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心中的小鎮

MM，
我畢業了。

我正坐在陽台上，近傍晚的陽光穿過樹林，把長長的樹影灑地面上。剛下過一陣雨，到處還是濕的。我點起一根煙，給自己倒了一杯紅酒，看天空很藍。煙，緩緩繚繞，消失，我開始想那過去的日子。

是不是所有畢業的人都會感到一種慢溫溫的留戀和不捨？我要離開了，離開這個我生活了一輩子的小鎮——我的「家」。我開始想，我的「家」，又是什麼呢？最重要的不是父母（MM別生氣啊），是我的朋友。怎麼能忘記那些星期天的下午，總是蹉跎逗留到最後一刻，假裝不記得還有功課要做。在黑暗的大雪夜裡，我們擠進小鎮的咖啡館喝熱呼呼的茶。在夏日明亮的午後，我們溜到小鎮公園的草坪去踢足球，躺在池塘邊聊天到天黑，有時候水鴨會嘩一聲飛過我們的頭。

一個只有兩萬人口的小鎮克倫堡，聽起來好像會讓你無聊死，尤其對我們年輕人，可是，我覺得它是「家」，我感覺一種特別的眷戀。人們可能會以為，這麼小的小鎮，文化一定很單調，裡頭的居民大概都是最典型、最沒個性、最保守的土德國人。其實正好相反，克倫堡國際得很。就拿我那三個最好的朋友來說吧，你或許還記得他們？

克倫堡的「混血黨」
穆尼爾，是德國和突尼西亞的混血，生在沙烏地阿拉伯，然後在杜拜、突尼西亞長大。佛瑞弟，跟我「穿一條褲子」的哥兒們，是德國和巴西的混血，會講葡萄牙語、西班牙語、法語和英語，除了德語之外。大衛——一看這名字你就知道他是猶太人。大衛的母親是德國人，父親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也會說意第緒語。然後是我自己，是德國和台灣的混血。我們四個死黨走上街時，簡直就是個「混血黨」。但是你要知道，我們在克倫堡一點也不特別，我們這樣的背景幾乎是克倫堡小鎮的「典型」。死黨外一圈的好朋友裡面，我用手指可以數出來：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土耳其人、西班牙人、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韓國人……，當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確實有時候會引發爭執，但是大部份的時候，「混血兒」和「混血兒」還處得特別好，特別有默契。

譬如說，我們隨便到一個空的足球場，準備踢球。不管認不認識，人數一夠，就開始組隊比賽。幾乎每一次，會自然而然分成兩隊：德國隊和國際隊。凡是有國際背景的就自動歸到國際隊去了。這和種族主義沒任何關係，大家只是覺得這樣比較好玩。我自己從來沒有因為我的中國血統（還是應該說「台灣血統」？我搞不清楚，MM）而受到過任何歧視。而且，我們常常開種族差異的玩笑。

遺憾，不捨
昨天我和佛瑞弟，還有佛瑞弟的金髮女朋友一起看足球賽。剛好是巴西對阿根廷——兩個不共戴天的世仇。佛瑞弟當然很激動地在為他的巴西隊加油，我就故意給阿根廷加油。足球賽一定會引發政治和文化的衝突的，很快我們就變成真正在爭吵，巴西人還是阿根廷人比較傲慢、愚笨、醜陋等等。吵到一半，佛瑞弟的女朋友好奇地問，「如果你們兩個人都是純粹德國人的話，會怎麼樣？」

我們愣了一下，然後兩個人幾乎同時說，「那我們會悶死，跳樓算了。」多國文化，就像湯裡的香料，使生活多了滋味。

我馬上要去香港了，那是一個多麼不一樣的世界。我發愁的是，我怎麼跟我的克倫堡朋友們說再見？你怎麼跟十年來都是你生活核心的好友說再見，而心裡又知道，人生岔路多，這種再見很可能是永遠的？甚至那些你沒有深交，但是很喜歡的人，你還沒有機會去告訴他們你對他們的好感，以後，他們將從你的人生完全地消失。我感覺一種遺憾。你或許會說，安德烈，人生就是這樣，一條線往前走，沒什麼好遺憾的。我知道，但是，我還是覺得遺憾，不捨。

所以我坐在這陽台上，細細回想我們共有的美好時光，把回憶擁在心裡，往前走，但是知道我來自哪裡。

安德烈


安，我也聽一個尼加拉瓜人這樣講阿根廷人：在酒館裡，一個尼加拉瓜人問另一個尼加拉瓜人，「ＥＧＯ是什麼？」被問的人答道，「就是在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的一個小阿根廷人。」旁邊一個阿根廷人聽到了，站起來粗聲質問，「你說『小』阿根廷人，什麼意思？」

你不用道歉，我明白我不是你最重要的一部份。那個階段，早就過去了。父母親，對於一個二十歲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棟舊房子：你住在它裡面，它為你遮風擋雨，給你溫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房子，你不會和房子去說話，去溝通，去體貼它、討好它。搬家具時碰破了一個牆角，你也不會去說「對不起」。父母啊，只是你完全視若無睹的住慣了的舊房子吧。

我猜想要等足足二十年以後，你才會回過頭來，開始注視這沒有聲音的老屋，發現它已殘敗衰弱，逐漸逐漸地走向人生的「無」、宇宙的「滅」；那時候，你才會回過頭來深深注視。

你畢業了。好幾個鏡頭重疊在我眼前：你從幼稚園畢業，因為不了解「畢業」的意思，第二天無論如何仍舊要去幼稚園。到了那裡一看，全是新面孔——朋友全不見了。

你呆呆地站在門口，不敢進去，又不願離去，就站在那門口，小小的臉，困惑、失落。「他們，」你說，「他們，都到哪裡去了？」 然後是上小學第一天。老師牽起你的手，混在一堆花花綠綠、嘰嘰喳喳的小學生裡，你走進教室。我看著你的背影消失在門後；你的背著書包的背影。

一次次的離開
在那個電光石火的一刻裡我就已經知道：和你的緣分，在這一生中，將是一次又一次地看著你離開，對著你的背影默默揮手。以後，這樣的鏡頭不斷重複：你上中學，看著你衝進隊伍，不再羞怯；你到美國遊學，在機場看著你的背影在人群中穿插，等著你回頭一瞥，你卻頭也不回地昂然進了關口，真的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畢業，就是離開。是的，你正在離開你的朋友們，你正在離開小鎮，離開你長大的房子和池塘，你同時也正在離開你的父母，而且，也是某一種永遠的離開。

當然，你一定要「離開」，才能開展你自己。　

所謂父母，就是那不斷對著背影既欣喜又悲傷、想追回擁抱又不敢聲張的人。

你有一個「家」，而這個「家」是克倫堡小鎮，安德烈，這不是偶然的。這要從你的母親開始說起。如果你用英文Google一下你母親的履歷，你會發現這麼一行描述：「生為難民的女兒，她於一九五二年出生在台灣。」難民，在英文是「庇護民」（r e f u g e e），在德文是「逃民」（Fluchling）。所謂「逃難」，中文強調那個「難」字，德文強調那個「逃」字。為了逃離一種立即的「難」，「逃民」其實進入一種長期的、緩慢的「難」——拋棄了鄉土、分散了家族、失去了財產、脫離了身分和地位的安全託付、被剝奪了語言和文化的自信自尊。「逃」，在「難」與「難」之間。你的母親，就是二十世紀的Diaspora的女兒。

所以她終其一生，是沒有一個小鎮可以稱為「家」的。她從一個小鎮到另一個小鎮，每到一個小鎮，她都得接受人們奇異的眼光；好不容易交到了朋友，熟悉了小鎮的氣味，卻又是該離開的時候了。她是永遠的「插班生」，永遠的new k i d o n t h eblock。陌生人，很快可以變成朋友，問題是，朋友，更快地變成陌生人，因為你不斷地離開。「逃民」被時代的一把劍切斷了她和土地、和傳統、和宗族友群的連結韌帶，她漂浮，她懸在半空中。因此，她也許對這個世界看得特別透徹，因為她不在友群裡，視線不被擋住，但是她處在一種靈魂的孤獨中。

別做靈魂的漂泊者
她給你一個家，深深扎在土地上，穩穩包在一個小鎮裡，是因為她希望你在泥土上長大；希望你在走向全球之前，先有自己的村子；希望你，在將來放浪天涯的漂泊路途上，永遠有一個不變的小鎮等著接納你，永遠有老友什麼都不問地擁你入懷抱。她不要你和她一樣，做一個靈魂的漂泊者——那也許是文學的美好境界，卻是生活的苦楚。沒有人希望她的孩子受苦，即使他可能因為苦楚而成為比較深刻的藝術家。

我感覺到你信裡所流露的惆悵和不捨。

　 難道，你已經知道，「畢業」藏著極深的隱喻？難道，你已經知道，你不僅只在離開你的小鎮，你的朋友，你同時在離開人生裡幾乎是唯一的一段純潔無憂的生活，離開一個懵懂少年的自己，而且是永遠地離開？那些晨昏相處、相濡以沫的好朋友們，安德烈，從此各奔四方，歲月的塵沙，滾滾撲面，再重逢時，也已不再是原來的少年了。

我又想起你站在幼稚園門口徘徊的那一幕。

你從哪裡來？
是的，我記得克倫堡的街坊國際人多、混血兒多。所以我很高興你一點也不特出。也因為小鎮種族和文化多元，所以我這「外籍媽媽」在任何場合堅持和你們說中文，一點兒也不引人側目，而且德國人羨慕你們在雙語或甚至於三語的環境裡成長。也因此，你知道嗎，安德烈。在台灣，每八個出生的嬰兒裡有一個是「外籍媽媽」生的，但是很多台灣人並不尊重這些「外籍媽媽」的文化和　語言——越南語、馬來語、菲律賓語……，在許多人心目中，這些都是次等的文化和語言，以強勢文化的姿態要求這些「外籍媽媽」 們「融入」台灣，變成台灣人。我想，如果德國人以強勢文化的高姿態要求我不要和我的孩子說中文，要求我「融入」，變成德國人——你覺得我會怎麼反應呢？

心中的小鎮不會變
學會尊重異文化真需要很長的時間。你剛好成長在德國一個比較好的時期，五十年前的德國人，我相信，不是現在這樣的寬容的。納粹時期不說，五○年代對土耳其人的態度也是很糟的。可是國際化真的可以學習，或許對於台灣人，也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而已。但是，那時間很長，而現在在那兒養兒育女的「外籍媽媽」日子可不好過，他們的孩子也被剝奪一個多元的、為母語驕傲的環境教育。　

我最近也碰到一些「奇怪」的人，「奇怪」在於，身分複雜到你無法介紹他。我們還是習慣地說，他是日本人，他是法國人，他是印度人等等，但是對伊里亞你怎麼辦。我們都是柏林國際文學獎的評審，十個評審分別來自十個語文區，我負責華文區域。伊里亞坐在我旁邊，我問他，「你來自哪裡？」標準的見面的問候吧，但是他沈吟了半天，然後說，「我拿的是德國護照。」「喔，」我知道，麻煩了。他自己也不知該怎麼回答「你來自哪裡」這個古老而原始的問題。

伊里亞出生在保加利亞，所以說斯拉夫語系的保加利亞語。六歲時，父母帶著他逃亡到德國，為他取得了德國護照，作為保護。然後他們遷居非洲肯亞，他在肯亞上英文學校，所以他會英語和流利的非洲Swahili。高中畢業之後他回慕尼黑上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於是德文變成他寫作的語言。之後他到孟買去住了六年，又到阿拉伯去生活了幾年，信仰了回教……。　

「你來自哪裡？」　

這個問題，在大流動的二十一世紀，真的愈來愈不好回答呢。然後我在香港遇到了「柔和」。「柔和」是一個印度名字，長得也像個印度人，有著很柔和的眼睛。他若是走在某一個城市某一條街上，人們可能直覺地以為他來自印度或巴基斯坦。但是，不，他是香港「原住民」，已經有好幾代的家族出生在香港，比滿街的香港中國人要香港得多。　

他講英語，拿英國護照，但他是香港人，可是由於血統，他又不被承認是「中國」人；看起來像印度人，但是他和印度關係不深……「你來自哪裡？」你要他怎麼回答呢？　所以我在想，全球化的趨勢這樣急遽地走下去，我們是不是逐漸地要拋棄「每一個人一定屬於一個國家」的老觀念？愈來愈多的人，可能只有文化和語言，沒有國家；很可能他所持護照的國家，不是他心靈所屬的家園，而他所願意效忠的國家，卻拒絕給他國籍；或者，愈來愈多的人，根本就沒有了所謂「效忠」的概念？　

可是不管國家這種單位發生了什麼根本的變化，有了或沒了，興盛了或滅亡了，變大了或變小了，安德烈，小鎮不會變。泥土和記憶不會變。 　

我很歡喜你心中有一個小鎮，在你駛向大海遠走高飛之前。　


MM

作者：龍應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