崇拜之情已非理性。且讓我舉例一二，便不難明白。比如說大馬華裔年輕人的一些活動，大家明明都會說華語，但偏偏就愛以英語交談，不過最大的問題不在於用英語交談，而是使用英語的心理。有讀者讀我文章，電郵我自我簡介時，自謙中文不好，因為“中學受英文教育”。這年頭大馬除國際學校，中學哪來英文教育，後來追問，果不其然，明明是國中生，何必說是受“英語教育”。更甚的是，不少不諳華語的華裔，一點都不為自己聽不懂不會說母語感羞恥，反而看不起那些英語說不好的華人，以為英語說不好的人很kampung。身為大馬華裔，馬來文不行，華文不好，英文不太通，三者之中，如果真要不好意思，到底應為哪一語文欠佳而多感一點虧欠？我發現，國內有些華裔年輕人說自己不懂華語或華語不好時，不但沒有一絲羞愧與難堪，反而還有點自豪飄飄然，以為如此能間接“證明”自己英語行；那種表情，實在病態。
英語至上的心理，在華人世界不算新鮮。由於第三世界國在國際權力級、資源分配、政治地位系統處於低級、隸屬或邊緣的群體，對“中心”有一種過份崇拜的心理，以為那就是“標準”，輕視自己文化與母語，以為是落後象徵。這正是殖民帝國一直以來想方設法建構的心理，以利統治。如今明目張膽的殖民主義不見了，但許多第三世界的老百姓卻未擺脫西方殖民國家在文化意識和知識形式的殖民狀態。後殖民主義就是要批判這種沒有帝國之名的帝國主義。
若要突破這種病態的殖民心理，我們必須開展極具挑釁性的文化。美國人對名字的書寫是姓氏在後，名字在前；我在大學教書時，就堅持我的英文名字就如中文名般，姓在前名在後。這已成了我教授社會學第一堂課的開場白，我讓我的同事與學生知道這是我的文化，世界不都是如美國“想像”般的，或以西方為絕對唯一的標準。這是樁小事，但對我而言，這是一種對內化殖民意識的自我根除，是一種後殖民文化抵抗之政治與意識活動，向西方人表示“我也可以教育你”。這不是一種敵對位置的倒轉，而是一種新的權力關係之交融，意味對一個知識領域掌握復原和重新賦予活力的權威，強調一種關係的平等，倡明“我們可以彼此學習”。
對於英語說得好的人，我們可以羡慕，但不必自卑。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自由女神下．歐陽文風．31／07／2005
美國華裔推崇英語看輕母語，有人以為是國情使然，在英語國家，難免如此。但我認為這觀點忽略文化的深層價值觀，追根究底，其實是一種殖民心理。蓋這種英語至上的心理，不限生長於英語國家的華裔，甚至連中國亦如此。中國大學生中文普遍滑落不算新聞，但情況原來更糟，最近上海復旦大學舉行漢語大賽，中國隊竟輸給外國隊，引起學界嘩然。評論者認為，當英語地位在中國被抬高至無以復加的程度，上大學、讀研究所、評定稱職、錄用人才等，大事小事考英語，學生自然將精力投入外語，母語怎麼可能不拙劣？
這種過份推崇英語的心理，在中國大陸如此，我國大馬何嘗不是也差不多？說它過份，因為崇拜之情已非理性。且讓我舉例一二，便不難明白。比如說大馬華裔年輕人的一些活動，大家明明都會說華語，但偏偏就愛以英語交談，不過最大的問題不在於用英語交談，而是使用英語的心理。有讀者讀我文章，電郵我自我簡介時，自謙中文不好，因為“中學受英文教育”。這年頭大馬除國際學校，中學哪來英文教育，後來追問，果不其然，明明是國中生，何必說是受“英語教育”。更甚的是，不少不諳華語的華裔，一點都不為自己聽不懂不會說母語感羞恥，反而看不起那些英語說不好的華人，以為英語說不好的人很kampung。身為大馬華裔，馬來文不行，華文不好，英文不太通，三者之中，如果真要不好意思，到底應為哪一語文欠佳而多感一點虧欠？我發現，國內有些華裔年輕人說自己不懂華語或華語不好時，不但沒有一絲羞愧與難堪，反而還有點自豪飄飄然，以為如此能間接“證明”自己英語行；那種表情，實在病態。
英語至上的心理，在華人世界不算新鮮。由於第三世界國在國際權力級、資源分配、政治地位系統處於低級、隸屬或邊緣的群體，對“中心”有一種過份崇拜的心理，以為那就是“標準”，輕視自己文化與母語，以為是落後象徵。這正是殖民帝國一直以來想方設法建構的心理，以利統治。如今明目張膽的殖民主義不見了，但許多第三世界的老百姓卻未擺脫西方殖民國家在文化意識和知識形式的殖民狀態。後殖民主義就是要批判這種沒有帝國之名的帝國主義。
若要突破這種病態的殖民心理，我們必須開展極具挑釁性的文化。美國人對名字的書寫是姓氏在後，名字在前；我在大學教書時，就堅持我的英文名字就如中文名般，姓在前名在後。這已成了我教授社會學第一堂課的開場白，我讓我的同事與學生知道這是我的文化，世界不都是如美國“想像”般的，或以西方為絕對唯一的標準。這是樁小事，但對我而言，這是一種對內化殖民意識的自我根除，是一種後殖民文化抵抗之政治與意識活動，向西方人表示“我也可以教育你”。這不是一種敵對位置的倒轉，而是一種新的權力關係之交融，意味對一個知識領域掌握復原和重新賦予活力的權威，強調一種關係的平等，倡明“我們可以彼此學習”。
對於英語說得好的人，我們可以羡慕，但不必自卑。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自由女神下．歐陽文風．31／07／2005
天上飛的地上走的
長途飛行
長途飛行是一種修行。十幾個小時，穿越不同時區的噴射機之旅，已經成為現代人必修的功課。尤其在節日的長假期，飛機上擠滿了旅行團和要回家團聚的遊子，每個人都要擠在那個窄窄的位置上，呼吸那些充滿壓迫感的空氣，也在呼吸這種愛恨交織的必要之惡。
也許唯一的救贖是閱讀和睡覺。帶了幾本最新的雜誌，看了一會兒就睡著了。但在飛機上睡覺，永遠不會睡得很熟，在萬呎高空上，夢境好像要被地心吸力牽引，恍恍惚惚之間又會被驚醒，因為附近總會有一個嬰孩的哭聲，讓你覺得這些純真的聲音是如此可怖。
我只有站起來，躲到洗手間去洗一個冷水臉，然後開始在飛機上走動一下，從後面走到前面，再從前面走到後面，這也許是避免經濟艙症候群的招數，避免四肢在被困住的空間內僵硬起來。我向空中服務員要白開水來喝，不斷用水來沖走那些煩厭與焦慮的感覺。
飛機上開始放電影了。我站在機尾的角落，看一齣好萊塢大片，不戴耳機、沒有聲音、只看字幕，居然也看得津津有味。但不久嬰兒的哭聲又再響起，就好像電影的背景音樂，但我在這一刻已沒有了焦慮，反而覺得這是一種試煉，因為長途飛行就是一種修行，要在一個高空的囚籠中修成正果。
洛城開車
看天皇巨星湯告魯斯改演反派，在《同行殺機》（Collateral）中，演一個在洛杉磯晚上連幹6人的殺手，他雇用一名計程車司機，跑遍了整個城市。電影罕有地拍出洛杉磯的另一種美感，有一種沉鬱的美，也有一種城市荒原的魅力。
我在洛杉磯只住了大半年，匆匆的來，匆匆的去，一切都因為新聞。1980年間《美洲中國時報》在美國創刊，編輯總部開始時設在洛杉磯，我當時在柏克萊加州大學工作，被老同事及老東家徵召歸隊，從舊金山開車到洛杉磯報到上班。
這城市具有罕見的龐大資源，即使在紐約住了很多年，也還是被洛杉磯的大都會所感動，尤其這城市的感覺是以汽車的行車時間來衡量，就好像電影中的計程車司機，會計算從甲地到乙地的時間。
也許就是在洛杉磯的生活，使我愛上了汽車美國，體會汽車與人的愛恨關係，一方面開車馳騁，是個人自由的延伸，另一方面也常使人深受塞車之苦，陷在高速公路的車海中，暫時失去了自由。但在南加州的巨大腹地中，開車可以駛進很多意外的驚喜。我永遠不會忘記，第一次買一本洛杉磯地圖，竟是厚厚的一本書，原來這個大都會藏有五十多個“城市”，市中有市，環環相扣。那本翻不完的地圖，成為我在這城市荒原中尋尋覓覓的指南。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撫摸心跳．邱立本．31／07／2005
長途飛行是一種修行。十幾個小時，穿越不同時區的噴射機之旅，已經成為現代人必修的功課。尤其在節日的長假期，飛機上擠滿了旅行團和要回家團聚的遊子，每個人都要擠在那個窄窄的位置上，呼吸那些充滿壓迫感的空氣，也在呼吸這種愛恨交織的必要之惡。
也許唯一的救贖是閱讀和睡覺。帶了幾本最新的雜誌，看了一會兒就睡著了。但在飛機上睡覺，永遠不會睡得很熟，在萬呎高空上，夢境好像要被地心吸力牽引，恍恍惚惚之間又會被驚醒，因為附近總會有一個嬰孩的哭聲，讓你覺得這些純真的聲音是如此可怖。
我只有站起來，躲到洗手間去洗一個冷水臉，然後開始在飛機上走動一下，從後面走到前面，再從前面走到後面，這也許是避免經濟艙症候群的招數，避免四肢在被困住的空間內僵硬起來。我向空中服務員要白開水來喝，不斷用水來沖走那些煩厭與焦慮的感覺。
飛機上開始放電影了。我站在機尾的角落，看一齣好萊塢大片，不戴耳機、沒有聲音、只看字幕，居然也看得津津有味。但不久嬰兒的哭聲又再響起，就好像電影的背景音樂，但我在這一刻已沒有了焦慮，反而覺得這是一種試煉，因為長途飛行就是一種修行，要在一個高空的囚籠中修成正果。
洛城開車
看天皇巨星湯告魯斯改演反派，在《同行殺機》（Collateral）中，演一個在洛杉磯晚上連幹6人的殺手，他雇用一名計程車司機，跑遍了整個城市。電影罕有地拍出洛杉磯的另一種美感，有一種沉鬱的美，也有一種城市荒原的魅力。
我在洛杉磯只住了大半年，匆匆的來，匆匆的去，一切都因為新聞。1980年間《美洲中國時報》在美國創刊，編輯總部開始時設在洛杉磯，我當時在柏克萊加州大學工作，被老同事及老東家徵召歸隊，從舊金山開車到洛杉磯報到上班。
這城市具有罕見的龐大資源，即使在紐約住了很多年，也還是被洛杉磯的大都會所感動，尤其這城市的感覺是以汽車的行車時間來衡量，就好像電影中的計程車司機，會計算從甲地到乙地的時間。
也許就是在洛杉磯的生活，使我愛上了汽車美國，體會汽車與人的愛恨關係，一方面開車馳騁，是個人自由的延伸，另一方面也常使人深受塞車之苦，陷在高速公路的車海中，暫時失去了自由。但在南加州的巨大腹地中，開車可以駛進很多意外的驚喜。我永遠不會忘記，第一次買一本洛杉磯地圖，竟是厚厚的一本書，原來這個大都會藏有五十多個“城市”，市中有市，環環相扣。那本翻不完的地圖，成為我在這城市荒原中尋尋覓覓的指南。
星洲廣場‧作者：星洲日報／撫摸心跳．邱立本．31／07／2005
<<星洲日报>>报馆一日游
感谢拉曼学院的华文学会, 让我有机会踏入<<星洲日报>>报馆总社。
<<星洲日报>>从动荡的八零年代末期一路走过,经历了停刊和复刊的考验，至今已在大马设立了五间印刷厂，并创下全马销售四十万份的漂亮成绩。
新闻部工作态度严肃而紧奏；文教部却是来得轻松些。而我则喜欢前者的忙碌，但也向往后者的悠闲。
科技资讯的发达为报馆的作业带来许多好处。从写稿、审稿到编辑的程序，都是由一个电脑系统来处理，因此省下不少时间和麻烦。
原来副刊是比新闻版提前印刷。所以当我们看见明日的星洲广场和周刊时，感到莫名的兴奋，仿佛拥有预知明日事的能力。
听了文教部的职员分享身为一名记者的趣味和心酸的经验，知道我也和他们一样，是为理想与华人文化而奋斗，我祈祷，但愿我们心中的这把野火永不熄灭。
在此，我向全体华文媒体工作者致敬，谢谢你们，让我这一代和下一代可以继续阅读与接触华文，并引以为傲。
<<星洲日报>>从动荡的八零年代末期一路走过,经历了停刊和复刊的考验，至今已在大马设立了五间印刷厂，并创下全马销售四十万份的漂亮成绩。
新闻部工作态度严肃而紧奏；文教部却是来得轻松些。而我则喜欢前者的忙碌，但也向往后者的悠闲。
科技资讯的发达为报馆的作业带来许多好处。从写稿、审稿到编辑的程序，都是由一个电脑系统来处理，因此省下不少时间和麻烦。
原来副刊是比新闻版提前印刷。所以当我们看见明日的星洲广场和周刊时，感到莫名的兴奋，仿佛拥有预知明日事的能力。
听了文教部的职员分享身为一名记者的趣味和心酸的经验，知道我也和他们一样，是为理想与华人文化而奋斗，我祈祷，但愿我们心中的这把野火永不熄灭。
在此，我向全体华文媒体工作者致敬，谢谢你们，让我这一代和下一代可以继续阅读与接触华文，并引以为傲。
藏在心中的小鎮
MM，
我畢業了。
我正坐在陽台上，近傍晚的陽光穿過樹林，把長長的樹影灑地面上。剛下過一陣雨，到處還是濕的。我點起一根煙，給自己倒了一杯紅酒，看天空很藍。煙，緩緩繚繞，消失，我開始想那過去的日子。
是不是所有畢業的人都會感到一種慢溫溫的留戀和不捨？我要離開了，離開這個我生活了一輩子的小鎮——我的「家」。我開始想，我的「家」，又是什麼呢？最重要的不是父母（MM別生氣啊），是我的朋友。怎麼能忘記那些星期天的下午，總是蹉跎逗留到最後一刻，假裝不記得還有功課要做。在黑暗的大雪夜裡，我們擠進小鎮的咖啡館喝熱呼呼的茶。在夏日明亮的午後，我們溜到小鎮公園的草坪去踢足球，躺在池塘邊聊天到天黑，有時候水鴨會嘩一聲飛過我們的頭。
一個只有兩萬人口的小鎮克倫堡，聽起來好像會讓你無聊死，尤其對我們年輕人，可是，我覺得它是「家」，我感覺一種特別的眷戀。人們可能會以為，這麼小的小鎮，文化一定很單調，裡頭的居民大概都是最典型、最沒個性、最保守的土德國人。其實正好相反，克倫堡國際得很。就拿我那三個最好的朋友來說吧，你或許還記得他們？
克倫堡的「混血黨」
穆尼爾，是德國和突尼西亞的混血，生在沙烏地阿拉伯，然後在杜拜、突尼西亞長大。佛瑞弟，跟我「穿一條褲子」的哥兒們，是德國和巴西的混血，會講葡萄牙語、西班牙語、法語和英語，除了德語之外。大衛——一看這名字你就知道他是猶太人。大衛的母親是德國人，父親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也會說意第緒語。然後是我自己，是德國和台灣的混血。我們四個死黨走上街時，簡直就是個「混血黨」。但是你要知道，我們在克倫堡一點也不特別，我們這樣的背景幾乎是克倫堡小鎮的「典型」。死黨外一圈的好朋友裡面，我用手指可以數出來：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土耳其人、西班牙人、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韓國人……，當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確實有時候會引發爭執，但是大部份的時候，「混血兒」和「混血兒」還處得特別好，特別有默契。
譬如說，我們隨便到一個空的足球場，準備踢球。不管認不認識，人數一夠，就開始組隊比賽。幾乎每一次，會自然而然分成兩隊：德國隊和國際隊。凡是有國際背景的就自動歸到國際隊去了。這和種族主義沒任何關係，大家只是覺得這樣比較好玩。我自己從來沒有因為我的中國血統（還是應該說「台灣血統」？我搞不清楚，MM）而受到過任何歧視。而且，我們常常開種族差異的玩笑。
遺憾，不捨
昨天我和佛瑞弟，還有佛瑞弟的金髮女朋友一起看足球賽。剛好是巴西對阿根廷——兩個不共戴天的世仇。佛瑞弟當然很激動地在為他的巴西隊加油，我就故意給阿根廷加油。足球賽一定會引發政治和文化的衝突的，很快我們就變成真正在爭吵，巴西人還是阿根廷人比較傲慢、愚笨、醜陋等等。吵到一半，佛瑞弟的女朋友好奇地問，「如果你們兩個人都是純粹德國人的話，會怎麼樣？」
我們愣了一下，然後兩個人幾乎同時說，「那我們會悶死，跳樓算了。」多國文化，就像湯裡的香料，使生活多了滋味。
我馬上要去香港了，那是一個多麼不一樣的世界。我發愁的是，我怎麼跟我的克倫堡朋友們說再見？你怎麼跟十年來都是你生活核心的好友說再見，而心裡又知道，人生岔路多，這種再見很可能是永遠的？甚至那些你沒有深交，但是很喜歡的人，你還沒有機會去告訴他們你對他們的好感，以後，他們將從你的人生完全地消失。我感覺一種遺憾。你或許會說，安德烈，人生就是這樣，一條線往前走，沒什麼好遺憾的。我知道，但是，我還是覺得遺憾，不捨。
所以我坐在這陽台上，細細回想我們共有的美好時光，把回憶擁在心裡，往前走，但是知道我來自哪裡。
安德烈
安，我也聽一個尼加拉瓜人這樣講阿根廷人：在酒館裡，一個尼加拉瓜人問另一個尼加拉瓜人，「ＥＧＯ是什麼？」被問的人答道，「就是在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的一個小阿根廷人。」旁邊一個阿根廷人聽到了，站起來粗聲質問，「你說『小』阿根廷人，什麼意思？」
你不用道歉，我明白我不是你最重要的一部份。那個階段，早就過去了。父母親，對於一個二十歲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棟舊房子：你住在它裡面，它為你遮風擋雨，給你溫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房子，你不會和房子去說話，去溝通，去體貼它、討好它。搬家具時碰破了一個牆角，你也不會去說「對不起」。父母啊，只是你完全視若無睹的住慣了的舊房子吧。
我猜想要等足足二十年以後，你才會回過頭來，開始注視這沒有聲音的老屋，發現它已殘敗衰弱，逐漸逐漸地走向人生的「無」、宇宙的「滅」；那時候，你才會回過頭來深深注視。
你畢業了。好幾個鏡頭重疊在我眼前：你從幼稚園畢業，因為不了解「畢業」的意思，第二天無論如何仍舊要去幼稚園。到了那裡一看，全是新面孔——朋友全不見了。
你呆呆地站在門口，不敢進去，又不願離去，就站在那門口，小小的臉，困惑、失落。「他們，」你說，「他們，都到哪裡去了？」 然後是上小學第一天。老師牽起你的手，混在一堆花花綠綠、嘰嘰喳喳的小學生裡，你走進教室。我看著你的背影消失在門後；你的背著書包的背影。
一次次的離開
在那個電光石火的一刻裡我就已經知道：和你的緣分，在這一生中，將是一次又一次地看著你離開，對著你的背影默默揮手。以後，這樣的鏡頭不斷重複：你上中學，看著你衝進隊伍，不再羞怯；你到美國遊學，在機場看著你的背影在人群中穿插，等著你回頭一瞥，你卻頭也不回地昂然進了關口，真的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畢業，就是離開。是的，你正在離開你的朋友們，你正在離開小鎮，離開你長大的房子和池塘，你同時也正在離開你的父母，而且，也是某一種永遠的離開。
當然，你一定要「離開」，才能開展你自己。
所謂父母，就是那不斷對著背影既欣喜又悲傷、想追回擁抱又不敢聲張的人。
你有一個「家」，而這個「家」是克倫堡小鎮，安德烈，這不是偶然的。這要從你的母親開始說起。如果你用英文Google一下你母親的履歷，你會發現這麼一行描述：「生為難民的女兒，她於一九五二年出生在台灣。」難民，在英文是「庇護民」（r e f u g e e），在德文是「逃民」（Fluchling）。所謂「逃難」，中文強調那個「難」字，德文強調那個「逃」字。為了逃離一種立即的「難」，「逃民」其實進入一種長期的、緩慢的「難」——拋棄了鄉土、分散了家族、失去了財產、脫離了身分和地位的安全託付、被剝奪了語言和文化的自信自尊。「逃」，在「難」與「難」之間。你的母親，就是二十世紀的Diaspora的女兒。
所以她終其一生，是沒有一個小鎮可以稱為「家」的。她從一個小鎮到另一個小鎮，每到一個小鎮，她都得接受人們奇異的眼光；好不容易交到了朋友，熟悉了小鎮的氣味，卻又是該離開的時候了。她是永遠的「插班生」，永遠的new k i d o n t h eblock。陌生人，很快可以變成朋友，問題是，朋友，更快地變成陌生人，因為你不斷地離開。「逃民」被時代的一把劍切斷了她和土地、和傳統、和宗族友群的連結韌帶，她漂浮，她懸在半空中。因此，她也許對這個世界看得特別透徹，因為她不在友群裡，視線不被擋住，但是她處在一種靈魂的孤獨中。
別做靈魂的漂泊者
她給你一個家，深深扎在土地上，穩穩包在一個小鎮裡，是因為她希望你在泥土上長大；希望你在走向全球之前，先有自己的村子；希望你，在將來放浪天涯的漂泊路途上，永遠有一個不變的小鎮等著接納你，永遠有老友什麼都不問地擁你入懷抱。她不要你和她一樣，做一個靈魂的漂泊者——那也許是文學的美好境界，卻是生活的苦楚。沒有人希望她的孩子受苦，即使他可能因為苦楚而成為比較深刻的藝術家。
我感覺到你信裡所流露的惆悵和不捨。
難道，你已經知道，「畢業」藏著極深的隱喻？難道，你已經知道，你不僅只在離開你的小鎮，你的朋友，你同時在離開人生裡幾乎是唯一的一段純潔無憂的生活，離開一個懵懂少年的自己，而且是永遠地離開？那些晨昏相處、相濡以沫的好朋友們，安德烈，從此各奔四方，歲月的塵沙，滾滾撲面，再重逢時，也已不再是原來的少年了。
我又想起你站在幼稚園門口徘徊的那一幕。
你從哪裡來？
是的，我記得克倫堡的街坊國際人多、混血兒多。所以我很高興你一點也不特出。也因為小鎮種族和文化多元，所以我這「外籍媽媽」在任何場合堅持和你們說中文，一點兒也不引人側目，而且德國人羨慕你們在雙語或甚至於三語的環境裡成長。也因此，你知道嗎，安德烈。在台灣，每八個出生的嬰兒裡有一個是「外籍媽媽」生的，但是很多台灣人並不尊重這些「外籍媽媽」的文化和 語言——越南語、馬來語、菲律賓語……，在許多人心目中，這些都是次等的文化和語言，以強勢文化的姿態要求這些「外籍媽媽」 們「融入」台灣，變成台灣人。我想，如果德國人以強勢文化的高姿態要求我不要和我的孩子說中文，要求我「融入」，變成德國人——你覺得我會怎麼反應呢？
心中的小鎮不會變
學會尊重異文化真需要很長的時間。你剛好成長在德國一個比較好的時期，五十年前的德國人，我相信，不是現在這樣的寬容的。納粹時期不說，五○年代對土耳其人的態度也是很糟的。可是國際化真的可以學習，或許對於台灣人，也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而已。但是，那時間很長，而現在在那兒養兒育女的「外籍媽媽」日子可不好過，他們的孩子也被剝奪一個多元的、為母語驕傲的環境教育。
我最近也碰到一些「奇怪」的人，「奇怪」在於，身分複雜到你無法介紹他。我們還是習慣地說，他是日本人，他是法國人，他是印度人等等，但是對伊里亞你怎麼辦。我們都是柏林國際文學獎的評審，十個評審分別來自十個語文區，我負責華文區域。伊里亞坐在我旁邊，我問他，「你來自哪裡？」標準的見面的問候吧，但是他沈吟了半天，然後說，「我拿的是德國護照。」「喔，」我知道，麻煩了。他自己也不知該怎麼回答「你來自哪裡」這個古老而原始的問題。
伊里亞出生在保加利亞，所以說斯拉夫語系的保加利亞語。六歲時，父母帶著他逃亡到德國，為他取得了德國護照，作為保護。然後他們遷居非洲肯亞，他在肯亞上英文學校，所以他會英語和流利的非洲Swahili。高中畢業之後他回慕尼黑上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於是德文變成他寫作的語言。之後他到孟買去住了六年，又到阿拉伯去生活了幾年，信仰了回教……。
「你來自哪裡？」
這個問題，在大流動的二十一世紀，真的愈來愈不好回答呢。然後我在香港遇到了「柔和」。「柔和」是一個印度名字，長得也像個印度人，有著很柔和的眼睛。他若是走在某一個城市某一條街上，人們可能直覺地以為他來自印度或巴基斯坦。但是，不，他是香港「原住民」，已經有好幾代的家族出生在香港，比滿街的香港中國人要香港得多。
他講英語，拿英國護照，但他是香港人，可是由於血統，他又不被承認是「中國」人；看起來像印度人，但是他和印度關係不深……「你來自哪裡？」你要他怎麼回答呢？ 所以我在想，全球化的趨勢這樣急遽地走下去，我們是不是逐漸地要拋棄「每一個人一定屬於一個國家」的老觀念？愈來愈多的人，可能只有文化和語言，沒有國家；很可能他所持護照的國家，不是他心靈所屬的家園，而他所願意效忠的國家，卻拒絕給他國籍；或者，愈來愈多的人，根本就沒有了所謂「效忠」的概念？
可是不管國家這種單位發生了什麼根本的變化，有了或沒了，興盛了或滅亡了，變大了或變小了，安德烈，小鎮不會變。泥土和記憶不會變。
我很歡喜你心中有一個小鎮，在你駛向大海遠走高飛之前。
MM
作者：龍應台
我畢業了。
我正坐在陽台上，近傍晚的陽光穿過樹林，把長長的樹影灑地面上。剛下過一陣雨，到處還是濕的。我點起一根煙，給自己倒了一杯紅酒，看天空很藍。煙，緩緩繚繞，消失，我開始想那過去的日子。
是不是所有畢業的人都會感到一種慢溫溫的留戀和不捨？我要離開了，離開這個我生活了一輩子的小鎮——我的「家」。我開始想，我的「家」，又是什麼呢？最重要的不是父母（MM別生氣啊），是我的朋友。怎麼能忘記那些星期天的下午，總是蹉跎逗留到最後一刻，假裝不記得還有功課要做。在黑暗的大雪夜裡，我們擠進小鎮的咖啡館喝熱呼呼的茶。在夏日明亮的午後，我們溜到小鎮公園的草坪去踢足球，躺在池塘邊聊天到天黑，有時候水鴨會嘩一聲飛過我們的頭。
一個只有兩萬人口的小鎮克倫堡，聽起來好像會讓你無聊死，尤其對我們年輕人，可是，我覺得它是「家」，我感覺一種特別的眷戀。人們可能會以為，這麼小的小鎮，文化一定很單調，裡頭的居民大概都是最典型、最沒個性、最保守的土德國人。其實正好相反，克倫堡國際得很。就拿我那三個最好的朋友來說吧，你或許還記得他們？
克倫堡的「混血黨」
穆尼爾，是德國和突尼西亞的混血，生在沙烏地阿拉伯，然後在杜拜、突尼西亞長大。佛瑞弟，跟我「穿一條褲子」的哥兒們，是德國和巴西的混血，會講葡萄牙語、西班牙語、法語和英語，除了德語之外。大衛——一看這名字你就知道他是猶太人。大衛的母親是德國人，父親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也會說意第緒語。然後是我自己，是德國和台灣的混血。我們四個死黨走上街時，簡直就是個「混血黨」。但是你要知道，我們在克倫堡一點也不特別，我們這樣的背景幾乎是克倫堡小鎮的「典型」。死黨外一圈的好朋友裡面，我用手指可以數出來：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土耳其人、西班牙人、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韓國人……，當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確實有時候會引發爭執，但是大部份的時候，「混血兒」和「混血兒」還處得特別好，特別有默契。
譬如說，我們隨便到一個空的足球場，準備踢球。不管認不認識，人數一夠，就開始組隊比賽。幾乎每一次，會自然而然分成兩隊：德國隊和國際隊。凡是有國際背景的就自動歸到國際隊去了。這和種族主義沒任何關係，大家只是覺得這樣比較好玩。我自己從來沒有因為我的中國血統（還是應該說「台灣血統」？我搞不清楚，MM）而受到過任何歧視。而且，我們常常開種族差異的玩笑。
遺憾，不捨
昨天我和佛瑞弟，還有佛瑞弟的金髮女朋友一起看足球賽。剛好是巴西對阿根廷——兩個不共戴天的世仇。佛瑞弟當然很激動地在為他的巴西隊加油，我就故意給阿根廷加油。足球賽一定會引發政治和文化的衝突的，很快我們就變成真正在爭吵，巴西人還是阿根廷人比較傲慢、愚笨、醜陋等等。吵到一半，佛瑞弟的女朋友好奇地問，「如果你們兩個人都是純粹德國人的話，會怎麼樣？」
我們愣了一下，然後兩個人幾乎同時說，「那我們會悶死，跳樓算了。」多國文化，就像湯裡的香料，使生活多了滋味。
我馬上要去香港了，那是一個多麼不一樣的世界。我發愁的是，我怎麼跟我的克倫堡朋友們說再見？你怎麼跟十年來都是你生活核心的好友說再見，而心裡又知道，人生岔路多，這種再見很可能是永遠的？甚至那些你沒有深交，但是很喜歡的人，你還沒有機會去告訴他們你對他們的好感，以後，他們將從你的人生完全地消失。我感覺一種遺憾。你或許會說，安德烈，人生就是這樣，一條線往前走，沒什麼好遺憾的。我知道，但是，我還是覺得遺憾，不捨。
所以我坐在這陽台上，細細回想我們共有的美好時光，把回憶擁在心裡，往前走，但是知道我來自哪裡。
安德烈
安，我也聽一個尼加拉瓜人這樣講阿根廷人：在酒館裡，一個尼加拉瓜人問另一個尼加拉瓜人，「ＥＧＯ是什麼？」被問的人答道，「就是在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的一個小阿根廷人。」旁邊一個阿根廷人聽到了，站起來粗聲質問，「你說『小』阿根廷人，什麼意思？」
你不用道歉，我明白我不是你最重要的一部份。那個階段，早就過去了。父母親，對於一個二十歲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棟舊房子：你住在它裡面，它為你遮風擋雨，給你溫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房子，你不會和房子去說話，去溝通，去體貼它、討好它。搬家具時碰破了一個牆角，你也不會去說「對不起」。父母啊，只是你完全視若無睹的住慣了的舊房子吧。
我猜想要等足足二十年以後，你才會回過頭來，開始注視這沒有聲音的老屋，發現它已殘敗衰弱，逐漸逐漸地走向人生的「無」、宇宙的「滅」；那時候，你才會回過頭來深深注視。
你畢業了。好幾個鏡頭重疊在我眼前：你從幼稚園畢業，因為不了解「畢業」的意思，第二天無論如何仍舊要去幼稚園。到了那裡一看，全是新面孔——朋友全不見了。
你呆呆地站在門口，不敢進去，又不願離去，就站在那門口，小小的臉，困惑、失落。「他們，」你說，「他們，都到哪裡去了？」 然後是上小學第一天。老師牽起你的手，混在一堆花花綠綠、嘰嘰喳喳的小學生裡，你走進教室。我看著你的背影消失在門後；你的背著書包的背影。
一次次的離開
在那個電光石火的一刻裡我就已經知道：和你的緣分，在這一生中，將是一次又一次地看著你離開，對著你的背影默默揮手。以後，這樣的鏡頭不斷重複：你上中學，看著你衝進隊伍，不再羞怯；你到美國遊學，在機場看著你的背影在人群中穿插，等著你回頭一瞥，你卻頭也不回地昂然進了關口，真的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畢業，就是離開。是的，你正在離開你的朋友們，你正在離開小鎮，離開你長大的房子和池塘，你同時也正在離開你的父母，而且，也是某一種永遠的離開。
當然，你一定要「離開」，才能開展你自己。
所謂父母，就是那不斷對著背影既欣喜又悲傷、想追回擁抱又不敢聲張的人。
你有一個「家」，而這個「家」是克倫堡小鎮，安德烈，這不是偶然的。這要從你的母親開始說起。如果你用英文Google一下你母親的履歷，你會發現這麼一行描述：「生為難民的女兒，她於一九五二年出生在台灣。」難民，在英文是「庇護民」（r e f u g e e），在德文是「逃民」（Fluchling）。所謂「逃難」，中文強調那個「難」字，德文強調那個「逃」字。為了逃離一種立即的「難」，「逃民」其實進入一種長期的、緩慢的「難」——拋棄了鄉土、分散了家族、失去了財產、脫離了身分和地位的安全託付、被剝奪了語言和文化的自信自尊。「逃」，在「難」與「難」之間。你的母親，就是二十世紀的Diaspora的女兒。
所以她終其一生，是沒有一個小鎮可以稱為「家」的。她從一個小鎮到另一個小鎮，每到一個小鎮，她都得接受人們奇異的眼光；好不容易交到了朋友，熟悉了小鎮的氣味，卻又是該離開的時候了。她是永遠的「插班生」，永遠的new k i d o n t h eblock。陌生人，很快可以變成朋友，問題是，朋友，更快地變成陌生人，因為你不斷地離開。「逃民」被時代的一把劍切斷了她和土地、和傳統、和宗族友群的連結韌帶，她漂浮，她懸在半空中。因此，她也許對這個世界看得特別透徹，因為她不在友群裡，視線不被擋住，但是她處在一種靈魂的孤獨中。
別做靈魂的漂泊者
她給你一個家，深深扎在土地上，穩穩包在一個小鎮裡，是因為她希望你在泥土上長大；希望你在走向全球之前，先有自己的村子；希望你，在將來放浪天涯的漂泊路途上，永遠有一個不變的小鎮等著接納你，永遠有老友什麼都不問地擁你入懷抱。她不要你和她一樣，做一個靈魂的漂泊者——那也許是文學的美好境界，卻是生活的苦楚。沒有人希望她的孩子受苦，即使他可能因為苦楚而成為比較深刻的藝術家。
我感覺到你信裡所流露的惆悵和不捨。
難道，你已經知道，「畢業」藏著極深的隱喻？難道，你已經知道，你不僅只在離開你的小鎮，你的朋友，你同時在離開人生裡幾乎是唯一的一段純潔無憂的生活，離開一個懵懂少年的自己，而且是永遠地離開？那些晨昏相處、相濡以沫的好朋友們，安德烈，從此各奔四方，歲月的塵沙，滾滾撲面，再重逢時，也已不再是原來的少年了。
我又想起你站在幼稚園門口徘徊的那一幕。
你從哪裡來？
是的，我記得克倫堡的街坊國際人多、混血兒多。所以我很高興你一點也不特出。也因為小鎮種族和文化多元，所以我這「外籍媽媽」在任何場合堅持和你們說中文，一點兒也不引人側目，而且德國人羨慕你們在雙語或甚至於三語的環境裡成長。也因此，你知道嗎，安德烈。在台灣，每八個出生的嬰兒裡有一個是「外籍媽媽」生的，但是很多台灣人並不尊重這些「外籍媽媽」的文化和 語言——越南語、馬來語、菲律賓語……，在許多人心目中，這些都是次等的文化和語言，以強勢文化的姿態要求這些「外籍媽媽」 們「融入」台灣，變成台灣人。我想，如果德國人以強勢文化的高姿態要求我不要和我的孩子說中文，要求我「融入」，變成德國人——你覺得我會怎麼反應呢？
心中的小鎮不會變
學會尊重異文化真需要很長的時間。你剛好成長在德國一個比較好的時期，五十年前的德國人，我相信，不是現在這樣的寬容的。納粹時期不說，五○年代對土耳其人的態度也是很糟的。可是國際化真的可以學習，或許對於台灣人，也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而已。但是，那時間很長，而現在在那兒養兒育女的「外籍媽媽」日子可不好過，他們的孩子也被剝奪一個多元的、為母語驕傲的環境教育。
我最近也碰到一些「奇怪」的人，「奇怪」在於，身分複雜到你無法介紹他。我們還是習慣地說，他是日本人，他是法國人，他是印度人等等，但是對伊里亞你怎麼辦。我們都是柏林國際文學獎的評審，十個評審分別來自十個語文區，我負責華文區域。伊里亞坐在我旁邊，我問他，「你來自哪裡？」標準的見面的問候吧，但是他沈吟了半天，然後說，「我拿的是德國護照。」「喔，」我知道，麻煩了。他自己也不知該怎麼回答「你來自哪裡」這個古老而原始的問題。
伊里亞出生在保加利亞，所以說斯拉夫語系的保加利亞語。六歲時，父母帶著他逃亡到德國，為他取得了德國護照，作為保護。然後他們遷居非洲肯亞，他在肯亞上英文學校，所以他會英語和流利的非洲Swahili。高中畢業之後他回慕尼黑上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於是德文變成他寫作的語言。之後他到孟買去住了六年，又到阿拉伯去生活了幾年，信仰了回教……。
「你來自哪裡？」
這個問題，在大流動的二十一世紀，真的愈來愈不好回答呢。然後我在香港遇到了「柔和」。「柔和」是一個印度名字，長得也像個印度人，有著很柔和的眼睛。他若是走在某一個城市某一條街上，人們可能直覺地以為他來自印度或巴基斯坦。但是，不，他是香港「原住民」，已經有好幾代的家族出生在香港，比滿街的香港中國人要香港得多。
他講英語，拿英國護照，但他是香港人，可是由於血統，他又不被承認是「中國」人；看起來像印度人，但是他和印度關係不深……「你來自哪裡？」你要他怎麼回答呢？ 所以我在想，全球化的趨勢這樣急遽地走下去，我們是不是逐漸地要拋棄「每一個人一定屬於一個國家」的老觀念？愈來愈多的人，可能只有文化和語言，沒有國家；很可能他所持護照的國家，不是他心靈所屬的家園，而他所願意效忠的國家，卻拒絕給他國籍；或者，愈來愈多的人，根本就沒有了所謂「效忠」的概念？
可是不管國家這種單位發生了什麼根本的變化，有了或沒了，興盛了或滅亡了，變大了或變小了，安德烈，小鎮不會變。泥土和記憶不會變。
我很歡喜你心中有一個小鎮，在你駛向大海遠走高飛之前。
MM
作者：龍應台
Saturday, July 23, 2005
Demo 22
I am sick
I got cold
and the germs take over my voice
they won't let me speak
and I try very hard
to speak up
during my first presentation in TARC
and my tutor told me just shut up and sit down
I guess I can pass
at least I done my assignment......
When I walked home
I doubted if I am able to be a journalist?
but this problem can't bother my mind
there are much to do instead of being a journalist
there are much to do instead of being a journalist
I like to be a western chef instead of being a journalist
I can prepare my favourite salad dishes within 5 minutes
instead of rewrite my article again and again before printing deadline
I can wake up after 12pm on my off-day
instead of suffer from insomia for assignment
I can appreciate culinary art and slow food
instead of having fast food in Mcdonald in 20 minutes rest time
there are much to do instead of being a journalist
there are much to do instead of being a journalist
I got cold
and the germs take over my voice
they won't let me speak
and I try very hard
to speak up
during my first presentation in TARC
and my tutor told me just shut up and sit down
I guess I can pass
at least I done my assignment......
When I walked home
I doubted if I am able to be a journalist?
but this problem can't bother my mind
there are much to do instead of being a journalist
there are much to do instead of being a journalist
I like to be a western chef instead of being a journalist
I can prepare my favourite salad dishes within 5 minutes
instead of rewrite my article again and again before printing deadline
I can wake up after 12pm on my off-day
instead of suffer from insomia for assignment
I can appreciate culinary art and slow food
instead of having fast food in Mcdonald in 20 minutes rest time
there are much to do instead of being a journ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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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ly 19, 2005
有勇有謀才是新世紀智慧
身邊有很多在外地唸書的朋友不論男女都喜歡當夜歸人。有一個自小習武的男生因趕作業的關係至三更四點獨自一個步行回宿舍，聽到他安全無事感到萬分慶幸；另有兩位女生夜半十二點心事煩燥突然提議步行到不遠處的麻麻檔 (mamak stall,a kind of food stall that can be easily found in Malaysia) 喝茶，語氣聽來，萬分自豪。
要保自身安全，首要的原則是不要太早也不要太晚出門或回家。早上晨跑回到家門也會被居心不良者強擄，更何況身處外地的讀書人？現在社會除了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人的變態指數也狂飆，男和女所面對的風險一樣高，畢竟歹徒的品味無從斟察，誰也處境堪虞，並不是胸前有個勇字就可以當掉一切危機潛在，生命無價，應珍之惜之。
新世紀智慧，並不是港產劣質電影所鼓吹的，只要想做就做，不必管後果，才是所謂的有型，in，cool。這種風氣讓我們以為夜半踽踽獨行，不畏天地與壞人就勇氣可嘉，真是大錯特錯，殊不知有許多有心人總在天未亮時匿藏這里那里，伺機待發，一旦看見獨行的獵物，還不喜出望外？稍不小心，還會被殺滅口。
人畢竟是群居的動物，誰能夠擺脫互相依偎相輔相生的宿命？既然3歲到80歲都有成為被獵的機會，身為國家未來領袖的青少年又怎可以白白被犧牲了？
有勇有謀才是新世紀智慧，飽滿知識的腦袋是否擁有足夠的智慧判斷事物的利弊？願與大家共勉之。
星洲日報．新新人類 文：劉玉玲
要保自身安全，首要的原則是不要太早也不要太晚出門或回家。早上晨跑回到家門也會被居心不良者強擄，更何況身處外地的讀書人？現在社會除了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人的變態指數也狂飆，男和女所面對的風險一樣高，畢竟歹徒的品味無從斟察，誰也處境堪虞，並不是胸前有個勇字就可以當掉一切危機潛在，生命無價，應珍之惜之。
新世紀智慧，並不是港產劣質電影所鼓吹的，只要想做就做，不必管後果，才是所謂的有型，in，cool。這種風氣讓我們以為夜半踽踽獨行，不畏天地與壞人就勇氣可嘉，真是大錯特錯，殊不知有許多有心人總在天未亮時匿藏這里那里，伺機待發，一旦看見獨行的獵物，還不喜出望外？稍不小心，還會被殺滅口。
人畢竟是群居的動物，誰能夠擺脫互相依偎相輔相生的宿命？既然3歲到80歲都有成為被獵的機會，身為國家未來領袖的青少年又怎可以白白被犧牲了？
有勇有謀才是新世紀智慧，飽滿知識的腦袋是否擁有足夠的智慧判斷事物的利弊？願與大家共勉之。
星洲日報．新新人類 文：劉玉玲
Wednesday, July 13, 2005
陳寅恪
1890年出生。
1902年隨兄衡恪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
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上海吳淞復旦公學。
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
1918年又得到江西官費的資助，再渡出國遊學，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籃曼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轉往德國柏林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
1930年任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哲學三係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組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職。
1939年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他是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語漢學教授。抗戰勝利後，陳寅恪再次應聘去牛津大學任教，並順便到倫敦治療眼睛，經英醫診治開刀，不僅無效，目疾反而加劇，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
1949年返回祖國，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10年動亂，他遭受殘酷折磨，他珍藏多年的書籍文稿，都被破壞。
1969年10月7日與世長辭。
星洲日報‧新策劃 文：龍應台
1902年隨兄衡恪東渡日本，入日本巢鴨弘文學院。
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上海吳淞復旦公學。
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
1918年又得到江西官費的資助，再渡出國遊學，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籃曼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轉往德國柏林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
1930年任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哲學三係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組長，故宮博物院理事等職。
1939年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他是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語漢學教授。抗戰勝利後，陳寅恪再次應聘去牛津大學任教，並順便到倫敦治療眼睛，經英醫診治開刀，不僅無效，目疾反而加劇，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
1949年返回祖國，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10年動亂，他遭受殘酷折磨，他珍藏多年的書籍文稿，都被破壞。
1969年10月7日與世長辭。
星洲日報‧新策劃 文：龍應台
朱光潛
朱光潛是安徽桐城人，歷任四川大學文學院院長，北京大學西語系主任、文學院代院長，中華全國美學學會會長、名譽會長，是中國當代美學研究領域的開拓者。
主要著作有：《悲劇心理學》、《談美》、《文藝心理學》、《詩論》、《西方美學史》、《談美書簡》等。其中《西方美學史》是中國第一部全面系統闡述西方美學思想發展的專著。
1986年3月6日，這位著名美學家、教育家、文藝理論家、同時也是中科院院士的朱光潛逝世，享年89歲。
星洲日報‧新策劃 文：龍應台
主要著作有：《悲劇心理學》、《談美》、《文藝心理學》、《詩論》、《西方美學史》、《談美書簡》等。其中《西方美學史》是中國第一部全面系統闡述西方美學思想發展的專著。
1986年3月6日，這位著名美學家、教育家、文藝理論家、同時也是中科院院士的朱光潛逝世，享年89歲。
星洲日報‧新策劃 文：龍應台
蕭伯納 George Bernard Shaw
愛爾蘭戲劇家。生于愛爾蘭首都都柏林，因經濟拮據未能繼續深造，15歲便當了繕寫員，後又任會計。
蕭伯納的世界觀比較復雜，他接受過柏格森、叔本華和尼采的哲學思想，又攻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1884年他參加了“費邊社”，主張用漸進、點滴的改良來改變資本主義制度，反對暴力革命。在藝術上，他接受易卜生影響，主張寫社會問題，反對“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
蕭伯納的文學始于小說創作，但突出的成就是戲劇。1885至1949年近64個創作春秋中，他共完成了51個劇本。前期主要有《不愉快戲劇集》，包括《鰥夫的房產》（1892）、《蕩子》（1893）和《華倫夫人的職業》（1894）等；《愉快的戲劇集》由《武器與人》（1894）、《康蒂妲》（1894）、《風雲人物》（1895）和《難以預料》（1896）組成。第三個戲劇集名為《為清教徒寫的戲劇》，其中有《魔鬼的門徒》（1897）、《凱撒和克莉奧佩屈拉》（1898）和《布拉斯龐德上尉的轉變》（1897）。
星洲日報‧新策劃 文：龍應台
蕭伯納的世界觀比較復雜，他接受過柏格森、叔本華和尼采的哲學思想，又攻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1884年他參加了“費邊社”，主張用漸進、點滴的改良來改變資本主義制度，反對暴力革命。在藝術上，他接受易卜生影響，主張寫社會問題，反對“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
蕭伯納的文學始于小說創作，但突出的成就是戲劇。1885至1949年近64個創作春秋中，他共完成了51個劇本。前期主要有《不愉快戲劇集》，包括《鰥夫的房產》（1892）、《蕩子》（1893）和《華倫夫人的職業》（1894）等；《愉快的戲劇集》由《武器與人》（1894）、《康蒂妲》（1894）、《風雲人物》（1895）和《難以預料》（1896）組成。第三個戲劇集名為《為清教徒寫的戲劇》，其中有《魔鬼的門徒》（1897）、《凱撒和克莉奧佩屈拉》（1898）和《布拉斯龐德上尉的轉變》（1897）。
星洲日報‧新策劃 文：龍應台
張愛玲
9歲熟讀《紅樓夢》，投稿；13歲發表小說《不幸的她》，也給她一生下了放恣而悲涼的注腳；18歲放棄家財，逃出父親的軟禁；23歲作家生涯巔峰，瘋狂愛上有婦之夫胡蘭成；24歲與胡蘭成秘密結婚；27歲捨棄一生中刻骨銘心的情愛；32歲離滬赴港，開始飄泊；36歲嫁給大近30歲的德裔美國劇作家賴雅；53歲在洛山機，遺世幽居；75歲在中秋節被發現已經死亡。
星洲日報‧新策劃 文：龍應台
星洲日報‧新策劃 文：龍應台
大學是人文精神的泉源
來港大之後，做了種種發現，但是最大的發現還在於──人們一般不知道港大曾經包容過、孕育過這麼重要的文化遺產。孫中山算是港大畢業生，大家都知道，而且津津樂道，但是我不免有些“小人之心”，猜測孫中山在港大之所以廣為人知，還是一個政治的尺度在衡量價值。大政治家，人們記得；大文學家，大歷史家，大思想家，沒人知道。沒人知道，是不是因為，人們太不在乎人文的價值？
香港大學以它歷史的悠久和財力的豐沛，一直在為香港培育兩種人：優秀的政府官員，優秀的專業菁英，譬如律師和醫師。在香港的價值觀和語境裡，我也注意到，社會關注的核心一直是香港的經濟發展，求經濟發展，做決策的政府官員和影響決策的專業菁英顯然是極為重要的支柱。
可是，就以政治、律師和醫師這三種行業來說，哪一行是可以不以對“人”的深刻認識作為基礎的呢？對“人”不夠瞭解，政治就不可能為我們帶來真正的幸福。對“人”不夠瞭解，法律將只是文字的繩索，不可能為我們帶來真正的正義。對“人”不夠瞭解，醫學的種種研究和發明，脫離人的終極關懷，可能變成技術的競賽、腦力的遊戲，不可能為我們帶來真正的平安。我們所訓練的學生，將來要領導這個社會走向未來的菁英，對“人”，有多少深刻的體會和認識呢？
人文斷層
所謂人文素養，其中包括美學、文學、史學、哲學──剛好是我今天所談到的朱光潛、張愛玲、陳寅恪所代表的，其實都是研究“人”的專門學問。你可以說人文是所有學科的基礎科學。而如果我們所訓練出來的學生，將來的政府官員、律師、醫生，什麼技術都是一流的，但是獨缺人文素養，獨缺對“人”的最深沈的認識，你會不會很不安呢？
當你瞭解了港大曾經有過朱光潛、張愛玲、陳寅恪、許地山這樣的文化遺產，你就發現，是的，在人文精神上，港大似乎有一個斷層。李卓芬副校長提醒我，這種斷層，和50年代開始，殖民政府因為反共懼共而有心推動的“去中國化”是很有關係的。現在香港跟中國人文思想的“斷層”，不只是香港大學的問題，是整個香港的問題。
他的診斷多麼精確。日本殖民台灣時，也是努力培養農業和醫學的專業技術人才同時壓抑台灣人對思想學科的追求。“去中國化”恐怕還是表面，“去思想化”才更是殖民主義的核心。而今天如果我們意識到問題之所在，加深人文精神的培養，豈不更要成為教育的首要目標呢？
今天的演講，看見校長和幾位副校長都全程在場，看見校友們對港大的前途如此關切，我分外覺得感動。當外面的世界對香港人的刻板印象是“功利”、“勢利”的時候，我自己的發現卻是：香港有特別多滿懷理想主義的有心人，總在尋找為社會奉獻的機會和方式。
重新焊接．整裝待發
因此今天我有兩個具體的建議，一個是比較小的。那就是，希望港大花一筆小小的經費，對港大的歷史做一次徹底的研究調查，讓港大的人文史可以浮現：許地山的辦公室門口，陳寅恪的研究室前，被拆掉的張愛玲曾經住過的宿舍遺址，朱光潛曾經流連忘返的校園山徑、孫中山和蕭伯納曾經演講的陸佑堂……每一個蘊含人文意義的點，都可以豎一個小小的牌子，透過歷史告訴我們一代又一代不斷“提著皮箱”到達校園的十九歲的青年：大學，是一個人文精神的泉源。所有的科學、技術、經濟或商業管理的發明，都必須以“人”為它的根本關照。離開了人文，一個大學，不是大學，只是技術補習班而已。
另一個建議是比較大的，那就是，希望港大在人文上做最重大的、最嚴肅的投資，把原來就有的，從朱光潛、張愛玲、陳寅恪、許地山，甚至於蕭伯納，所一脈相傳的人文傳統，一個斷掉了的人文傳統，重新焊接，重新出發。港大在百年前成立之初的宗旨，就是為中國培育人才。今天我們不必把它狹隘地理解為為中國培育人才，但是為中華文化培育人才，我想是一個當仁不讓的義務。香港或許此刻文化的土讓過於澆薄，但是以香港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條件，它比上海和台北都更有潛力面對整個華文世界，搭出一個人文思想的平台，成為文化的聚光之處。
那麼給予時日，或許將來的港大，會栽培出新一代的張愛玲、朱光潛、陳寅恪。不是偶而南來或者不小心“卡”在香港的文學家、史學家、美學家，而是香港自己土壤裡長出來的才氣煥發的人。這，是我所想像的香港大學的責任。
星洲日報‧新策劃 文：龍應台
香港大學以它歷史的悠久和財力的豐沛，一直在為香港培育兩種人：優秀的政府官員，優秀的專業菁英，譬如律師和醫師。在香港的價值觀和語境裡，我也注意到，社會關注的核心一直是香港的經濟發展，求經濟發展，做決策的政府官員和影響決策的專業菁英顯然是極為重要的支柱。
可是，就以政治、律師和醫師這三種行業來說，哪一行是可以不以對“人”的深刻認識作為基礎的呢？對“人”不夠瞭解，政治就不可能為我們帶來真正的幸福。對“人”不夠瞭解，法律將只是文字的繩索，不可能為我們帶來真正的正義。對“人”不夠瞭解，醫學的種種研究和發明，脫離人的終極關懷，可能變成技術的競賽、腦力的遊戲，不可能為我們帶來真正的平安。我們所訓練的學生，將來要領導這個社會走向未來的菁英，對“人”，有多少深刻的體會和認識呢？
人文斷層
所謂人文素養，其中包括美學、文學、史學、哲學──剛好是我今天所談到的朱光潛、張愛玲、陳寅恪所代表的，其實都是研究“人”的專門學問。你可以說人文是所有學科的基礎科學。而如果我們所訓練出來的學生，將來的政府官員、律師、醫生，什麼技術都是一流的，但是獨缺人文素養，獨缺對“人”的最深沈的認識，你會不會很不安呢？
當你瞭解了港大曾經有過朱光潛、張愛玲、陳寅恪、許地山這樣的文化遺產，你就發現，是的，在人文精神上，港大似乎有一個斷層。李卓芬副校長提醒我，這種斷層，和50年代開始，殖民政府因為反共懼共而有心推動的“去中國化”是很有關係的。現在香港跟中國人文思想的“斷層”，不只是香港大學的問題，是整個香港的問題。
他的診斷多麼精確。日本殖民台灣時，也是努力培養農業和醫學的專業技術人才同時壓抑台灣人對思想學科的追求。“去中國化”恐怕還是表面，“去思想化”才更是殖民主義的核心。而今天如果我們意識到問題之所在，加深人文精神的培養，豈不更要成為教育的首要目標呢？
今天的演講，看見校長和幾位副校長都全程在場，看見校友們對港大的前途如此關切，我分外覺得感動。當外面的世界對香港人的刻板印象是“功利”、“勢利”的時候，我自己的發現卻是：香港有特別多滿懷理想主義的有心人，總在尋找為社會奉獻的機會和方式。
重新焊接．整裝待發
因此今天我有兩個具體的建議，一個是比較小的。那就是，希望港大花一筆小小的經費，對港大的歷史做一次徹底的研究調查，讓港大的人文史可以浮現：許地山的辦公室門口，陳寅恪的研究室前，被拆掉的張愛玲曾經住過的宿舍遺址，朱光潛曾經流連忘返的校園山徑、孫中山和蕭伯納曾經演講的陸佑堂……每一個蘊含人文意義的點，都可以豎一個小小的牌子，透過歷史告訴我們一代又一代不斷“提著皮箱”到達校園的十九歲的青年：大學，是一個人文精神的泉源。所有的科學、技術、經濟或商業管理的發明，都必須以“人”為它的根本關照。離開了人文，一個大學，不是大學，只是技術補習班而已。
另一個建議是比較大的，那就是，希望港大在人文上做最重大的、最嚴肅的投資，把原來就有的，從朱光潛、張愛玲、陳寅恪、許地山，甚至於蕭伯納，所一脈相傳的人文傳統，一個斷掉了的人文傳統，重新焊接，重新出發。港大在百年前成立之初的宗旨，就是為中國培育人才。今天我們不必把它狹隘地理解為為中國培育人才，但是為中華文化培育人才，我想是一個當仁不讓的義務。香港或許此刻文化的土讓過於澆薄，但是以香港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條件，它比上海和台北都更有潛力面對整個華文世界，搭出一個人文思想的平台，成為文化的聚光之處。
那麼給予時日，或許將來的港大，會栽培出新一代的張愛玲、朱光潛、陳寅恪。不是偶而南來或者不小心“卡”在香港的文學家、史學家、美學家，而是香港自己土壤裡長出來的才氣煥發的人。這，是我所想像的香港大學的責任。
星洲日報‧新策劃 文：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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