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地山,知道的人可能稍微多些,台灣人早期也讀過《落花生》的小品。胡適之向港大推薦聘請許地山作中文系系主任,在1935到1941的6年間,許地山不但改革了港大中文系的課程內容,對整個香港的人文教育也花了很大的力氣,四處演講,宣揚國文程度和人文教育的重要。
但是,我以前不知的是,許地山如何把陳寅恪帶進了港大的歷史。
陳寅恪的學成過程出奇地多元豐富,幾乎像歐洲概念裡的“文藝復興人”。1902年他就讀日本弘文學院;同年入讀該校的中國學生還有魯迅。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柏林大學、蘇黎世大學、巴黎高等政治學校讀書。1914年因為歐戰爆發而回國;1918年,再度出國深造,先在哈佛大學學梵文,後又轉往柏林大學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學習中亞古文字和蒙古語。在整個學習期間,他培養了閱讀蒙、藏、滿、日、英、法、德、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餘種語文的能力。
1925年陳寅恪回國,成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之一,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共事。1940年,陳寅恪為了應英國牛津大學之聘,離開昆明赴香港,準備轉英國,但是歐戰情勢加劇,他因此“卡”在香港。這個時候,許地山就成了留住人才的中間人。
不食日糧、不收日圓
陳寅恪留下,成為港大教授。香港在1941年底淪陷,陳寅恪在飢餓困頓的情況下閉門治學。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就在這段艱苦時期內完成,序末署的是「辛巳元旦陳寅恪書於九龍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號寓廬」。一代大家的學術巨作,在風雨飄搖的斗室中思索,在港大的校園裡寫成。
梁啟超在推薦陳寅恪為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時曾經說:“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比不上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毛澤東訪問蘇聯,史達林曾問起陳寅恪的狀況,表示關心;史達林的《中國革命問題》中引用了陳寅恪。日本人佔領香港以後,據說曾經對陳寅恪做過兩件事:一是送麵粉給他。當時生活物質極端困窘,“大概有日本學者寫信給軍部,要他們不可麻煩陳教授,軍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憲兵隊照顧陳家,送去好多袋麵粉,但憲兵往屋裡搬,陳先生陳師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敵人的麵粉”。第二是據說“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萬圓付寅恪辦東方文化學院,寅恪力拒之,獲免。”
今天1萬4千個港大學生中,有多少人聽說過陳寅恪,或者讀過他的著作?
星洲日報‧新策劃 文:龍應台
Sunday, July 10,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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