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室在儀 禮堂，緊鄰著梅堂，是兩座1914年的古典紅磚建築，立在山腰上，望著中國南海的方向。老房子和老人家一樣，每一個房間、每一條縐紋裡，都有故事。我很快就發現，儀禮堂和梅堂原來是學生宿舍，高中剛畢業、才19歲的張愛玲，拖著一口笨重的大皮箱，來到港大校園，就住在這樣的宿舍裡。可是她住過的那一座，早被拆了。“冷血”的張愛玲
於是我回頭去讀《燼餘錄》，大概在1944年，張愛玲離開香港兩年後，她追憶在港大的烽火歲月。別的作家寫戰爭，可能是憤慨而激昂的、痛苦而濃烈的，張愛玲卻寫得疏淡空曠，好像從一個凹凸哈哈鏡裡去看一個最神聖的東西，荒謬的感覺被放大到極致：
“我們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裏，只聽見機關槍‘忒啦啦拍拍’像荷葉上的雨。因為怕流彈，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戶跟前迎著亮洗菜，所以我們的菜湯裏滿是蠕蠕的蟲……”
她寫香港淪陷後的《歡喜》：
“我記得香港陷落後我們怎樣滿街的找尋霜淇淋和嘴唇膏。我們撞進每一家吃食店去問可有霜淇淋。只有一家答應說明天下午或許有，於是我們第二天步行十來哩路去踐約，吃到一盤昂貴的霜淇淋，裏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她尖銳無比地比較上海和香港：“香港重新發現了‘吃’的喜悅……在戰後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著個衣冠濟楚的洋行職員模樣的人，在小風爐上炸一種鐵硬的小黃餅。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為，新的投機事業發展得極慢。許久許久，街上的吃食仍舊為小黃餅所壟斷。”
“我們立在攤頭上吃滾油煎的蘿蔔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著窮人的青紫的屍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樣的罷？可是至少不是那麼尖銳肯定。香港沒有上海有涵養。”
抽離的冷酷
她對自己的自私和冷酷，有一種抽離，彷彿將屍體解剖學提升到藝術層次去欣賞：
“有一個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蝕爛症。痛苦到了極點，面部表情反倒近於狂喜……眼睛半睜半閉，嘴拉開了仿佛癢絲絲抓撈不著地微笑著。整夜他叫喚：‘姑娘啊！姑娘啊！’悠長地，顫抖地，有腔有調。我不理。我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我恨這個人，因為他在那裏受磨難，終於一房間的病人都醒過來了。他們看不過去，齊聲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來，陰沈地站在他床前，問道：‘要什麼？’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給他點東西，不拘什麼都行。我告訴他廚房裏沒有開水，又走開了。他歎口氣，靜了一會，又叫起來，叫不動了，還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她寫黑洞般幽深昏暗的人性，寫人生的荒涼：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店鋪的櫥窗裏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人都是孤獨的。”
《燼餘錄》像是一個歷盡滄桑的百歲老人所寫，但是當時的張愛玲只有24歲。讀《燼餘錄》，我發現，使張愛玲的文學不朽的所有的特質，在這篇回憶港大生涯的短文裡，全部都埋伏了。從1939到1942年間，穿梭在儀禮堂、梅堂、陸佑堂的山徑之間一個身形瘦弱的港大女生，可能在同學的眼中看起來“怪怪的”，卻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大河裡一個高高衝起的浪頭，影響一整代作家，形成“張學”現象。
今天1萬4千個港大學生裡，有多少人熟悉張愛玲的作品？
星洲日報‧新策劃 文：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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