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豪宅裡起戰爭
ＭＭ，
這個月實在沒什麼值得談的，每天都在準備畢業會考，雖然足球還是照踢。也因為每天都在拚命讀書，所以禮拜五發生的事情就更稀奇了。那天中午，整個十到十三年級的班都被叫到會議廳去集合。我到了會議廳，看見校長已經拿著麥克風站在前面。我們都很驚訝，一定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發生了，才會有這樣的陣仗。你也知道，德國學校一般是沒有集會的，什麼朝會、週會、升旗降旗、開學或結業什麼的，都沒有。
大家坐定了以後，校長就開始解釋：我們高中部的一個學生會幹部──就叫他約翰吧──被幾個陌生人圍毆受傷，我們學校絕不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他呼籲所有的同學團結一致，譴責暴力，並且給被打傷的同學精神支持。
好了，大家都很震動啊。但是緊接著「流言」就開始了，而且「流言」還得到證實：打約翰的是本校學生，但所謂「圍毆」，其實是一小撮人圍著他理論，打了他一個耳光，只是這樣。
學校召集我們，想培養一個團結互愛的氣氛，但是真相一出來，很多人，包括我，都覺得超級反感。我說給你聽為什麼：我們是畢業班的學生，正在上一堂重點課，中斷講課，只為了一個學生被人打了一個巴掌！
你可能會覺得，嘿，安德烈，你怎麼這麼不講道義，缺同情心，你應該支持那個被打的學生啊。
我只能告訴你，ＭＭ，我在這所中學九年了，這件事在我和我的朋友心目中，是個笑話。克倫堡中學是一個典型的富裕的郊區中學，平常安安靜靜的，但是我也不是沒見過學生拿著小刀追趕，也不是沒見過學生抓著棒球棒打混架，學校當局也知道，但是從來沒管過。幹什麼這一回，突然這麼「積極」啊？
ＭＭ，看我能不能跟你說清楚。德國中學分成三類，你知道的，「主幹中學」（五年級到九年級），是最基本的國民基礎教育，學生畢業之後通常只能做底層的低薪工作，譬如開卡車、收垃圾、做碼頭工人等等，甚至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實業中學」（五年級到十年級），主要是職業教育，培養各種工匠技師，從麵包師、木匠鎖匠到辦公室小職員，都是這裡出來的；然後是Gymnasium「完全中學」（五年級到十三年級），等於是大學的先修班，培養將來的學術菁英。我們的學校是一種綜合中學，三類都在一個校園裡。
我所看見的打架，基本上都發生在「主幹中學」的班裡，這些學生很多來自低薪家庭，多半是新移民──來自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的穆斯林。移民有很多適應的困難，所以很多學生也來自問題家庭。好，你現在明白我的反感了吧？為什麼那些學生拿刀子追殺的時候，你不在乎，「完全中學」的學生被打了一個耳光，你就突然這麼緊張，這麼鄭重？
年輕人起衝突是常有的事，但我還真是第一次看見有人正經八百告到學校去。我不敢說我懂「江湖」，但是我相信我知道怎麼跟「那些人」打交道，甚至交朋友。「那些人」並不都是流氓。事實上，穆斯林是不喝酒，不嗑藥的。他們只是跟中產階級德國人有很不一樣的價值觀，尤其是對於什麼叫「尊敬」或者「榮譽」。他們可能表現出比較強的攻擊性，但主要的問題在於，他們有不同的價值認同。
我認識這個被打的約翰，家裡很有錢，是那種很幼稚、膽小怕事的人，觀念完全是有錢的中產階級極端保守的價值觀。我的意思是說，他就是那種絕不會晚上溜出去會朋友，而且動不動就「我媽媽說」的年輕人，活在一個「白麵包」世界裡，根本不知道真實的世界是怎麼回事。
但是後來的發展才真叫我火大。學校網頁上有個學生論壇，很多同學上網討論這個「約翰事件」。有一個「安妮」女生這樣寫：
我們學校愈來愈沈淪，愈低級了，變成一個暴徒、無產階級、白癡橫行的地方。如果再這樣下去，我認為我們學校將來收學生時，應該要先看學生的家庭背景和社會階級，再決定他夠不夠資格進來。我真的無法以學校為榮了,，「那種」學生愈來愈多…… 太可笑了，ＭＭ，我並不贊成暴力行為，我承認絕大部份的打架都發生在「主幹中學」，我也承認大部份的「主幹中學」學生來自所謂「下層社會」而「下層社會」問題很多，但是我無法接受學校把這些學生拿來做問題的scapegoat，代罪羔羊。我更沒法忍受這種典型的私立學校菁英思維，勢利，傲慢，自以為高人一等，以為自己「出身」好，國家就是他的。
你知道我怎麼回應那個「安妮」嗎？只寫了一句話： 「讓木屋裡有和平，讓豪宅裡起戰爭！」
安德烈
MSN對話
地平線有多遠
M： 最後一句話出自哪裡？
安： Georg Buchner在一八三三年說的話，他引用法國大革命的標語鼓動德國農民起來反抗貴族的壓迫。 M： 你引用這句話是反諷還是正面？
安： 我的意思是，德國在十九世紀變成一個統一的國家是以這種平等理 念作基礎的，「安妮」這種人不知他們離這理念有多遠。
M： 在你的同學裡，想法和你比較相近的是少數還是多數？ 安： 你是說，不贊成自以為是的階級思維？
M： 對。
安： 多數。
M： Buchner死的時候才二十六歲。
安： 哇──你知道他？他十七、八歲寫的書，對一九四八年德國革命發生很大影響。
MM： 我還知道，一八三三年法蘭克福的大學生起來革命，佔據了軍營，把槍枝和彈藥交給農民，要農民起義，但是農民不理會，所以革命失敗了。安，如果把你放在左傾──右傾的光譜上，你覺得自己是偏左還是偏右？
安： 中間。有些議題左，有些議題右。其實，我不夠懂，不敢談。在歐洲這還是個每天被討論的題目。我問你一個問題。
M： 什麼？
安： 我在準備考試，沒時間看新聞。這幾天中國和台灣在發生什麼事啊？
M： 中國共產黨在開年會，要通過一個法叫《反分裂法》，讓武力攻台有法的依據。 安： 真有趣。以前納粹也是這樣，做任何事都先立個法。
M： 哈，安德烈，你知道為什麼有人稱二十一世紀的中共政權為「成熟的法西斯」了吧？ 安： 喔…… 好，我要走了。
M： 對不起，你媽能不能問你要去哪裡，做什麼？
安： 踢球啦。
台灣式新聞
安德烈，
很久沒回台北了。昨天回來，就專心地看了一個多小時電視新聞。那一個多小時之中，四、五個新聞頻道轉來轉去播報的都是一樣的新聞內容，我綜合給你聽：
1. 天氣很冷，從來不下雪的地方也下雪了。人們成群結隊地上山去看雪。但是因為不熟悉雪所以衣服穿得太薄，於是山村裡的小診所就擠滿了感冒的病患。有四十六個人因為天冷而病發死亡。
2. 半夜裡地震，強度五．九。（是，確實搖得厲害，我被搖醒了，在黑暗中，在棉被裡，等候，然後再睡）。電視報導得很長，鏡頭有：一、超市裡的東西掉下來了。二、狗啊、鹿啊、牛啊、老鼠啊，都有預感似的好像很不安。三、有人有特異功能，預測了地震會來，但是預測日期錯了。四、醫院裡護士被地震嚇得哭了。五、有人抱著棉被逃出房子，帶著肥豬撲滿。
3. 有個小偷在偷東西，剛好碰上地震，摔了下來，被逮個正著。小偷偷不到東西是「歹運」象徵，所以他手裡還抓著一條女人的內褲。
4. 天氣冷，人們洗熱水澡，七個人被一氧化碳毒死了。鏡頭：屍體被抬出來。
5. 賓館裡發現兩具屍體。
6. 一輛汽車衝進菜市場，撞傷了十來個人。
7. 一個四歲的小女孩被她的祖母放在豬圈裡養了兩年。
8. 一個立法委員結婚，幾個政治人物去吃飯，他們坐在哪一個位置，有沒有和彼此講話。
9. 街上有遊行示威，反對中共制訂《反分裂法》。鏡頭：老人暈倒，小孩啼哭，綁了蝴蝶結的可愛小狗兒們撲來撲去。
10.媒體採訪北京的兩會，記者們跑步進入會場，摔倒了。
11.燈節的燈熄了。
好了，這就是二○○五年三月六日台灣的新聞內容。北京的兩會氣氛究竟怎麼樣？香港的特首下台、政制改變的事有何發展？國際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一件也沒聽見。只好上網，然後才知道：
敘利亞提議要逐步從黎巴嫩撤兵，伊朗聲言要繼續發展核武，好不容易被搶救釋放卻又被美軍槍擊的義大利女記者認為美軍是蓄意射殺，聯合國發表新的報告，估計二○二五年非洲可能有八千九百萬愛滋病患者，北剛果的部落屠殺進行中，莫爾多瓦今天國會大選，但是反對派指控現任總統壟斷媒體，做「置入性行銷」，而且用警察對付反對黨，是最獨裁的民主……
有一個消息，使我眼睛一亮：南美洲的烏拉圭新總統華茲奎茲宣誓就職。
這有什麼稀奇，你說？
左眼看世界
是蠻稀奇的，安德烈。這個新總統是個社會主義者。在烏拉圭的歷史上，這是第一次左派當政。而主持宣誓的國會議長，穆吉卡，在六○年代竟是Tupamaro游擊隊反抗運動的創始人。為了消滅他的游擊隊，一九七二年烏拉圭開始讓軍人掌政，固然消滅了游擊隊，也為烏拉圭帶來十三年的軍事獨裁，被殺害被凌虐或失蹤的人不計其數。穆吉卡也是曾在監獄裡被凌虐的反叛份子。
我讀到這類的消息，感觸是比較深的，安德烈。你是否看見兩個現象：在烏拉圭，恐怖的軍事獨裁結束二十年後，革命家和叛亂者變成了執政者。在本來屬於蘇聯集團的莫爾多瓦，一黨專政走向了民主選舉。時代，似乎真是進步了，不是嗎？
可是你發現，莫爾多瓦的掌權者事實上仍是共產黨，只不過，這個共產黨是透過民主的選舉形式產生出來的。在形式的後面，有媒體的操弄、權力的恐嚇、資源的獨佔壟斷，一切以民主合法的「形式」進行。至於烏拉圭，革命家、改革家、理想主義者一旦掌權，會變出什麼面目？從台灣的經驗來說，我沒有信心。在台灣看到太多墮落的英雄、虛假的民主鬥士、輕易讓權力腐蝕人格破產的改革者和革命家。中共的歷史就更不堪了。
華茲奎茲是個左派──你說「左」是什麼意思？
法國對人類社會的貢獻實在不小。你提到的Buchner的前進思想，就是他在法國留學的時候得到的。法國大革命不只給了歐洲革命的營養，也給了我們「左」和「右」的概念。你們初中課程裡就有政治學，一定知道這「左」和「右」的語詞來源。法國在大革命期間的國會裡，支持王權和貴族的人坐在右邊，主張改革的坐在左邊。調皮的法國人隨便坐坐，就影響了全世界到今天。好玩的是，當初坐在左邊的法國人，事實上大多是資產階級，反對的是王權和貴族，支持的是資本主義和自由貿易，正是今天的某些「左」派所視為毒蛇猛獸的東西。
柏林有個新的左派雜誌在今年二月出版了，雜誌就叫《反柏林》。我想像，如果在北京出個雜誌叫《反北京》或《反中國》？不行，可能有人要被逮捕。那麼在台北出個雜誌叫《反台北》，或者《反台灣》？在香港出版《反香港》？可能都要吃不了兜著走。《反柏林》雜誌和許多左派刊物一樣，對許多議題進行大批判，號召讀者各地串連，參與示威：三月十九日，請大家到布魯塞爾聚集示威遊行，歐盟高峰會議在那裡舉行；五月八日是歐戰結束六十週年，請大家到柏林聚集，反制右派份子的遊行；七月，請大家趕到蘇格蘭，八個工業國高峰會議將在那裡舉行……
左派號召群眾在五月八日到柏林去紀念歐戰結束六十年，有幾條蠻動人的標語： 蘇聯抵抗納粹的戰線有兩千公里長，犧牲了兩千萬人的生命──我們感謝蘇聯紅軍的英勇。
我們感謝所有的地下抵抗者。
我們哀悼所有法西斯和戰爭的被害。
我們要求所有被納粹強徵的勞工得到賠償。
這其實不再是「左派」理念，它已經成為德國的主流觀點。在日本，對比就很尖銳了。也是「終戰」六十週年，曾經被日本侵略的亞洲國家，連一個道歉都還沒得到。日本明顯地缺乏一隻看世界的「左眼」。
可是在今天的中國，你知道嗎？我們說的「左」，在他們是「右」，他們說「右」，其實接近我們的「左」；應該是最「左」的共產主義，今天最「右」，比資本主義還資本主義。所以跟中國人說話，你要特別注意語彙的「魚目混珠」。
理想主義之不可靠
你對「安妮」的階級意識和菁英思維反感，大概有資格被歸到「左」的光譜裡去。我隨便在辭典裡找出一條對「左」的定義，就是：主張平等，強調社會公義，譬如工人權益或者工會權利；比較關切窮人和弱勢的處境，反對民族主義，反對階級和威權，與傳統文化保持距離，對特權和資產階級充滿懷疑。「左」派傾向用「進步」來描繪自己。
如果在一條直線上，你一定要我「選邊站」──站在中間「偏左」還是「偏右」的位置，我萬不得已會選擇「左」。說「萬不得已」是因為，老天，如果說我目睹和親身經歷的二十世紀教了我任何東西的話，那就是：不要無條件地相信理想主義者，除非他們已經經過了權力的測試。一個有了權力而不腐化的理想主義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不曾經過權力測試而自我信心滿滿、道德姿態高昂的理想主義者，都是不可靠的。從毛澤東到眼前台灣政壇上的得意混混，哎，太多了。
我曾經跟德國有名的女性主義作家愛麗斯．許華澤談到這個題目，我說，台灣那麼多「得意混混」，是因為我們的民主太年輕，還在幼稚階段。她大大不同意，說，德國的民主有五十年了，不算幼稚了，但是「混混」更多，包括現任總理施若德。
好啦，最最親愛的，我究竟想跟你說什麼呢？
我實在以你有正義感和是非的判斷力為榮耀，但是我也願你看清理想主義的本質──它是珍貴的，可也是脆弱的，容易腐蝕腐敗的。很多人的正義感、同情心、改革熱情或革命衝動往往來自一種浪漫情懷，但是浪漫情懷從來就不是冷酷現實的對手，往往只是蒙上了一層輕霧的假的美麗和朦朧。我自然希望你的理想主義比浪漫情懷要深刻些。
我不知道該不該和你說這些，更不知十九歲的你會怎麼看待我說的話，但是我想念你，孩子，在這個台北的清晨三點，我的窗外一片含情脈脈的燈火，在寒夜裡細微地閃爍。然而母親想念成長的孩子，總是單向的；充滿青春活力的孩子奔向他人生的願景，眼睛熱切望著前方，母親只能在後頭張望他愈來愈小的背影，揣摩，那地平線有多遠，有多長，怎麼一下子，就看不見了。
你的MM
作者：龍應台 3,1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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